菩薩藏佛教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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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四書大全說|讀四書大全說

讀四書大全說

大學序 一   凡「仁義禮智」兼說處,言性之四德。知字,大端在是非上說。人有人之是非,事有事之是非,而人與事之是非,心裡直下分明,只此是智。胡云峰據朱子解「致知」知字:「 心之神明,所以妙眾理、宰萬物」,釋此智字,大妄。知字帶用說,到才上方有;此智字則是性體。「妙眾理,宰萬物」,在性體卻是義、禮上發底。朱子釋義曰「心之制,事之宜」 ,豈非以「宰萬物」者乎?釋禮曰「天理之節文」,豈非以「妙眾理」者乎?   沈氏之說,特為精當。云「涵」云「具」,分明是個性體。其云「天理動靜之機」,方靜則有是而無非,方動則是非現,則「動靜之機」,即「是非之鑑」也。惟其有是無非,故非者可現;若原有非,則是非無所折衷矣。非不對是,非者非是也。如人本無病,故知其或病或愈。若人本當有病,則方病時亦其恒也,不名為病矣。 二  先王以樂教人,固如朱子說,以調易人性情。抑樂之為道,其精微者既徹乎形而下之器,其度數聲名亦皆以載夫形而上之道;如律度量衡,皆自黃鐘生之類是也。解會及此,則天下之理亦思過半矣。若專以「急不得、緩不得」借為調心之法,將與釋氏參沒意味話頭相似,非聖教也。 三  「書」有識字、寫字兩件工夫。識字便須知六書之旨,寫字卻須端妍合法。合法者,如今人不寫省字之類。註疏家專以六書言,卻遺下了一半。 聖 經 一   緣「德」上著一「明」字,所以朱子直指為心。但此所謂心,包含極大,托體最先,與「正心」心字固別。性是二氣五行妙合凝結以生底物事,此則合得停勻,結得清爽,終留不失,使人別於物之矇昧者也。德者有得之謂,人得之以為人也。繇有此明德,故知有其可致而致之,意有其不可欺而必誠焉,心有所取正以為正,而其所著,發於四肢,見於事業者,則身修以應家國天下矣。明德唯人有之,則已專屬之人。屬之人,則不可複名為性。性者,天人授受之總名也。故朱子直以為心。而以其所自得者則亦性也,故又舉張子「統性情」之言以明之。乃既以應萬事,則兼乎情,上統性而不純乎性矣。   性自不可拘蔽。盡人拘蔽他,終奈他不何,有時還迸露出來。如乍見孺子入井等。即不迸露,其理不失。既不可拘蔽,則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。心便扣定在一人身上,受拘之故。又會敷施翕受,受蔽之故。所以氣稟得以拘之,物慾得以蔽之,而格、致、誠、正亦可施功以復其明矣。 二   朱子「心屬火」之說,單舉一臟,與肝脾肺腎分治者,其亦泥矣。此處說心,則五臟五官,四肢百骸,一切「虛靈不昧」底都在裡面。如手能持等。「虛」者,本未有私慾之謂也。不可云如虛空。「靈」者,曲折洞達而咸善也。尚書靈字,只作善解,孟子所言仁術,此也,不可作機警訓。「不昧」有初終、表裡二義:初之所得,終不昧之;于表有得,里亦不昧。不可云常惺惺。只此三義,「明」字之旨已盡,切不可以光訓「明」。   孟子曰:「日月有明,容光必照焉。」明自明,光自光。如鏡明而無光,火光而不明,內景外景之別也。「明德」只是體上明,到「致知」知字上,則漸繇體達用,有光義矣。 三   「舊染之污」有二義,而暴君之風化、末世之習俗不與焉。大學之道,初不為承亂之君師言也。一則民自少至長,不承德教,只索性流入污下去。一則人之為善,須是日遷,若偶行一善,自恃為善人,則不但其餘皆惡,即此一善,已挾之而成驕陵。故傳云「日新」,云「作新」,皆有更進、重新之意。   新安引書「舊染污俗,咸與惟新」以釋此,則是過泥出處而成滯累。如湯之自銘「日新」也,豈亦染桀之污俗乎?況書云「咸與惟新」,只是除前不究意,與此何干? 四   「必至於是」是未得求得,「不遷」是已得勿失。「止於至善」須一氣讀下,歸重「 至善」一「至」字。言必到至善地位,方是歸宿,而既到至善地位,不可退轉也。朱子以「 不能守」反「不遷」,最為明切。此中原無太過,只有不及。語錄中作無太過不及說,自不如章句之當。蓋既云至善,則終無有能過之者也。   或疑明德固無太過之慮,若新民,安得不以過為防?假令要民為善,教格過密,立法過峻,豈非太過?然使但向事蹟上論,則明德亦將有之。如去私慾而至於絕婚宦,行仁而從井救人,立義而為宰辭粟,亦似太過。不知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誠意以明明德,安得有太過?補傳云「即凡天下之物,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,以求至乎其極」,何等繁重!誠意傳云「如惡惡臭,如好好色」,何等峻切!而有能過是以為功者乎?   新民者,以孝、弟、慈齊家而成教於國,須令國人皆從而皆喻。又如仁人于妨賢病國之人,乃至迸諸四夷,不與同中國。舉賢唯恐不先,退不善唯恐不遠,則亦鰓鰓然惟不及之為憂,安得遽防太過,而早覓休止乎?「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」,是學問中精密之極致;親賢樂利,須漸被于沒世后之君子小人而不窮。柰何訓止為歇息,而棄「至善」至字于不問耶?或問云「非可以私意茍且而為」,盡之矣。 五   「在」云者,言大學教人之目雖有八,其所學之事雖繁重廣大,而約其道則在三者也。大學一篇,乃是指示古之大學教人之法,初終條理一貫之大旨,非夫子始為是書建立科條,以責學者。   章句三「噹」字,是推開論理。張氏曰「在猶當也」,鹵莽甚矣。藉令以此教學者「 當明明德」,亦令彼茫然不知從何處明起。 六   黃氏說「氣稟所拘有分數,物慾所蔽則全遮而昏」。不知物慾之蔽,亦有分數。如淫聲淺而美色深者,則去耳之慾亦易,未全昏也。   曾見魏黨中有一二士大夫,果然不貪。他只被愛官做一段私慾,遮卻羞出幸門一段名義,卻于利輕微,所以財利蔽他不得;而其臨財毋茍得一點良心,也究竟不曾受蔽。此亦分數偏全之不齊也。 七   朱子說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是功效次第,不是工夫節目」。謂之工夫,固必不可。乃所謂功效者,只是做工夫時自喻其所得之效,非如中庸形、著、明、動,逐位各有事實。故又云:「才知止,自然相因而見。」   總之,此五者之效,原不逐段歇息見功,非今日定而明日靜也。自「知止」到「能得 」,徹首徹尾,五者次見而不捨。合而言之,與學相終始;分而言之,格一物亦須有五者之效方格得,乃至平天下亦然。又格一易格之物,今日格之而明日已格,亦然。戒一念之欺,自其念之起,至於念之成,亦無不然。若論其極,則自始教「格物」,直至「明明德于天下 」,自「欲明明德于天下」立志之始,乃至天下可平,亦只於用功處見此五者耳。為學者當自知之。   「知止」是知道者明德新民底全體大用,必要到此方休。節云知止,具云知止於至善。「定」則于至善中曲折相因之致,委悉了當。內不拘小身心意知而喪其用,外不侈大天下國家而喪其體,十分大全,一眼覷定,則定理現,故曰有定。定體立矣。偏曲之學,功利之術,不足以搖之,從此下手做去,更無移易矣。此即從「知止」中得,故曰:「才知止,自然相因而見。」   后四者其相因之速亦然。就此下手做去時,心中更無恐懼疑惑,即此而「心不妄動」 ,是謂之靜。妄動者,只是無根而動。大要識不穩,故氣不充,非必有外物感之。如格一物,正當作如是解,卻無故若警若悟,而又以為不然,此唯定理不見,定志不堅也。若一定不易去做,自然不爾,而氣隨志靜,專于所事以致其密用矣。唯然,則身之所處,物之來交,無不順而無不安,靜以待之故也。如好善如好好色,則善雖有不利,善雖不易好,而無往不安心於好。此隨舉一條目,皆可類推得之。要唯靜者能之,心不內動,故物亦不能動之也。   慮而云「處事精詳」者,所謂事,即求止至善之事也。所以謂之事者,以學者所處之事,無有出於明德新民之外也。才一知當止於至善,即必求至焉;而求止至善,必條理施為,精詳曲至。唯內不妄動,而於外皆順,則條理粲然,無復疏脫矣。不亂于外,故能盡于其中也。   于內有主,于外不疑,條理既得,唯在決行之而已矣。行斯得矣。一日具知,則慮而得可見於一日之閑;終身不捨,則定靜安相養於終身之久要。則定靜安慮相因之際,不無相長之功,而不假更端之力。惟至於得,則篤行之事,要終而亦創始。故或問云「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」,「而止之」三字在能得后。亦明非得之為盡境也。 九   朱子于正心之心,但云「心者身之所主也」,小注亦未有委悉及之者,將使身與意中閑一重本領,不得分明。非曰「心者身之所主也」其說不當,但止在過關上著語,而本等分位不顯,將使卑者以意為心,而高者以統性情者言之,則正心之功,亦因以無實。   夫曰正其心,則正其所不正也,有不正者而正始為功。統性情之心,虛靈不昧,何有不正,而初不受正。抑或以以視、以聽、以言、以動者為心,則業發此心而與物相為感通矣,是意也,誠之所有事,而非正之能為功者也。蓋以其生之於心者傳之於外,旋生旋見,不留俄頃,即欲正之,而施功亦不徹也。   蓋曰「心統性情」者,自其所含之原而言之也。乃性之凝也,其形見則身也,其密藏則心也。是心雖統性,而其自為體也,則性之所生,與五官百骸並生而為之君主,常在人胸臆之中,而有為者則據之以為志。故欲知此所正之心,則孟子所謂志者近之矣。   惟夫志,則有所感而意發,其志固在,無所感而意不發,其志亦未嘗不在,而隱然有一欲為可為之體,于不睹不聞之中。欲修其身者,則心亦欲修之。心不欲修其身者,非供情慾之用,則直無之矣。傳所謂「視不見,聽不聞,食不知味」者是已。夫唯有其心,則所為視、所為聽、所欲言、所自動者,胥此以為之主。惟然,則可使正,可使不正,可使浮寄於正不正之閑而聽命于意焉。不於此早授之以正,則雖善其意,而亦如雷龍之火,無恒而易為起滅,故必欲正其心者,乃能于意求誠。乃于以修身,而及於家、國、天下,固無本矣。   夫此心之原,固統乎性而為性之所凝,乃此心所取正之則;而此心既立,則一觸即知,效用無窮,百為千意而不迷其所持。故大學之道,必於此授之以正,既防閑之使不向于邪,又輔相之使必于正,而無或倚靡無托于無正無不正之交。當其發為意而恒為之主,則以其正者為誠之則。中庸所謂「無惡于志」。當其意之未發,則不必有不誠之好惡用吾慎焉,亦不必有可好可惡之現前驗吾從焉;而恒存恒持,使好善惡惡之理,隱然立不可犯之壁壘,帥吾氣以待物之方來,則不睹不聞之中,而修齊治平之理皆具足矣。此則身意之交,心之本體也;此則修誠之際,正之實功也。故曰「心者身之所主 」,主乎視聽言動者也,則唯志而已矣。 十   朱子說「格物、致知只是一事,非今日格物,明日又致知」,此是就者兩條目發出大端道理,非竟混致知、格物為一也。正心、誠意,亦非今日誠意,明日又正心。乃至平天下,無不皆然,非但格致為爾。   若統論之,則自格物至平天下,皆止一事。如用人理財,分明是格物事等。若分言之,則格物之成功為物格,「物格而後知至」,中閑有三轉折。藉令概而為一,則廉級不清,竟云格物則知自至,竟刪抹下「致」字一段工夫矣。   若云格物以外言,致知以內言,內外異名而功用則一,夫物誠外也,吾之格之者而豈外乎?功用既一,又云「致知在格物」,則豈可云格物在格物,致知在致知也?   今人說誠意先致知,咸云知善知惡而後可誠其意,則是知者以知善知惡言矣。及說格物致知,則又云知天下之物,便是致知。均一致知,而隨上下文轉,打作兩橛,其迷謬有如此者。   至如或問小注所引語錄,有謂「父子本同一氣,只是一人之身份成兩個」為物理,於此格去,則知子之所以孝,父之所以慈。如此迂誕鄙陋之說,必非朱子之言而為門人所假託附會者無疑。天下豈有欲為孝子者,而癡癡呆呆,將我與父所以相親之故去格去致,必待曉得當初本一人之身,而後知所以當孝乎?即此一事求之,便知吾心之知,有不從格物而得者,而非即格物即致知審矣。   且如知善知惡是知,而善惡有在物者,如大惡人不可與交,觀察他舉動詳細,則雖巧于藏奸,而無不洞見;如砒毒殺人,看本草,聽人言,便知其不可食:此固於物格之而知可至也。至如吾心一念之非幾,但有愧於屋漏,則即與跖為徒;又如酒肉黍稻本以養生,只自家食量有大小,過則傷人:此若於物格之,終不能知,而唯求諸己之自喻,則固分明不昧者也。   是故孝者不學而知,不慮而能,慈者不學養子而後嫁,意不因知而知不因物,固矣。唯夫事親之道,有在經為宜,在變為權者,其或私意自用,則且如申生、匡章之陷於不孝,乃藉格物以推致其理,使無纖毫之疑似,而後可用其誠。此則格致相因,而致知在格物者,但謂此也。   天下之物無涯,吾之格之也有涯。吾之所知者有量,而及其致之也不復拘於量。顏子聞一知十,格一而致十也。子貢聞一知二,格一而致二也。必待格盡天下之物而後盡知萬事之理,既必不可得之數。是以補傳云「至於用力之久,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」,初不云積其所格,而吾之知已無不至也。知至者,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」也。則致知者,亦以求盡夫吾心之全體大用,而豈但於物求之哉?孟子曰:「梓匠輪輿,能與人規矩,不能使人巧。」 規矩者物也,可格者也;巧者非物也,知也,不可格者也。巧固在規矩之中,故曰「致知在格物」;規矩之中無巧,則格物、致知亦自為二,而不可偏廢矣。   大抵格物之功,心官與耳目均用,學問為主,而思辨輔之,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學問之事。致知之功則唯在心官,思辨為主,而學問輔之,所學問者乃以決其思辨之疑。「致知在格物」,以耳目資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,非耳目全操心之權而心可廢也。朱門諸子,唯不知此,反貽鵝湖之笑。乃有數字句、匯同異以為學,如朱氏公遷者。嗚呼!以此為致知,恐古人小學之所不暇,而況大學乎?勿軒熊氏亦然。 一一   大學于治國平天下,言教不言養。蓋養民之道,王者自製為成憲,子孫守之,臣民奉之。入官守法,仕者之所遵,而非學者之事,故大學不以之立教。所云厚薄,如論語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之旨,即所謂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」也。其云以推恩之次第言者,非是。 傳第一章

  章句云:「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,而我之所以為德者。」須活看一「即」字。如「性即理也」,倘刪去「即」字,而云「性理也」,則固不可。即者,言即者個物事,非有異也。   當有生之初,天以是命之為性;有生以後,時時處處,天命赫然以臨於人,亦只是此。蓋天無心成化,只是恁地去施其命令,總不知道。人之初生而壯、而老、而死,只妙合處遇可受者便成其化。在天既無或命或不命之時,則在人固非初生受命而後無所受也。   孟子言「順受其正」,原在生后。彼雖為禍福之命,而既已云「正」,則是理矣,理則亦明命矣。若以為初生所受之命,則必凝滯久留而為一物。朱子曰:「不成有一物可見其形象。」又曰:「無時而不發現于日用之閑。」其非但為初生所受明矣。吳季子專屬之有生之初,乃不達朱子之微言。使然,則湯常以心目注想初生時所得,其與參本來面目者,相去幾何耶?   愚于周易尚書傳義中,說生初有天命,向後日日皆有天命,天命之謂性,則亦日日成之為性,其說似與先儒不合。今讀朱子「無時而不發現于日用之閑」一語,幸先得我心之所然。 傳第二章

  君德可言新,於民不可言明。「明明德于天下」,固如朱子所云「規模須如此」,亦自我之推致而言,非實以其明明德者施教於民也。新則曰「作新」,則實以日新之道鼓舞之矣。   明是復性,須在心意知上做工夫。若民,則勿論誠正,即格物亦斷非其所能。新只是修身上,止除卻身上一段染污,即日新矣。故章句釋盤銘,亦曰「舊染之污」。但在湯所謂染污者細,民之所染污者粗。且此亦湯為銘自警之詞,固無妨非有染污而以染污為戒。 傳第三章 一   「敬」字有二義:有所施敬而敬之敬是工夫,若但言敬而無所施,乃是直指心德之體。故先儒言「主敬」,言「持敬」,工夫在「主」、「持」二字上。敬為德體,而非言畏言慎之比。章句云「無不敬」,猶言無不仁,無不義。現成下一「敬」字,又現成統下一「止 」字,故又曰「安所止」,皆贊其已成之德。工夫只在「緝熙」上。「緝熙」者,即章句所謂「常目在之」,傳所謂「日日新,又日新」也。   繇其天理恒明,昏污淨盡,則實理存於心,而莊敬日強。繇其莊敬日強,而欲無不凈,理無不明,則德造其極而無所遷退。此「緝熙敬止」相因之序也。   敬但在心體上說,止則在事上見。仁敬孝慈信,皆「安所止」之事也。緝熙者,明新之功。敬止者,明新之效。熙而緝,則不已於明新,而必止於至善也。無不敬而止之安,則明新不已,而既止於至善矣。實釋「在止於至善」意,吃緊在「緝熙」二字。諸家拈「敬止 」作主者非是。 二   朱子謂恂慄威儀為成就后氣象,拈出極精。其又云「嚴敬存乎中,光輝著乎外」,「 存」字但從中外上與「著」字為對,非若「存心」、「存誠」之「存」,為用力存之也。既云「存乎中」,又云「氣象」,此亦大不易見。唯日近大人君子,而用意觀之,則「存乎中 」者,自有其氣象,可望而知耳。   所以知恂慄之為氣象,而非云存恂慄于中者,以學修之中原有嚴密學修皆有。武毅修之功,不待更詠瑟僩。且詩云「瑟兮僩兮」,「兮」之為義,固為語助,而皆就旁觀者可見可聞,寓目警心上說。如「挑兮達兮」、「侈兮哆兮」、「發兮揭兮」之類,皆是。其藏於密而致存養之功者,不得以「兮」詠歎之。   此「恂慄」字,與上「敬」字略同,皆以言乎已成之德。但彼言敬,看文王處較深遠闊大,在仁敬孝慈信之無貳無懈上說;此以「瑟兮僩兮」詠「恂慄」,專于氣象上相喻耳。   「恂慄」二字,與「威儀」一例,雖俱為氣象之善者,而所包亦廣。「恂慄」而不能 「瑟兮僩兮」者有之矣,唯此君子之「恂慄」為「瑟兮僩兮」,所以為存中氣象之至善。詠學修放此,亦道此君子學修之精密,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,極其至也。止此一氣象,其嚴密武毅者則屬「恂慄」,其宣著盛大者則屬「威儀」。章句兩「貌」字,是合併寫出,一人不容有二貌也。   但其宣著盛大者,多在衣冠舉動上見,衣冠如「襜如也」之類。嚴密武毅則就神情氣魄上見。徒有其威儀,而神情嚴密。氣魄,武毅。或疏或弛,則以知其非根心所生之色,故以「存乎中」言之。然亦有神情氣魄不失有道者之色,而舉動周旋,或脫略而不一中於禮,則其感人者不著不盛,故又須威儀之宣著盛大有以傳之,方是至善。 補 傳凡大全所輯無關疑義者,則不復著說,故第四章傳闕。中庸、論語、孟子如此類者尤多。

  小注謂「已知之理」,承小學說來,此乃看得朱子胸中原委節次不妄處。乃既以小學所習為已知之理,則亦灑掃應對進退之當然,禮樂射御書數之所以然者是也。   以此求之,傳文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」八字,未免有疵。只此灑掃應對進退、禮樂射御書數,約略旁通,已括盡修齊治平之事。自此以外,天下之物,固莫不有理,而要非學者之所必格。若遇一物而必窮之,則或如張華、段成式之以成其記誦詞章之俗儒,或且就翠竹黃花、燈籠露柱索覓神通,為寂滅無實之異端矣。 傳第六章 一

  先儒分致知格物屬知,誠意以下屬行,是通將大學分作兩節。大分段處且如此說,若逐項下手工夫,則致知格物亦有行,誠意以下至平天下亦無不有知。   格致有行者,如人學弈棋相似,但終日打譜,亦不能盡達殺活之機;必亦與人對弈,而後譜中譜外之理,皆有以悉喻其故。且方其迸著心力去打譜,已早屬力行矣。   蓋天下之事,固因豫立,而亦無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。使爾,無論事到身上,繇你從容去致知不得;便盡有暇日,揣摩得十餘年,及至用時,不相應者多矣。如為子而必誠于孝,觸目警心,自有許多痛癢相關處,隨在宜加細察,亦硬靠著平日知道的定省溫清樣子做不得。是故致知之功,非抹下行之之功于不試,而姑儲其知以為誠正之用。是知中亦有行也。   知此,則誠意以下亦有知之之功,亦可知矣。如意才起處,其為善為惡之分界有顯然易別者,夙昔所致之知可見其效,而無待于更審矣。其疑善疑惡,因事幾以決,亦有非夙昔之可豫知者。則方慎之際,其加警省而為分別也,亦必用知。   即以好好色惡惡臭言之。起念好惡時,惺然不昧,豈不屬知?好而求得,惡而求去,方始屬行。世豈有在心意上做工夫,而死守舊聞,一直做去,更不忖度之理?使然,非果敢而窒者,則亦硁硁之小人而已。   大要致知上總煞分明,亦只是大端顯現;研幾審理,終其身而無可輟也。倘云如白日麗天,更無勞其再用照燭,此聖神功化極致之所未逮,而況于學者?而方格致之始,固事在求知,亦終不似俗儒之記誦講解以為格物,異端之面壁觀心以為致知,乃判然置行於他日,而姑少待之也。   知此,則第六章傳章句所云「己所獨知」,第八章傳文所云「知惡」、「知美」之類,皆行中之知,無待紛紜爭誠意之功在致知前、致知后矣。經言先後,不言前後。前後者,昨今之謂也。先後者,緩急之謂也。 二   或問云:「無不好者拒之於內,無不惡者挽之於中。」夫好惡而必聽命于中之所為主者,則亦必有固好者挽之於內,固惡者拒之於中矣。   傳文原非以「毋自欺」為「誠其意」硬地作註腳,乃就意不誠者轉念之弊而反形之。自欺是不誠。若無不誠,亦須有誠。要此誠意之功,則是將所知之理,遇著意發時撞將去,教他吃個滿懷;及將吾固正之心,吃緊通透到吾所將應底事物上,符合穿徹,教吾意便從者上面發將出來,似竹筍般始終是者個則樣。如此撲滿條達,一直誠將去,更不教他中閑招致自欺,便謂之毋自欺也。   傳者只為「誠其意」上更無可下之語,只說誠意已足。故通梢說個「毋自欺」。章句云「毋者禁止之辭」,如今郡縣禁止詞訟,只是不受,非拏著來訟者以刑罰治之也。不然,虛內事外,只管把者意揀擇分派,此為非自欺而聽其發,此為自欺而遏絕之,勿論意發於倉卒,勢不及禁,而中心交戰,意為之亂,抑不能滋長善萌。況乎內無取正之則、篤實之理為克敵制勝之具,豈非張空弮而入白刃乎?經傳皆云「 誠其意」,不云「擇其意」、「嚴其意」,後人蓋未之思耳。   但當未有意時,其將來之善幾惡幾,不可預為擬製,而務于從容涵養,不可急迫迫地逼教好意出來。及其意已發而可知之後,不可強為補飾,以涉于小人之掩著。故待己所及知,抑僅己所獨知之時而加之慎。實則以誠灌注乎意,徹表徹里,徹始徹終,強固精明,非但于獨知而防之也。   慎字不可作防字解,乃縝密詳謹之意。惡惡臭,好好色,豈有所防哉?無不好,無不惡,即是慎。蓋此誠字,雖是用功字,原不與偽字對;偽者,欺人者也。乃與不誠為對;如中庸言「不誠無物」之不誠。不誠則或偽,偽不僅于不誠。不誠者,自欺者也;不誠則自欺,自欺則自體不成,故無物。若偽,則反有偽物矣。總為理不滿足,所以大概說得去、行得去便休。   詩云「何有何亡,黽勉求之」,只為是個貧家,所以扯拽教過。若誠其意者,須是金粟充滿,而用之如流水,一無吝嗇,則更不使有支撐之意耳。此則慎獨為誠意扣緊之功,而非誠意之全恃乎此,及人所共知之後,遂無所用其力也。雖至人所共知,尚有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之時。意中千條百緒,統名為意。   只為意不得誠,沒奈何只索自欺。平常不肯開者自欺一條活路,則發意時所以力致其誠者,當何如敦篤也。故誠意者必不自欺,而預禁自欺者亦誠意之法,互相為成也。 三   惡惡臭,好好色,是誠之本體。誠其意而毋自欺,以至其用意如惡惡臭、好好色,乃是工夫至到,本體透露。將此以驗吾之意果誠與否則可,若立意要如此,而徑以如惡惡臭、如好好色,則直是無下手處。   好好色、惡惡臭者,已然則不可按遏,未然則無假安排,是以得謂之誠。其不爾者,如閹宦之不好色,鼽窒人之不惡臭,豈有所得用其力哉? 四   章句之說,與或問異。看來,或問于傳文理勢較順。傳云「此之謂自謙」,明是指點出誠好誠惡時心體,非用功語。章句中「務」字、「求」字,于語勢既不符合,不如或問中 「既如此矣」「則庶乎」七字之當。或問雖有「而須臾之頃,纖芥之微,唸唸相承,無少閑斷 」一段,自以補傳意之所必有,非於此始著力,如章句「務決去,求必得」之吃緊下工夫也。其云「內外昭融,表裡澄徹」,正是自謙時意象;而心正身修,直自謙者之所得耳。如此,則「故君子」一「故」字亦傳遞有因,不爾,亦鶻突不分明矣。此文勢順不順之分也。   若以理言,章句云「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,好善則如好好色」,所謂使者,制之於此而彼自聽令乎?抑處置有權而俾從吾令乎?若制之於此而彼自聽令,是亦明夫非「決去、求得」之為功矣。如處置有權而「務決去之」,「求必得之」,竊恐意之方發,更不容人逗留而施其挾持也。   且求善去惡之功,自在既好既惡之餘,修身之事,而非誠意之事。但云好好色、惡惡臭,則人固未有務惡惡臭、求好好色之理。意本不然而強其然,亦安得謂之誠耶?   子夏入見聖道之時,非不求必得也。而唯其起念之際,非有根心不已之誠,意根心便是誠。則出見紛華而意移。繇此言之,求必得者,固不能如好好色矣。   章句為初學者陷溺已深,尋不著誠意線路,開此一法門,且教他有入處。若大學徹首徹尾一段大學問,則以此為助長無益之功,特以「毋自欺」三字示以警省反觀之法,非扣緊著好惡之末流以力用其誠也。   唯誠其意而毋自欺,則其意之好善惡惡也,如惡惡臭,如好好色,無乎不誠,而乃可謂之自謙。故君子必慎其獨,以致其誠之之功焉。本文自如此說,固文順而理安也。   「自謙」云者,意誠也,非誠其意也。故或問以「內外昭融」一段,接遞到心正身修上,與經文「意誠而後心正」二句合轍,而非以釋經文「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」之旨。此之不察,故難免於惑亂矣。   小注中有「要自謙」之語,須活看。若要自謙,須慎獨,須毋自欺,須誠其意。不然,雖欲自謙,其將能乎? 五   「自欺」、「自謙」一「自」字,章句、或問未與分明拈出。或問云「茍焉自欺,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」,將在意上一層說,亦微有分別。此自字元不與人相對。其立一欺人以相對者,全不惺忪之俗儒也,其謬固不待破。且自欺既爾,其于自謙也,亦可立一謙人之名以相形乎?   不爾,則必以意為自。雖未見有顯指意為自者,然夫人胸中若有所解,而憚出諸口,則亦曰意而已矣。茍以意為自,則欺不欺,慊不慊,既一意矣,毋自欺而自謙,又別立一意以治之,是其為兩意也明甚。若云以後意治前意,終是亡羊補牢之下策。過後知悔,特良心之發見,而可云誠意而意誠哉?況其所發之意而善也,則已早無所欺矣;如其所發而不善也,此豈可使之謙焉快足者乎?   今以一言斷之曰:意無恒體。無恒體者,不可執之為自,不受欺,而亦無可謙也。乃既破自非意,則必有所謂自者。此之不審,茍務深求,於是乎「本來面目」、「主人翁」、 「無位真人」,一切邪說,得以乘閑惑人。聖賢之學,既不容如此,無已,曷亦求之經、傳乎?則愚請破從來之所未破,而直就經以釋之曰:所謂自者,心也,欲修其身者所正之心也。蓋心之正者,志之持也,是以知其恒存乎中,善而非惡也。心之所存,善而非惡。意之已動,或有惡焉,以陵奪其素正之心,則自欺矣。意欺心。唯誠其意者,充此心之善,以灌注乎所動之意而皆實,則吾所存之心周流滿愜而無有餒也,此之謂自謙也。意謙心。   且以本傳求之,則好好色、惡惡臭者,亦心而已。意或無感而生,如不因有色現前而思色等。心則未有所感而不現。如存惻隱之心,無孺子入井事則不現等。好色惡臭之不當前,人則無所好而無所惡。雖妄思色,終不作好。意則起念於此,而取境于彼。心則固有焉而不待起,受境而非取境。今此惡惡臭、好好色者,未嘗起念以求好之惡之,而亦不往取焉,特境至斯受,因以如其好惡之素。且好則固好,惡則固惡,雖境有閑斷,因伏不發,而其體自恒,是其屬心而不屬意明矣。   傳之釋經,皆以明其條理之相貫,前三章雖分引古以征之,第四章則言其相貫。故下云「誠中形外」、「心廣體胖」,皆以明夫意為心身之關鑰,意居心身之介,此不可泥經文為次。而非以戒欺求謙為誠意之實功。藉云戒欺求謙,則亦資以正其心,而非以誠其意。故章末云: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」猶言故欲正其心者,必誠其意。以心之不可欺而期于謙,則不得不誠其意,以使此心終始一致,正變一揆,而無不慊于其正也。即中庸所謂「無惡于志」。   夫唯能知傳文所謂自者,則大義貫通,而可免於妄矣。故亟為顯之如此,以補先儒之未及。 六   小人之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」,固不可謂心之能正,而亦心之暫欲正者也。特其意之一于惡,則雖欲使其暫欲正之心得附於正而終不能。以此推之,則君子之慾正其心者,意有不誠,雖欲恃其素正而無不正,其終不能亦審矣。故君子欲正其心,必慎其獨。   「閑居」,獨也。「無所不至」,不慎之下流也。「如見其肺肝」者,終無有諒其忸怩知愧之心,而心為意累,同入于惡而不可解也。   今以掩著為自欺欺人,跡則似矣。假令無所不至之小人,並此掩著之心而無之,是所謂「笑罵繇他笑罵,好官任我為之」者,表裡皆惡,公無忌憚,而又豈可哉?蓋語君子自盡之學,則文過為過之大,而論小人為惡之害,則猶知有君子而掩著,其惡較輕也。   總以此一段傳文,特明心之權操于意,而終不與上「自欺」、「自謙」相對。況乎欺之為義,謂因其弱而陵奪之,非掩蓋和哄之謂。如石勒言「欺人孤兒寡婦」,豈和哄人孤兒寡婦耶?厭然掩著,正小人之不敢欺君子處。藉不掩不著,則其欺陵君子不更甚乎?小人既非欺人,而其志於為惡者,求快求足,則尤非自欺。則朱子自欺欺人之說,其亦疏矣。 七   三山陳氏謂心為內,體為外,繇心廣故體胖。審爾,則但當正心,無問意矣。新安以心廣體胖為誠意者之形外,其說自正。   若不細心靜察,則心之為內也固然。乃心內身外,將位置意於何地?夫心內身外,則意固居內外之交。是充繇內達外之說,當繇心正而意誠,意誠而身修,與經文之序異矣。今既不爾,則心廣亦形外之驗也。心廣既為形外之驗,則於此言心為內者,其粗疏不審甚矣。   蓋中外原無定名,固不可執一而論。自一事之發而言,則心未發,意將發,心靜為內,意動為外。又以意之肖其心者而言,則因心發意,心先意后,先者為體于中,後者發用於外,固也。   然意不盡緣心而起,則意固自為體,而以感通為因。故心自有心之用,意自有意之體。人所不及知而己所獨知者,意也。心則己所不睹不聞而恒存矣。乃己之睹聞,雖所不及而心亦在。乃既有其心,如好惡等,皆素志也。則天下皆得而見之,是與夫意之為人所不及知者較顯也。故以此言之,則意隱而心著,故可云外。   體胖之效,固未必不因心廣,而尤因乎意之已誠。若心廣之形焉而見效者,則不但體胖也。禹「惡旨酒而好善言」,武王「不泄邇,不忘遠」,其居心之遠大而無拘累,天下後世皆具知之,豈必驗之於體之胖哉?小人之為不善而人見其肺肝,亦心之形見者也。不可作意說。故形於外者,兼身心而言也。 八   「十目所視」一段,唯云峰胡氏引中庸「莫見乎隱」一節以證此,極為吻合。章句謂此承上文而言。乃上文所引小人之為不善,特假以征誠中形外之旨,而業已以「故君子慎其獨也」一句結正之,則不復更有餘意。慎獨之學,為誠意者而發,亦何暇取小人而諄諄戒之耶?   且小人之掩著,特其見君子則然耳,若其無所不至,初不畏天下之手目也。況為不善而無所不至矣,使其能逃天下之手目,亦復何補?「何益」云者,言掩著之心雖近於知恥,而終不足以蓋其愆,豈以幸人之不知為有益哉?既非幸人之不知為有益,則手目之指視,不足為小人戒也。   且云「無所不至」,則非但有其意,而繁有其事矣,正萬手萬目之共指共視,而何但於十?藉云「閑居」者獨也,固人所不及知也;則夫君子之慎獨也,以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,故其幾尚托于靜,而自喻最明。若業已為十目十手之所指視,則人皆知之矣,而何名為獨?凡此皆足以征章句之疏矣。   中庸云「莫見乎隱,莫顯乎微」,謂君子之自知也。此言十目十手,亦言誠意者之自知其意。如一物於此,十目視之而無所遁,十手指之而無所匿,其為理為欲,顯見在中,纖毫不昧,正可以施慎之之功。故曰:「其嚴乎!」謂其尚於此而謹嚴之乎!能致其嚴,則心可正而身可修矣。其義備中庸說中,可參觀之。 傳第七章 一   程子謂「忿懥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,非是要無此數者,只是不以此動其心」,乃探本立論,以顯實學,非若後人之逐句求義而不知通。   不動其心,元不在不動上做工夫。孟子曰:「不動心有道。」若無道,如何得不動?其道固因乎意誠,而頓下處自有本等當盡之功,故程子又云:「未到不動處,須是執持其志。」不動者,心正也;執持其志者,正其心也。大全所輯此章諸說,唯「執持其志」四字分曉。朱子所稱「敬以直內」,尚未與此工夫相應。   逐句求義者見傳云「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」,必疑謂無所忿懥而後得其正。如此戲論,朱子亦既破之矣,以其顯為悖謬也。而又曰「湛然虛明,心如太虛,如鏡先未有象,方始照見事物」,則其所破者用上無,而其所主者體上無也。體用元不可分作兩截,安見體上無者之賢于用上無耶?況乎其所謂「如一個鏡,先未有象」,虛明之心固如此矣。即忿懥等之 「不得其正」者,豈無事無物時,常懷著忿懼樂患之心?天下乃無此人。假令有無可忿目前而心恒懊惱,則亦病而已矣。是則「不得其正」者,亦先未有所忿懥,而因所感以忿懥耳。若其正者則樂多良友,未得其人而展轉愿見;憂宗國之淪亡,覆敗無形,而耿耿不寐,亦何妨于正哉?   又其大不可者,如雲「未來不期,已過不留,正應事時不為繫縛」,此或門人增益朱子之言,而非定論。不然,則何朱子顯用佛氏之邪說而不恤耶?佛氏有「坐斷兩頭,中閑不立」之說,正是此理。彼蓋謂大圓智鏡,本無一物,而心空及第,乃以隨緣赴感,無不周爾。迨其末流,不至於無父無君而不止。大學之正其心以修齊治平者,豈其然哉?既欲其虛矣,又欲其不期、不留而不繫矣,則其於心也,但還其如如不動者而止,而又何事于正   故釋氏之談心,但云明心、了心、安心、死心,而不言正。何也?以茍欲正之,則已有期、有留、有系,實而不虛也。今有物於此,其位有定向,其體可執持,或置之不正而後從而正之。若窅窅空空之太虛,手挪不動,氣吹不移,則從何而施其正?且東西南北,無非太虛之位,而又何所正耶?   用「如太虛」之說以釋「明明德」,則其所爭,尚隱而難見。以此言「明」,則猶近老氏「虛生白」之旨。以此言「正心」,則天地懸隔,一思而即知之矣。故程子直以孟子持志而不動心為正心,顯其實功,用昭千古不傳之絕學,其功偉矣。   孟子之論養氣,曰「配義與道」。養氣以不動心,而曰「配義與道」,則心為道義之心可知。以道義為心者,孟子之志也。持其志者,持此也。夫然,而後即有忿懥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,而無不得其正。何也?心在故也。而耳目口體,可得言修矣。此數句正從傳文反勘出。   傳者於此章,只用半截活文,寫出一心不正、身不修之象,第一節心不正之象。以見身心之一貫。故章首云「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」,章末云「此謂修身在正心」,但為兩「在」字顯現條理,以見欲修其身者,不可竟於身上安排,而大學正心之條目,非故為迂玄之教。若正心工夫,則初未之及,誠意修身等傳,俱未嘗實說本等工夫。固不以無所忿懥云云者為正之之功,而亦不以致察於四者之生,使不以累虛明之本體為正也。   夫不察則不正,固然矣。乃慮其不正而察之者,何物也哉?必其如鑒如衡而後能察,究竟察是誠意事。則所以能如鑒如衡者,亦必有其道矣。故曰「不動心有道」也。   蓋朱子所說,乃心得正後更加保護之功,此自是誠意以正心事。而非欲修其身者,為吾身之言行動立主宰之學。故一則曰「聖人之心瑩然虛明」,一則曰「至虛至靜,鑒空衡平」,終於不正之繇與得正之故,全無指證。則似朱子於此「心」字,尚未的尋落處,不如程子全無忌諱,直下「志」字之爲了當。此「心」字在明德中,與身、意、知各只分得一分,不可作全體說。若云至虛至明,鑒空衡平,則只消說個正心,便是明明德,不須更有身、意、知之妙。其引伸傳文,亦似誤認此章實論正心工夫,而於文義有所不詳。蓋刻求工夫而不問條理,則將並工夫而或差矣。   今看此書,須高著眼,籠著一章作一句讀,本文「所謂」、「此謂」,原是一句首尾。然後知正心工夫之在言外,而不牽文害義,以虛明無物為正。則程子之說,雖不釋本文,而大義已自無遺。傳蓋曰:所謂「修身在正其心」者,以凡不能正其心者,一有所忿懥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,則不得其正矣,意不動尚無敗露,意一動則心之不正者遂現。唯其心不在也。持之不定,則不在意發處作主。心不在焉,而不見、不聞、不知味,則雖欲修其身而身不聽,此經所謂「修身在正其心」也。釋本文。   「不得其正」,心不正也,非不正其心。「不見」、「不聞」、「不知味」,身不受修也,非身不修也。「心不在」者,孟子所謂「放其心」也。「放其心」者,豈放其虛明之心乎?放其仁義之心也。   蓋既是虛虛明明地,則全不可收,更於何放?止防窒塞,無患開張。故其不可有者,留也、期也、系也。留則過去亦在,期則未來亦在,系則現前亦在。統無所在,而後心得其虛明,佛亦不作。何以又云「心不在焉」,而其弊如彼乎?朱子亦已明知其不然,故又以操則存、求放心、從大體為征。夫操者,操其存乎人者仁義之心也;求者,求夫仁人心、義人路也;從者,先立夫天之所與我者也。正其心於仁義,而持之恒在,豈但如一鏡之明哉?惜乎其不能暢言之於章句,而啟後學之紛紜也! 二   切須知以何者為心,不可將他處言心者混看。抑且須知忿懥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之屬心與否。以無忿懥等為心之本體,是「心如太虛」之說也,不可施正,而亦無待正矣。又將以忿懥等為心之用,則體無而用有,既不相應。如鏡既空,則但有影而終無光。且人之釋心意之分,必曰心靜而意動,今使有忿懥等以為用,則心亦乘于動矣。只此處從來不得分明。   不知大學工夫次第,固云「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」,然煞認此作先後,則又不得。且如身不修,固能令家不齊;乃不能齊其家,而過用其好惡,則亦身之不修也。況心之與意,動之與靜,相為體用,而無分于主輔,故曰「動靜無端」。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,而心茍不正,則其害亦必達于意,而無所施其誠。   凡忿懥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,皆意也。不能正其心,意一發而即向于邪,以成乎身之不修。此意既隨心不正,則不復問其欺不欺、慊不慊矣。若使快足,入邪愈深。故愚謂意居身心之交,八條目自天下至心,是步步向內說;自心而意而知而物,是步步向外說。而中庸末章,先動察而後靜存,與大學之序並行不悖。則以心之與意,互相為因,互相為用,互相為功,互相為效,可云繇誠而正而修,不可云自意而心而身也。心之為功過於身者,必以意為之傳送。 三   朱子說「鑒空衡平之體,鬼神不得窺其際」,此語大有病在。南陽忠國師勘胡僧公案,與列子所紀壺子事,正是此意。凡人心中無事,不思善,不思惡,則鬼神真無窺處。世有猜棋子戲術,握棋子者自不知數,則彼亦不知,亦是此理。此只是諺所云「陰陽怕懵懂」,將作何用,豈可謂之心正?心正者,直是質諸鬼神而無疑。若其光明洞達,匹夫匹婦亦可盡見其心,豈但窺其際也而已哉? 四   「仰面貪看鳥,回頭錯應人」,恁般時,心恰虛虛地,鬼神亦不能窺其際,唯無以正之故也。不然,豈杜子美於鳥未到眼時,預期一鳥而看之;鳥已飛去後,尚留一鳥于胸中;鳥正當前時,並將心繫著一鳥乎?唯其無留、無期、無系,適然一鳥過目,而心即趨之,故不覺應人之錯也。   正心者,過去不忘,未來必豫,目前無絲毫放過。則雖有忿懥、恐懼、好樂、憂患,而有主者固不亂也。 傳第八章 一   或問之論敖惰,足破群疑。但朱子大概說待物之理,而此傳之旨,乃以發修身、齊家相因之理。則在家言家,而所謂「泛泛然之涂人」與夫求見之孺悲,留行之齊客,固非其類。   又「親愛」以下五者,亦比類而相反。敖惰者畏敬之反,賤惡者親愛、哀矜之反。各有所反,則親愛、哀矜者,其或在所敖惰也有矣。敖者,亢敖自尊而卑之也。惰者,適意自便而簡之也。敖必相與為禮時始見,如扶杖而受卑幼之拜是已。惰則閑居治事,未與為禮時乃然,雖過吾前,不為改容也。此則一家之中,繁有其人,亦繁有其時,外之家臣僕隸,大夫而後可云家。內則子孫群從,日侍吾前者皆是也。然使其辟,則自處過亢而情不下接,有所使令,亦憚其尊嚴而不敢自白,則好不知惡,惡不知美,自此積矣。是身之不修,家緣不齊之一端也。   凡釋字義,須補先儒之所未備,逐一清出,不可將次帶過。一部十三經,初無一字因彼字帶出混下者。如此章「親愛」等十字,其類則五,而要為十義。親者相洽相近之謂,愛則有護惜而愿得之意。已得則護惜,未得則愿得。孟子云「彼以愛兄之道來」,不可云親兄;以「鬱陶思君」之言有護念而愿見之意。畏者畏其威,敬者敬其儀。畏存乎人,敬盡乎己。父兼畏敬,母兄唯敬。哀則因其有所喪而悼之,矜則因其未足以成而憐之。喪則哀,病不成人則矜。賤以待庸陋,惡以待頑惡。近取之家,自不乏此十種。敖惰前已釋。或以人別,或以事別,其類則有五,其實凡十也。 二   好知惡,惡知美,知子之惡,知苗之碩,要未可謂身修,未可謂家齊,亦不可以務知之明為修其身、齊其家之功。修身在於去辟,無所辟而後身修。若齊家之功,則教孝、教弟、教慈,非但知之,而必教之也。   唯身之有辟,故隨其辟以為好惡,須玩本文一「故」 字。而教之失宜。如其無辟,則于身取則,而自有以洞知人之美惡。知其如此者之為不孝、不弟、不慈,則嚴戒之得矣。知其如此者之為能孝、能弟、能慈,則獎掖之得矣。故章句著「所以」二字。「所以」云者,于以為立教之本而利用之也。   到知美知惡,大要著力不得。假令好而欲知其惡,惡而欲知其美,其起念已矯揉不誠。強制其情而挾術以為譏察,乃欲如吳季子所云鏡明衡平者,亦萬不可得之數。故傳意但于辟不辟上致克治之功。此以外製內之道,親愛等見於事,故屬外。知與好惡屬內。自與正心殊科。   蓋所謂修身者,則修之於言行動而已。繇言行動而內之,則心意知為功,乃所以修身之本,而非於身致修之實。知美知惡,自致知事。好惡,自正心事。而人終日所言、所行、所動,必因人因事而發,抑必及於物;而受之者,則所親愛、賤惡、畏敬、哀矜、敖惰者是已。君子而入大學,則固非憂患困窮,避世土室者之所可例,又豈至如浮屠之棄家離俗,杜足荒山,習四威儀於人所不接之地也與?故列數所施之地,以驗其言行動辟與不辟之實。然則修其身而使不辟者,必施之得宜,而非但平情以治其好惡,此自正心誠意事。如吳季子鏡衡之說,內求之心知而略于身,外求之物理而內失己也。   才有所辟,言必過言,行必過行,動必過動。抑言有過言,行有過行,動有過動,而後為用情之辟。辟者偏也,非邪也。邪生心而偏在事。非施之言行動而何以云辟哉?故修身者,修其言行動之辟也。   欲得不辟,須有一天成之矩為之範圍,為之防閑,則禮是已。故曰「非禮不動,所以修身也」。「齊明」是助修,「非禮不動」乃是正修。禮以簡束其身,矯偏而使一于正,則以此準己之得失者,即以此而定人之美惡,不待於好求惡,于惡求美,而美惡粲然,無或蔽之矣。此修身所以為齊家之本。舍是,則雖欲平情以齊其家,不可得也。   親愛、賤惡、畏敬、哀矜、敖惰而云「其所」,乃以謂身之所施,而非言情之所發。或問「今有人焉」一段,亦甚深切著明矣。惜乎門人之不察,求之於情而不求之於事,徒區區于愛最易偏,辨平情之次第,入荊棘而求蹊徑,勞而無益久矣! 三   有所當言,因親愛而黷,因畏敬而隱,因賤惡而厲,因哀矜而柔,因敖惰而簡;有所當行,因親愛而荏,因畏敬而葸,因賤惡而矯,因哀矜而沮,因敖惰而吝;于其動也,因親愛而媟,因畏敬而餒,因賤惡而暴,因哀矜而靡,因敖惰而驕:皆身之不修也。   君子所貴乎道者,鄙倍、暴慢、淫匿之不作,雖因親疏貴賤賢不肖而異施,亦何辟之有哉?如是,方是修身。若但云平情如衡,則茍所當致其親愛者,雖極用其親之愛之之心,如舜之於象,亦未為辟,敬畏等放此。豈酌彼損此,漫無差等,抑所有餘以就不足之得為齊哉?唯然,故身不修而欲齊其家,必不可也。 傳第九章 一   章句「立教之本」云云,亦但從性情會通處,發明家國之一理,以見教家之即以教國耳。「識端推廣」,乃朱子從言外衍說,非傳意所有。緣恐人將孝弟慈說得太容易,以為不待學而自能,竟同處子之不學養子一例,故補此一說,見教家教國,理則一而分自殊;事之已殊,有不待推而不可者。   其云「立教之本」,即指上孝弟慈,金仁山之說為近。所云本者,以家國對勘:教家者教國之本,孝弟慈者事君、事長、使眾之本也。唯其不假強為,則同命于天,同率于性,天理流行,性命各正,非僅可通於家而不可行於國也。唯養子不待學,則使眾亦不待別有所學,而自無不可推矣。故立教之本,有端可識,而推廣無難也。   章句恰緊在一「耳」字,而朱子又言「此且未說到推上」,直爾分明。玉溪無端添出明德,仁山以「心誠求之」為推,皆是胡亂忖度。「心誠求之」元是公共說的,保赤子亦如此,保民亦如此。且此但言教而不言學。一家之教,止教以孝于親、弟于長、慈于幼,何嘗教之以推?所謂推者,乃推教家以教國也,非君子推其慈於家者以使國之眾也。   所引書詞,斷章立義。但據一「如」字,明二者之相如;而教有通理,但在推廣,而不待出家以別立一教。認章句之旨不明,乃謂君子推其慈家之恩以慈國,其于經傳「齊」「 治」二字何與,而傳文前後六「教」字,亦付之不問。小儒見杌驚鬼,其瞀亂有如此者,亦可嘆也已! 二   徑以孝弟慈為「明明德」者,黃氏之邪說也。朱門支裔,背其先師之訓,淫于鵝湖者,莫此為甚。其始亦但牽枝分段,如今俗所謂章旨者,而其悖遂至於是。王陽明疑有子支離,只欲將仁與孝弟並作一個。若論孝弟慈之出於天性,亦何莫非「明德」?盡孝、盡弟、盡慈,亦何不可云「明明德」?而實則不然。如廿一史所載孝友、獨行傳中人物,乃至王祥、李密一流,不可云他孝弟有虧欠在;而其背君趨利,詎便可許之為克明其德?   至如所云「天明地察」,則又不可以此章所言孝者例之。此但據教家教國而言,則有七八分帶得過,而君子之教已成。故曰:「敬敷五教在寬。」且不敢遽責其為王祥、李密,而況其進焉者乎?   明明德之事,經文所云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、修身,缺一不成,章句已分明言之。倘必待格致誠正之已盡,而後可云孝子、弟弟、慈長,則即令堯、舜為之長,取一家之人,戒休董威之,且沒世而不能。如但以保赤子之慈,而即可許之明明德,則凡今之婦嫗,十九而明其明德矣。   于德言明,於民言新,經文固自有差等。陸、王亂禪,只在此處,而屈孟子不學不慮之說以附會己見,其實則佛氏呴呴嘔嘔之大慈大悲而已。聖賢之道,理一分殊,斷不以乳媼推干就濕、哺乳嚼粒之恩為天地之大德。故朱子預防其弊,而言識、言推,顯出家國殊等來。家國且有分別,而況于君德之與民俗,直是萬仞壁立,分疆畫界。比而同之,亂天下之道也。 三   程子所云「慈愛之心出於至誠」,乃以引伸養子不待學之意,初不因傳文「誠求」「 誠」字而設。凡母之於子,性自天者,皆本無不誠,非以「誠」字為工夫語。吳季子無端蔓及誠意,此如拈字酒令,搭著即與安上,更不顧理。學者最忌以此種戲心戲論窺聖賢之旨。如母之於赤子,豈嘗戒欺求謙,慎其獨知,而後知保哉?   誠之為說,中庸詳矣。程子所云「出於至誠」者,「誠者天之道也」。天以是生人。「誠其意」者,「誠之者人之道也」。須擇善而固執。天道不遺于夫婦,人道則唯君子為能盡之。若傳文「心誠求之」之「誠」,則不過與「茍」字義通。言「心」言「求」,則不待言「誠 」而其真實不妄自顯矣。   經傳之旨,有大義,有微言,亦有相助成文之語。字字求義,而不顧其安,鮮有不悖者。況此但據立教而言,以明家國之一理。家之人固不能與于誠意之學,矧國之人萬有不齊,不因其固有之良,導之以易從之功,而率之與講靜存動察之學,不亦傎乎!   若云君子之自誠其意者,當以母之保子為法,則既非傳者之本意;而率入大學之君子,相與呴呴嘔嘔以求誠,「好仁不好學,其蔽也愚」,此之謂夫!故戲論之害理,劇于邪說,以其似是而非也。 四   機者發動之繇,只是動於此而至於彼意,要非論其速不速也。國之作亂,作亂自是分爭草竊,非但不仁不讓而已也。非一人之甫為貪戾而即然。且如無道如隋煬帝,亦延得許久方亂;漢桓帝之後無靈帝,黃巾之禍亦不如是之酷。且傳文此喻,極有意在。如弩機一發,近者亦至之有準,遠者亦至之有準,一條驀直去,終無迂曲走移。一人貪戾,則近而受之者家,遠而受之者國,其必至而不差,一也。   矢之中物,必有從來。仁讓作亂之成於民,亦必有從來。如雲禮達分定,則民易使,實是上之人為達之而為定之,豈但氣機相感之浮說乎?一家之仁讓,非自仁自讓也,能齊其家者教之也。教成於家而推以教國者,即此仁讓,而國無不興焉。蓋實恃吾教仁教讓者以為之機也。若但以氣機感通言之,則氣無畛域,無頓舍,直可云身修而天下平矣。   大學一部,恰緊在次序上,不許人作無翼而飛見解。吳季子「瞬息不留」之淫詞,為害不小。既瞬息不留,則一念初起,遍十方界,所有眾生,成佛已竟,何事言修、言齊、言治、言平之不已哉? 五   韋齊[齋]云「有諸己不必求諸人,無諸己不必非諸人」,斷章取義,以明君子自治之功則然。子曰「攻其惡,無攻人之惡」,要為修慝者言之爾。蓋明德之功而未及於新民也。經云:「欲治其國者,先齊其家。」既欲治其國矣,而可不必求,不必非乎?但有諸己者與求諸人者,無諸己者與非諸人者,亦自有淺深之不同。如舜之事父母,必至於「烝烝乂不格奸」,而後自謂可以為人子。其求于天下之孝者,亦不過服勞奉養之不匱而已。   細為分之,則非但身之與國,不可以一律相求,即身之於家,家之於國,亦有厚薄之差。曾子固不以己之孝責曾元,而天子使吏治象之國,亦不概施夫異姓不韙之諸侯也。故曰理一而分殊。然原其分殊,而理未嘗不一,要以帥人而後望人之從,其道同也。故在家無怨者,在邦亦無怨也。 傳第十章 一   第十章傳,且俱說治國,故云「有國者不可以不慎」,云「得眾則得國」,云「此謂國不以利為利」。潔矩之道、忠信之德、外末內本、以財發身、見賢先舉、遠退不善,凡此皆治國之大經,而可通之於天下者也。若平天下之事,則自有命德討罪、制禮作樂之大政,要亦可以此通之。而其必待推者,傳所未及,且[則]所謂「文武之政,布在方策」,而非入學者所預習也。   先儒未能推傳意之所未及,而以體經文言「天下平」不言「平天下」之旨,竟於此傳言「天下」,則似治國之外,別無平天下之道。既不順夫理一分殊之義,而抑不察夫古之天下為封建,故國必先治;今之天下為郡縣,故不須殊直隸于司道;固難以今之天下統為一國者,為古之天下釋。孟子論世之說,真讀書者第一入門法。惜乎朱子之略此也!   自秦以後,有治而無平,則雖有王者起,亦竟省下一重事業。唯其然,是以天下終不易平。即以聖神之功化蒞之,亦自難使長鞭之及馬腹。今以說古者大學之道,那得不還他層次,以知三代有道之長,其規模如彼哉? 二   「是以君子有潔矩之道」,須于教孝、教弟、教慈之外,別有一教之之道在。章句云 「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」云云,「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,推以度物」,明分兩折。而所謂潔矩者,自與藏身之恕不同。所云「毋以使下」、「毋以事上」云者,與「勿施於人」,文似而義實殊也。   唯東陽許氏深達此理,故云:「天下之大,此句有病。兆民之眾,須有規矩制度,使各守其分,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,品量位置以為之限。」則明乎君子以潔矩之道治民,而非自潔矩以施之民也。朱子「交代官」、「東西鄰」之說,及周陽繇、王肅之事,皆且就潔矩上體認學問,姑取一人之身以顯潔矩之義,而非以論潔矩之道。   齊家之教,要于老老、長長、恤孤,而可推此以教國矣。乃國之於家,人地既殊,理勢自別,則情不相侔,道須別建。雖其心理之同,固可類通,而終不能如家之人,可以盡知其美惡以因勢而利導之。乃君子因其理之一,而求之於大公之矩,既有以得其致遠而無差者,則不患夫分之懸殊,而困於美惡之不知,使教有所不行也。   一國之人,為臣為民,其分之相臨,情之相比,事之相與,則上下、左右、前後盡之矣。為立之道焉,取此六者情之所必至、理之所應得者,以矩潔之,使之均齊方正,厚薄必出於一,輕重各如其等,則人得以消其怨尤,以成孝弟慈之化,而國乃治矣。其授之以可以盡孝弟慈之具,則朱子所謂「仰足事,俯足育」者,固其一端;而為之品節位置,使人皆可共率繇夫君子之教者,則必東陽所謂「規矩制度」者,而後為治道之全也。   唯然,則一國之人雖眾,即不孤恃其教家者以教國,而實則因理因情,變通以成典禮,則固與齊家之教相為通理,而推廣固以其端矣。矩之既潔,則君子使一國之人並行于恕之中,而上下、前後、左右無不以恕相接者,非但君子之以恕待物而國即治也。   若傳所謂內德外財,則是[非]爭鬥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;愛賢惡不肖,為嚴放流之法,而不使媢疾者得以病有技、彥聖之人:要皆品節斯民,限以一程之法,使相胥而共繇于矩之中者也。   齊家恃教而不恃法,故立教之本不假外求。治國推教而必有恒政,故既以孝弟慈為教本,而尤必通其意於法制,以旁行於理財用人之中,而納民于清明公正之道。故教與養有兼成,而政與教無殊理。則大學之道,所以新其民者,實有以範圍之於寡過之地,不徒恃氣機之感也。此則以治其國,而推之天下亦無不可矣。 三   周陽繇、王肅所以能爾者,自是亂世事,此固不足道。如叔孫通所草漢儀,蕭何所制漢法,何嘗從大公之矩潔得整齊?固原留一滲漏,教郡守、教尉可以互相陵傲。而繇則以武帝為之君,又施劫奪之教,而好人所惡,如何不教成他胡亂?若伯鯀只一方命圮族,以惡于下者事上,方命。惡于上者使下,圮族。便迸諸四夷,則虞廷上下,交好於仁讓之中,如繇、肅者,豈得以肆其志哉?   故治國之道,須畫一以立潔矩之道。既不可全恃感發興起,以致捍格於不受感之人;而或問謂「潔矩必自窮理正心來」,一皆本自新者以新民,則傲很茍不如伯鯀者,亦可教而不待刑也。周陽繇便教不入,若王肅自可教。 四   民之所好,民之所惡,矩之所自出也。有潔矩之道,則已好民之好,惡民之惡矣。乃 「所惡于上,毋以使下」,則為上者必有不利其私者矣;「所惡于下,毋以事上」,則為下者必有不遂其欲者矣。君子只於天理人情上潔著個均平方正之矩,使一國率而繇之。則好民之所好,民即有不好者,要非其所不可好也;惡民之所惡,民即有不惡者,要非其所不當惡也。   如妨賢病國之人,又豈無朋黨私匿幸其得位而恐其見逐者?乃至爭民施奪之政,亦豈盡人而皆惡之?若王介甫散青苗錢,當其始散,或踴躍而愿得之,迨其既散,或亦因之而獲利,未嘗一出於抑配。故民之好惡,直恁參差,利於甲者病于乙,如何能用其好惡而如父母?唯恃此潔矩之道,以整齊其好惡而平施之,則天下之理得,而君子之心亦無不安矣。   所謂父母者,鸤鳩七子之義,均平專壹而不偏不吝也。不然,則七子待哺,豈不願己之多得,而哺在此,且怨在彼矣。曰「民」者,公辭也,合上下、前後、左右而皆無惡者也。故或問曰:「物格知至,有以通天下之志;意誠心正,有以勝一己之私。」又曰:「人之為心,必當窮理以正之,使其所以愛己治人者皆出於正,然後可以即是而推之人。」民不能然,故須上為潔之。蓋物格知至,則所好所惡者曲盡其變,不致恃其私意,而失之於偏;意誠心正,則所好所惡者一準于道,不致推私慾以利物,而導民于淫。故傳於好人所惡、惡人所好者,斥其「拂人之性」,而不言「拂人之情」也。   自然天理應得之處,性命各正者,無不可使遂仰事俯育之情,君子之道,斯以與天地同流,知明處當,而人情皆協者也。此之為道,在齊家已然,而以推之天下,亦無不宜。特以在家則情近易迷,而治好惡也以知;在國則情殊難一,而齊好惡也以矩。故家政在教而別無政,國教在政而政皆教,斯理一分殊之準也。 五   「先慎乎德」,「德即所謂明德」,章句、或問凡兩言之,而愚竊疑其為非。朱子之釋明德曰:「人之所得於天,而虛靈不昧,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。」若夫慎之云者,臨其所事,揀夫不善而執夫善之謂也。故書曰:「慎厥身。」身則小體大體之異從而善惡分也。論語曰:「子之所慎,齊、戰、疾。」臨夫存亡得失之交,保其存與得而遠夫失與亡也。禮記凡三言慎獨,獨則意之先幾、善惡之未審者也。乃若虛靈不昧之本體,存乎在我,有善而無惡,有得而無失,抑何待揀其不善者以孤保其善哉?此以知明德之可言明,而不可言慎也。   或朱子之意,以明其明德者謂之明德。則當其未明,不可言明,及其已明,亦無待慎,而豈其云君子先慎明其德哉?且明德之功,則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是已。傳獨于誠意言慎者,以意緣事有,以意臨事,則亦以心臨意也。若夫心固不可言慎矣。是以意在省察,而心唯存養。省察故不可不慎,而存養則無待于慎,以心之未緣物而之於惡也。至於致知格物,則博學、審問、明辨,而慎思特居其一,是慎不可以盡格致之功明矣。安得以慎之一言,蔽明德之全學乎?是故以德為明德者,無之而可也。   德者,行焉而有得於心之謂也。則凡行而有得者,皆可謂之德矣。故書曰「德二三,動罔不兇」;易曰「不恒其德」;詩曰「二三其德」。審夫德者,未必其均為善而無惡,乃至遷徙無恒,佹得以自據者,亦謂之德,故不可以不慎也。   是以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者,必系之以明,而後其純乎善焉。但夫人之遷徙無恒,佹得以自據者,雖非無得於心,而反諸心之同然者,則所得者其浮動翕取之情,而所喪者多。故凡言德者,十九而皆善。十九而善,故既慎之餘,竟言「有德」,而不必言「有懿德」。然以不善者之非無所得也,故君子之於德,必慎之也。   慎者,慎之於正而不使有辟也。慎于正而不使有辟者,好惡也。好惡者,君子之以內嚴於意,而外修其身者也。唯意為好惡之見端,而身為好惡之所效動,身以言行動言。則君子出身加民,而措其有得於心者以見之行事,故曰:「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」「是故」云者,以潔民之好惡而好惡之,則為「民之父母」;任其好惡之辟而德二三,則「為天下僇」。故君子之撫有人土財用者,必先慎之乎此也。又曰「有德此有人」,則以慎其好惡之幾得之於心者,慊乎人心之所同然;而措夫好惡之用行之於道者,盡夫眾心之攸好;故臣民一率其舉錯用緩之公,知其大公至正而歸之也。   且大學之教,理一分殊。本理之一,則眾善同原於明德,故曰「明德為本」。因分之殊,則身自有其身事,家自有其家范,國自有其國政,天下自有其天下之經。本統乎末,而繇本向末,莖條枝葉之不容夷也。今云「有人此有土,有土此有財,有財此有用」,則一國之效乎治者,其次序相因,必如是以為漸及之詞,而後足以見國之不易抵于治。乃云君子有其明德而遂有人,則躐等而為迫促之詞,是何其無序耶!   夫明德為新民之本,而非可早計其效於民新,故身修之後,必三累而至乎天下平。則新民者固原本于已明之君德,而必加之以齊治平之功。豈德之既明,而天下即無不明[平]乎?故格致誠正,其報成在身修,而修齊治之底績在天下平。是以明德、新民,理雖一貫,而顯立兩綱,如日月之並行而不相悖。今此以言治平之理,則有德有人,以是功,取是效,捷如影響,必其為新民之德審矣。   新民之德,非不原本于明德,而固自有所及於民之德。故好惡之為功,內嚴於誠意,而必外著之潔矩之道,然後人土財用之應成焉。使其不然,則大學之道,一明德盡之,而何以又云「在新民」乎?又況為格、為致、為誠、為正者,未嘗有以及乎民,而遽期夫人土財用之歸,是以其心身之學,坐弋崇高富貴之獲,抑異夫先事後得、成章后達之教者矣。   大學一書,自始至終,其次第節目,統以理一分殊為之經緯。故程子以此書與西銘併爲入德之門。朱子或有不察,則躐等而不待盈科之進,如此類者,亦所不免。董氏彝云「明德言自修,慎德言治天下」,不徇章句,乃以為有功于朱子。 六   吳季子以發鉅橋之粟為「財散」,不知彼固武王一時之權,而為不可繼之善政也。倘不經紂積來,何所得粟而發之?故孟子以發棠擬之馮婦,而謂見笑于士,以其不務制民之產,而呴呴以行小惠也。   財聚者,必因有聚財者而後聚。財散者,財固自散,不聚之而自無不散也。東陽許氏云「取其當得者而不過」,其論自當。   乃財聚者,非僅聚于君而已。如詩所云「亶侯多藏」,盤庚所云「總于貨寶」者,強豪兼併之家,皆能漁獵小民,而使之流離失所。潔矩之道行,則不得為爾矣。   民散云者,詩所謂「逝將去女,適彼樂土」者也。即此,亦以知此為治國而言。若以天下統言之,共此四海之內,散亦無所往。故郡縣之天下,財殫于上,民有死有叛而已矣,不能散也。 七   忠信之所得,驕泰之所失,章句以天理存亡言之,極不易曉。雙峰早已自惑亂在。其云「忠信則得善之道,驕泰則失善之道」,竟將二「之」字指道說。俗儒見得此說易於了帳,便一意從之。唯吳季子云:「忠信則能潔矩,而所行皆善,豈不得眾乎?驕泰則不能潔矩,而所行皆不善,豈不失眾乎?」一串穿下,卻是不差。   章句云:「君子以位言之,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。」是道與位相配,而凝道即以守位,一如「生財有大道」,非「生眾、食寡,為疾、用舒」,則失其道而財不能生也。雙峰認天理不盡,如何省得朱子意?   倘只靠定潔矩不潔矩作天理,乃不知天生人而立之君,君承天理民,而保其大寶,那一般不是天理來?古人於此見得透亮,不將福之與德打作兩片。故「天命之謂性」,與「武王末受命」,統喚作命。化跡則殊而大本則一,此自非靠文字求解者之所能知。   若論到倒子處,則必「得眾得國」,「失眾失國」,方可云「以得之」、「以失之」 。特為忠信、驕泰原本君心而言,不可直恁疏疏闊闊,籠統說去,故須找出能潔矩不能潔矩,與他做條理。但如吳季子之說,意雖明盡,而於本文直截處不無騰頓,則終不如朱子以「 天理」二字大概融會之為廣大深切而無滲也。   若抹下得眾得國一層,只在得道失道上捎煞,則忠信之外有道,而忠信為求道之敲門磚子,不亦悖與!君子之大道,雖是盡有事在,然那一件不是忠信充滿發現底?故曰:「夫子之道,忠恕而已矣。」只於此看得真,便知雙峰之非。雙峰則以道作傀儡,忠信作線索,拽動他一似生活,知道者必不作此言也。   或疑雙峰之說,與程子所云「有關雎、麟趾之精意,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」義同,則忠信豈非所以得道者?不知程子所云,元是無病。後人沒理會,將周官法度作散錢,關雎、麟趾之精意作索子,所以大差。錢與索子,原是兩項物事,判然本不相維繫,而人為穿之。當其受穿,終是拘繫強合,而漠不相知。若一部周官法度,那一條不是關雎、麟趾之精意來?周公作此法度,原是精意在中,遇物發現,故程子直指出周公底本領教人看。所謂「有關雎、麟趾之精意」者,即周公是也。豈後人先丟下者法度,去學個精意,然後可把者法度來行之謂乎?如王介甫去學周禮,他不曾隨處體認者精意,便法度也何曾相似?看他青苗錢,與國服之制差得許遠!   故大學之道,以明德者推廣之新民,而云「明德為本,新民為末」。末者,本之所生也。可云生,不可云得。豈以明德作骨子,撐架著新民使掙扎著;以明德作機關,作弄著新民使動盪;以明德作矰矢敫,弋射著新民使速獲之謂乎?知此,則群疑可以冰釋矣。 八   古人說個忠信,直爾明易近情,恰似人人省得。伊川乃云「盡己之謂忠,以實之謂信 」,明道則云「發己自盡為忠,循物無違為信」,有如增以高深隱晦之語,而反使人不知畔岸者然。嗚呼!此之不察,則所謂微言絕而大義因之以隱也。   二程先生之語,乃以顯忠信之德,實實指出個下手處,非以之而釋忠信也。蓋謂夫必如是而後為忠,如是而後為信也。二先生固有而自知之,則並將工夫、體段一齊說出。未嘗得到者地位人,自然反疑他故為隱晦之語。而二先生於此發己所見,無不自盡,循忠信之義,毫釐不違,以教天下之學為忠信者,深切著明。除是他胸中口下,方說得者幾字出,而後學亦有津涘之可問,不患夫求忠而非忠,求信而不信矣。   所謂「發己自盡」者,即「盡己」之謂也。所謂「以實」者,則「循物無違」之謂也。說「忠」字,伊川較直截;而非明道之語,則不知其條理。說「信」字,明道乃有指徵;而伊川所謂「以實」者,文易求而旨特深也。   蓋所謂「己」者,言乎己之所存也,「發己」者,發其所存也。發之為義,不無有功,而朱子以凡出於己者言「發己」,見性理。則以其門人所問發為奮發之義,嫌于矯強,故為平詞以答之。乃此發字,要如發生之發,有繇體生用之意;亦如發粟之發,有散所藏以行於眾之意;固不可但以凡出諸己者言之也。唯發非泛然之詞,然後所發之己,非私慾私意,而自盡者非違道以干譽矣。   若所謂「自盡」者,則以其發而言,義亦易曉。凡己學之所得,知之所及,思之所通,心之所信,遇其所當發,沛然出之而無所吝。以事征之,則孟子所謂「知其非義,斯速已 」而無所待者,乃其發之之功;而當其方發,直徹底煥然,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」者是也。   若伊川所云「盡己」「盡」字,大有力在,兼「發」字意在內。亦如天地生物,除卻已死已槁,但可施生,莫不將兩閑元氣,一齊迸將去。所以一言忠,則在己之無虛無偽者已盡。而「以實謂信」之「實」,則固非對虛偽而言,乃因物之實然者而用之也。於此不了,則忠外更無信;不然,亦且於忠之外,更待無虛無偽而始為信,則所謂忠者亦非忠矣。   「信」者不爽也,名實不爽、先後不爽之謂也。唯名實爽而後先後爽。如五行志所載李樹生瓜,名實既爽,故前此初不生瓜,后此仍不生瓜而生李,則先後亦因之而爽矣。   「循」者,依緣而率繇之謂也。依物之實,緣物之理,率繇其固然,而不平白地畫一個葫蘆與他安上,則物之可以成質而有功者,皆足以驗吾所行於彼之不可爽。抑順其道而無陵駕倒逆之心,則方春而生,方秋而落,遇老而安,遇少而懷,在桃成桃,在李成李,心乎上則忠,心乎下則禮,徹始徹終,一如其素,而無參差二三之德矣。   君子於此,看得物之備於我,己之行於物者,無一不從天理流行,血脈貫通來。故在天則「雲行雨施,品物流形」,天之「發己自盡」者,不復吝留而以自私於己;「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」,天之「循物無違」者,不恣己意以生殺而變動無恒。則君子之「首出庶物,萬國咸寧」者,道以此而大,矩以此而立,潔以此而均,眾以此而得,命以此而永。故天理之存也,無有不存;而幾之決也,決於此退藏之密而已矣。   不然,則內不盡發其己,而使私慾據之;外不順循乎物,而以私意違之。私慾據乎己,則與物約而取物泰;私意違乎物,則芻狗視物而自處驕。其極,乃至好佞人之諛己,而違人之性以寵用之;利聚財之用,而不顧悖入之多畜以厚亡。失物之矩,安所施潔,而失國失命,皆天理之必然矣。故曰:「忠信以得之,驕泰以失之。」君子之大道所必擇所從而違其害者也。   上推之天理,知天之為理乎物者則然。下推之人事,知天理之流行於善惡吉兇者無不然。此非傳者得聖學之宗,不能一言決之如此。而非兩程子,則亦不能極之天道,反之己心,而見其為功之如是者。不然,則不欺之謂忠,無爽之謂信,此解亦是。人具知之,而何以能不欺,何以能無爽?究其懷來,如盲人熟記路程,亦安知發足之何自哉?則謂南為北,疑江為淮,固不免矣。 九   明道曰:「忠信,表裡之謂。」伊川曰:「忠信,內外也。」表裡、內外,字自別。南軒以體用言,則誤矣。表裡只共一件衣,內外共是一件物,忠信只是一個德。若以居為內,以行為外,則忠信皆出己及物之事,不可作此分別。緣程子看得天理渾淪,其存於吾心者謂之里,其散見於物理者謂之表,於此理之在己、在物者分,非以事之藏於己、施於物者分也。   如生財之道,自家先已理會得詳明,胸中有此「生眾食寡、為疾用舒」的經綸條理,此謂之里。便徹底將來為一國料理,不緣於己未利,知而有所不為,此是「發己自盡」。乃以外循物理,生須如此而眾,食須如此而寡,為須如此而疾,用須如此而舒,可以順人情,愜物理,而經久不忒,此之謂表。不恃己意橫做去,教有頭無尾,此是「循物無違」。及至兩者交盡,共成一「生眾食寡、為疾用舒」之道,則盡己者即循物無違者也,循物無違者即盡己者也。故曰只是一個德。   此之為德,凡百俱用得去。緣天理之流行敦化,共此一原,故精粗內外,無所不在。既以此為道,而道抑以此而行,君子修己治人,至此而合。且如生財之道,在人君止有「生眾食寡、為疾用舒」為所當自盡之道,而即己盡之;而財之為理,唯「生眾食寡、為疾用舒 」則恒足,而即循用其理而無違。此是忠信合一的大腔殼,大道必待忠信而有者也。   乃隨舉一節,如「生之者眾」,必須盡己之心以求夫所以眾之道而力行之。乃民之為道,其力足以任生財者本眾也,即因其可生而教之生,以順其性,此是忠信細密處,忠信流行於大道之中者也。   而君子則統以己無不盡、物無或違之心,一于無妄之誠,遇物便發得去。理財以此,用人以此,立教於國,施政于天下,無不以此。是忠信底大敷施,而天之所以為命以福善禍淫,人之所以為情而後撫仇虐,亦皆此所發之不謬于所存,而物理之信然不可違者也。故操之一念,而天理之存亡以決也。 十   「發」字、「循」字,若作等閑看,不作有工夫字,則自盡、無違,只在事上見,而忠信之本不立矣。發者,以心生髮之也。循者,以心緣求之也。非此,則亦無以自盡而能無違也。「盡己」,功在「盡」字上;「以實」,功在「以」字上;以,用也。與此一理。「以實」者,不用己之私意,而用事物固然之實理。

中庸序

  隨見別白曰知,觸心警悟曰覺。隨見別白,則當然者可以名言矣。觸心警悟,則所以然者微喻於己,即不能名言而已自了矣。知者,本末具鑒也。覺者,如痛癢之自省也。知或疏而覺則必親,覺者隱而知則能顯。趙格庵但據知覺之成效為言耳,于義未盡。 名篇大旨

  中庸之名,其所自立,則以聖人繼天理物,修之於上,治之於下,皇建有極,而錫民之極者言也。二「極」字是中,「建」字「錫」字是庸。故曰:「中庸其至矣乎!民鮮能久矣。」又曰: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是明夫中庸者,古有此教,而唯待其人而行;而非虛就舉凡君子之道而贊之,謂其「不偏不倚,無過不及 」之能中,「平常不易」之庸矣。   天下之理統於一中:合仁、義、禮、知而一中也,析仁、義、禮、知而一中也。合者不雜,猶兩儀五行、乾男坤女統於一太極而不亂也。離者不孤,猶五行男女之各為一0,而實與太極之0無有異也。審此,則「中和」之中,與「時中」之中,均一而無二矣。朱子既為分而兩存之,又為合而貫通之,是已。然其專以中和之中為體則可,而專以時中之中為用則所未安。   但言體,其為必有用者可知;言未發則必有發。而但言用,則不足以見體。「時中」之中,何者為體耶?「時中」之中,非但用也。中,體也;時而措之,然後其為用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,體也;發而皆中節,亦不得謂之非體也。所以然者,喜自有喜之體,怒自有怒之體,哀樂自有哀樂之體。喜而賞,怒而刑,哀而喪,樂而樂,音岳。則用也。雖然,賞亦自有賞之體,刑亦自有刑之體,喪亦自有喪之體,樂音岳亦自有樂之體,是亦終不離乎體也。書曰:「允執厥中。」中,體也;執中而後用也。子曰:「君子而時中。」又曰:「用其中於民。」中皆體也;時措之喜怒哀樂之閑,而用之於民者,則用也。以此知夫凡言中者,皆體而非用矣。   周子曰:「中也者,和也。」言發皆中節之和,即此中之所為體撰者以為節也。未發者未有用,而已發者固然其有體。則「中和」之和,統乎一中以有體,不但中為體而和非體也。「時中」之中,兼和為言。和固為體,「時中」之中不但為用也明矣。   中無往而不為體。未發而不偏不倚,全體之體,猶人四體而共名為一體也。發而無過不及,猶人四體而各名一體也。固不得以分而效之為用者之為非體也。若朱子以已發之中為用,而別之以無過不及焉,則將自其已措咸宜之後,見其無過焉而贊之以無過,見其無不及焉而贊之以無不及。是虛加之詞,而非有一至道焉實為中庸,胥古今天下之人,乃至中材以下,得一行焉無過無不及,而即可以此名歸之矣。夫子何以言「民鮮能久」,乃至「白刃可蹈」,而此不可能哉?   以實求之:中者體也,庸者用也。未發之中,不偏不倚以為體,而君子之存養,乃至聖人之敦化,胥用也。已發之中,無過不及以為體,而君子之省察,乃至聖人之川流,胥用也。未發未有用,而君子則自有其不顯篤恭之用。已發既成乎用,而天理則固有其察上察下之體。中為體,故曰「建中」,曰「執中」,曰「時中」,曰「用中」;渾然在中者,大而萬理萬化在焉,小而一事一物亦莫不在焉。庸為用,則中之流行於喜怒哀樂之中,為之節文,為之等殺,皆庸也。   故「性」、「道」,中也;「教」,庸也。「修道之謂教」,是庸皆用中而用乎體,用中為庸而即以體為用。故中庸一篇,無不緣本乎德而以成乎道,則以中之為德本天德,性道。而庸之為道成王道,天德、王道一以貫之。是以天命之性,不離乎一動一靜之閑,而喜怒哀樂之本乎性、見乎情者,可以通天地萬物之理。如其不然,則君子之存養為無用,而省察為無體,判然二致,將何以合一而成位育之功哉?   夫手足,體也;持行,用也。淺而言之,可云但言手足而未有持行之用;其可云方在持行,手足遂名為用而不名為體乎?夫唯中之為義,專就體而言,而中之為用,則不得不以 「庸」字顯之,故新安陳氏所云「『中庸』之中為中之用」者,其謬自見。   若夫庸之為義,在說文則云「庸,用也」;字從庚從用,言用之更新而不窮。尚書之言庸者,無不與用義同。自朱子以前,無有將此字作平常解者。莊子言「寓諸庸」,庸亦用也。易系[文言]所云「庸行」「庸言」者,亦但謂有用之行、有用之言也。蓋以庸為日用則可,日用亦更新意。而於日用之下加「尋常」二字,則贅矣。道之見於事物者,日用而不窮,在常而常,在變而變,總此吾性所得之中以為之體而見乎用,非但以平常無奇而言審矣。   朱子既立庸常之義,乃謂湯、武放伐,亦止平常。夫放君伐主而謂之非過不及,則可矣,倘必謂之平常而無奇,則天下何者而可謂之奇也?若必以異端之教而後謂之奇,則楊、墨之無父無君,亦充義至盡而授之以罪名,猶未至如放君伐主之為可駭。故彼但可責其不以中為庸,而不可責之以奇怪而非平常。況中庸一篇元不與楊、墨為敵,當子思之時,楊、墨之說未昌。且子言「民鮮能久」,則中庸之教,著自古者道同俗一之世,其時並未有異端起焉,則何有奇怪之可辟,而須標一平常之目耶?   子所云過不及者,猶言賢者俯而就,不肖者企而及,謂夫用其喜怒哀樂者,或過於情,或不及夫情,如閔子、子夏之釋服鼓琴者爾。至其所辨異於小人之道無忌憚而的然日亡者,蓋亦不能察識夫天命之理,以盡其靜存動察之功,而強立政教如管、商之類,為法苛細,的然分明,而違理拂情,不能久行於天下而已。豈其無忌憚也,果有吞刀吐火、御風入甕之幻術,為尤異於湯、武之放伐也乎?   朱子生佛、老方熾之後,充類而以佛、老為無忌憚之小人,固無不可。乃佛、老之妄,亦唯不識吾性之中而充之以為用,故其教亦淺鄙動俗,而終不能奇;則亦無事立平常之名,以樹吾道之壘也。   況世所謂無奇而為庸者,其字本作「傭」。言如為人役用之人,識陋而行卑,中庸所謂「鮮能知味」之下游也。君子之修道立教而為傭焉,其以望配天達天之大德,不亦遠哉?故知曰「中庸」者,言中之用也。 第一章 一   章句言「命猶令也」。小注朱子曰:「命如朝廷差除。」又曰:「命猶誥勅。」謂如朝廷固有此差除之典,遇其人則授之,而受職者領此誥勅去,便自居其位而領其事。以此喻之,則天無心而人有成能,審矣。   董仲舒對策有云「天令之謂命」,朱子語本於此。以實求之,董語尤精。令者,天自行其政令,如月令、軍令之謂,初不因命此人此物而設,然而人受之以為命矣。令只作去聲讀。若如北溪所云「分付命令他」,則讀「令」如「零」,便大差謬。人之所性,皆天使令之,人其如傀儡,而天其如提彄者乎?   天只陰陽五行,流蕩出內于兩閑,何嘗屑屑然使令其如此哉?必逐人而使令之,則一人而有一使令,是釋氏所謂分段生死也。天即此為體,即此為化。若其命人但使令之,則命亦其機權之緒餘而已。如此立說,何以知天人之際! 二   章句于性、道,俱兼人物說,或問則具為分疏:于命則兼言「賦與萬物」,于性則曰 「吾之得乎是命以生」;于命則曰「庶物萬化繇是以出」,于性則曰「萬物萬事之理」。與事類言而曰理,則固以人所知而所處者言之也。其于道也,則雖旁及鳥獸草木、虎狼蜂蟻之類,而終之曰「可以見天命之本然,而道亦未嘗不在是」,則顯以類通而證吾所應之事物,其理本一,而非概統人物而一之也。   章句之旨,本自程子。雖緣此篇云「育物」,云「盡物之性」,不容閑棄其實,則程、朱於此一節文字,斷章取義,以發明性道之統宗,固不必盡閤中庸之旨者有之矣。兩先生是統說道理,須教他十全,又胸中具得者一段經綸,隨地迸出,而借古人之言以證己之是。   若子思首發此三言之旨,直為下戒懼慎獨作緣起。蓋所謂中庸者,天下事物之理而以措諸日用者也。若然,則君子亦將於事物求中,而日用自可施行。然而有不能者,則以教沿修道而設,而道則一因之性命,固不容不於一動一靜之閑,審其誠幾,靜存誠,動研幾。而反乎天則。是行乎事物而皆以洗心於密者,本吾藏密之地,天授吾以大中之用也。審乎此,則所謂性、道者,專言人而不及乎物,亦明矣。   天命之人者為人之性,天命之物者為物之性。今即不可言物無性而非天所命,然盡物之性者,亦但盡吾性中皆備之物性,使私慾不以害之,私意不以悖之,故存養省察之功起焉。   如必欲觀物性而以盡之,則功與學為不相準。故或問於此,增入學問思辨以為之斡旋,則強取大學格物之義,施之於存養省察之上。乃中庸首末二章,深明入德之門,未嘗及夫格致,第二十章說學問思辨,乃以言道之費耳。則番陽李氏所云「中庸明道之書,教者之事」,其說為通。亦自物既格、知既致而言。下學上達之理,固不待反而求之於格致也。   況夫所云盡人物之性者,要亦于吾所接之人、所用之物以備道而成教者,為之知明處當,而贊天地之化育。若東海巨魚,南山玄豹,鄰穴之蟻,遠浦之蘋,雖天下至聖,亦無所庸施其功。即在父子君臣之閑,而不王不禘,親盡則祧,禮衰則去,位卑則言不及高。要于志可動氣、氣可動志者盡其誠,而非於不相及之地,為之燮理。故理一分殊,自行於仁至義盡之中,何事撤去藩籬,混人物於一性哉?   程子此語,大費斡旋,自不如呂氏之為得旨。故朱子亦許呂為精密,而特謂其率性之解,有所窒礙;非如潛室所云,但言人性,不得周普也。   至程子所云馬率馬性,牛率牛性者,其言性為已賤。彼物不可云非性,而已殊言之為馬之性、牛之性矣,可謂命于天者有同原,而可謂性於己者無異理乎?程子於是顯用告子「 生之謂性」之說,而以知覺運動為性,以馬牛皆為有道。   夫人使馬乘而使牛耕,固人道之當然爾。人命之,非天命之。若馬之性則豈以不乘而遂失,牛之性豈以不耕而遂拂乎?巴豆之為下劑者,為人言也,若鼠則食之而肥矣。倘舍人而言,則又安得謂巴豆之性果以克伐而不以滋補乎?   反之於命而一本,凝之為性而萬殊。在人言人,在君子言君子。則存養省察而即以盡吾性之中和,亦不待周普和同,求性道于貓兒狗子、黃花翠竹也。固當以或問為正,而無輕議藍田之專言人也。 三   章句「人知己之有性」一段,是朱子借中庸說道理,以辨異端,故或問備言釋、老、俗儒、雜伯之流以實之,而曰「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」,則亦明非子思之本旨也。小注所載元本,乃正釋本文大義,以為下文張本。其曰「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」,則「是故君子」二段理事相應之義,皎如白日矣。   程、朱二先生從戴記中抽出者一篇文字,以作宗盟,抑佛、老,故隨拈一句,即與他下一痛砭,學者亦須分別觀之始得。子思之時,莊、列未出,老氏之學不顯,佛則初未入中國。人之鮮能夫中庸者,自飲食而不知味;即茍遵夫教,亦杳不知有所謂性道,而非誤認性道之弊。子思於此,但以明中庸之道藏密而用顯,示君子內外一貫之學,亦無暇與異端爭是非也。   他本皆用元注,自不可易。唯祝氏本獨別。此或朱子因他有所論辨,引中庸以證之,非正釋此章語。輯章句者,喜其足以建立門庭,遂用祝本語,非善承先教、成全書者也。自當一從元本。 四   所謂性者,中之本體也;道者,中和之大用也;教者,中庸之成能也。然自此以後,凡言道皆是說教,聖人修道以立教,賢人繇教以入道也。生聖人之後,前聖已修之為教矣,乃不謂之教而謂之道,則以教立則道即在教,而聖人之修明之者,一肖夫道而非有加也。   故程子曰「世教衰,民不興行」,亦明夫行道者之一循夫教爾。不然,各率其性之所有而即為道,是道之流行於天下者不息,而何以云「不明」「不行」哉?不行、不明者,教也。教即是中庸,即是君子之道,聖人之道。章句、或問言禮、樂、刑、政,而不提出「中庸」字,則似以中庸贊教,而異於聖言矣。然其云「日用事物」,是說庸。云「過不及者有以取中」,是中之所以為庸。則亦顯然中庸之為教矣。   三句一直趕下,至「修道之為教」句,方顯出中庸來,此所謂到頭一穴也。李氏云「 道為三言之綱領」,陳氏云「『道』字上包『性』字,下包『教』字」,皆為下「道也者」 單舉「道」字所惑,而不知兩「道」字文同義異。呂氏于「率」字說工夫,亦於此差。「率性之謂道」一句是脈絡,不可於此急覓工夫。若認定第二句作綱,則「修道」句不幾成蛇足耶? 五   「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」,以者用也,即用此陰陽五行之體也。猶言人以目視,以耳聽,以手持,以足行,以心思也。若夫以規矩成方員,以六律正五音,體不費費煩之費而用別成也。天運而不息,只此是體,只此是用。北溪言「天固是上天之天,要即是理」,乃似不知有天在。又云「藉陰陽五行之氣」,藉者借也,則天外有陰陽五行而借用之矣。   人卻于仁、義、禮、智之外,別有人心;天則于元、亨、利、貞之外,別無天體。通考乃云「非形體之天」,尤為可笑。天豈是有形底?不見道「在天成象,在地成形」!   乃此所云「天」者,則又自象之所成為言,而兼乎形之所發。「大哉乾元,萬物資始 」,「至哉坤元,萬物資生」,即資此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以始以生也。而又曰「乃統天」 ,則天之為天,即此資始萬物者統之矣。有形未有形,有象未有象,統謂之天;則健順無體而非無體,五行有形而不窮於形也。只此求解人不易。 六   拆著便叫作陰陽五行,有二殊,又有五位;合著便叫作天。猶合耳、目、手、足、心思即是人。不成耳、目、手、足、心思之外,更有用耳、目、手、足、心思者!則豈陰陽五行之外,別有用陰陽五行者乎? 七   章句「人物各有當行之路」,語自有弊,不如或問言「事物」之當。蓋言「事物」,則人所應之事、所接之物也。以物與人並言,則人行人道,而物亦行物道矣。即可雲物有物之性,終不可雲物有物之道,故經傳無有言物道者。此是不可紊之人紀。   今以一言蔽之曰:物直是無道。如虎狼之父子,他那有一條逕路要如此來?只是依稀見得如此。萬不得已,或可強名之曰德,如言虎狼之仁、蜂蟻之義是也。而必不可謂之道。   若牛之耕,馬之乘,乃人所以用物之道。不成者牛馬當得如此拖犂帶鞍!倘人不使牛耕而乘之,不使馬乘而耕之,亦但是人失當然,于牛馬何與?乃至蠶之為絲,豕之充食,彼何恩於人,而捐軀以效用,為其所當然而必繇者哉?則物之有道,固人應事接物之道而已。是故道者,專以人而言也。 八   教之為義,章句言「禮樂刑政之屬」,盡說得開闊。然以愚意窺之,則似朱子緣中庸出於戴記,而欲尊之於三禮之上,故諱專言禮而增樂、刑、政以配之。   二十七章說「禮儀三百」,孔子說「殷因於夏禮」,韓宣子言「周禮在魯」,皆統治教政刑,繇天理以生節文者而謂之禮。若樂之合於禮也,經有明文。其不得以樂與刑政析言之,審矣。或問「親疏之殺」四段,顯畫出一個禮來,何等精切!呂氏「感應重輕」一段文字,俱與一部中庸相為檃括。章句中言品節,亦與「禮者天理之節文」一意,但有所規避,不直說出耳。   自其德之體用言之,曰中庸;自聖人立此以齊天下者,曰教。自備之於至德之人者,曰聖人之道;自凝之於修德之人者,曰君子之道。要其出於天而顯于日用者,曰禮而已矣。故禮生仁義之用,而君子不可以不知天,亦明夫此為中庸之極至也。 九   章句「皆性之德而具於心」,是從「天命之謂性」說來;「無物不有,無時不然」,則亦就教而言之矣。「道也者」三句,與「莫見乎隱」兩句,皆從章首三句遞下到脈絡處,以言天人之際,一靜一動,莫不足以見天命,而體道以為教本。   「戒慎不睹,恐懼不聞」,泰道也。所謂「不遐遺,朋亡,得尚于中行」,所以配天德也。「慎其獨」,複道也。所謂「不遠復,無祗悔」,「有不善未嘗不知,知之未嘗復行 」,所以見天心也。道教因於性命,君子之功不如是而不得也。 十   朱子所云「非謂不戒懼乎所睹、所聞,而只戒懼乎不睹、不聞」,自是活語,以破專于靜處用功、動則任其自然之說。然于所睹所聞而戒懼者,則即下文所謂慎獨者是。而自隱微可知以後,大段只是循此順行,亦不消十分怯葸矣。   後人見朱子此語,便添一句說「不睹不聞且然,則所睹所聞者,其戒懼益可知」,則竟將下慎獨工夫包在裡面,較或問所破一直串下之說而更悖矣。 一一   聖賢之所謂道,原麗乎事物而有,而事物之所接于耳目與耳目之得被於事物者,則有限矣。故或問以目不及見、耳不及聞為言,而朱子又引尚書「不見是圖」以證之。夫事物之交於吾者,或有睹而不聞者矣,或有聞而不睹者矣,且非必有一刻焉為睹聞兩不至之地,而又豈目之概無所睹,耳之概無所聞之謂哉?則知云峰所云「特須臾之頃」者,其言甚謬。蓋有多歷年所而不睹不聞者矣。唯其如是,是以不可須臾離也。   父在而君不在,則君其所不睹也。聞父命而未聞君命,則君命其所不聞也。乃何以使其事君而忠之道隨感而遂通?此豈于不睹君之時,預有以測夫所以事之之宜;而事君之道,又豈可於此離之,待方事而始圖哉?   君子之學,唯知吾性之所有,雖無其事而理不閑。唯先有以蔽之,則人慾遂入而道以隱。故於此力防夫人慾之蔽,如朱子所云「塞其來路」者,則蔽之者無因而生矣。   然理既未彰,欲亦無跡,不得預擬一欲焉而為之堤防。斯所謂「塞其來路」者,亦非曲尋罅隙而窒之也。故此存養之功,幾疑無下手之處。而蛟峰所云「保守天理」,初非天理之各有名目。朱子答門人持敬之問,而曰「亦是」,亦未嘗如雙峰諸人之竟以敬當之。   乃君子之於此,則固非無其事矣。夫其所有得於天理者,不因事之未即現前而遽忘也。只恁精精采采,不昏不惰,打迸著精神,無使幾之相悖,而觀其會通,以立乎其道之可生,不有所專注流倚,以得偏而失其大中,自然天理之皆備者,撲實在腔子里,耿然不昧,而條理咸彰。則所以塞夫人慾之來路者,亦無事驅遣,而自然不崛起相侵矣。   使其能然,則所睹聞在此,而在彼之未嘗睹、未嘗聞者,雖萬事萬物,皆無所荒遺。而不動之敬,不言之信,如江河之待決,要非無實而為之名也。要以不睹不聞之地,事物本自森然,盡天下之大,而皆須臾不離於己,故不可倚于所睹所聞者,以致相悖害。   戒慎恐懼之功,謹此者也。非定有一事之待睹待聞而歇之須臾,亦非一有所睹遂無不睹,一有所聞遂無不聞,必處暗室,絕音響,而後為不睹不聞之時。況如雲峰所言「特須臾之頃」者,猶如佛氏「石火電光」之謂乎?微言既絕,聖學無征,舍康莊而求蹊閑,良可嘆也! 一二   大學言慎獨,為正心之君子言也。中庸言慎獨,為存養之君子言也。唯欲正其心,而後人所不及知之地,己固有以知善而知惡。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,而後隱者知其見,微者知其顯。故章句云「君子既常戒懼」,或問亦云「夫既已如此矣」,則以明夫未嘗有存養之功者,人所不及知之地,己固昏焉而莫辨其善惡之所終,則雖欲慎而有所不能也。   蓋凡人起念之時,閑向于善,亦乘俄頃偶至之聰明,如隔霧看花,而不能知其善之所著。若其向于惡也,則方貿貿然求以遂其欲者,且據為應得之理,而或亦幸陰謀之密成,而不至於氾濫。又其下焉者,則安其危,利其災,樂其所以亡,乃至昭然於人之耳目,而己猶不知其所自起。則床笫階庭之外,已漠然如夢,而安所得獨知之地,知隱之莫見,微之莫顯也哉?   唯嘗從事於存養者,則心已習於善,而一念之發為善,則善中之條理以動天下而有餘者,人不知而己知之矣。心習於善,而惡非其所素有,則惡之叛善而去,其相差之遠,吉兇得失之相為懸絕者,其所自生與其所必至,人不知而己知之矣。   乃君子則以方動之際,耳目乘權,而物慾交引,則毫釐未克,而人慾滋長,以卒勝夫天理,乃或雖明知之,猶復為之,故於此尤致其慎焉,然後不欺其素,而存養者乃以向于動而弗失也。「有不善未嘗不知」,「莫見乎隱,莫顯乎微」之謂也。「知之未嘗復為」,慎獨之謂也。使非存養之已豫,安能早覺于隱微哉?此朱子徹底窮原,以探得莫見莫顯之境,而不但如呂氏以「人心至靈」一言,為儱侗覆蓋之語也。若程子舉伯喈彈琴之事以證之,而謂為人所早知為顯見,或問雖有兩存之語,章句已不之從矣。   所傳伯喈彈琴事,出於小說,既不足盡信。小說又有夫子鼓琴,見貍捕鼠,顏淵疑而退避事,與螳螂捕蟬事同,要皆好事之言。且自非夔、曠之知,固不能察其心手相通之妙。是彈者之與聞者,相遇于微茫之地,而不得云莫見莫顯。且方彈之時,伯喈且不能知捕蟬之心必傳於弦指,則固己所不知而人知之,又與獨之為義相背而不相通。況夫畏人之知而始憚于為惡,此淮南之於汲黯,曹操之於孔融,可以暫伏一時之邪,而終不禁其橫流之發。曾君子之省察而若此哉?   「莫見乎隱,莫顯乎微」,自知自覺于「清明在躬、志氣如神」者之胸中。即此見天理流行,方動不昧,而性中不昧之真體,率之而道在焉,特不能為失性者言爾。則喜怒哀樂之節,粲然具于君子之動幾,亦猶夫未發之中,貫徹純全于至靜之地。而特以靜則善惡無幾,而普遍不差,不以人之邪正為道之有無,天命之所以不息也;動則人事乘權,而昏迷易起,故必待存養之有功,而後知顯見之具足,率性之道所以繇不行而不明也。一章首尾,大義微言,相為互發者如此。章句之立義精矣。 一三   若謂「顯」「見」在人,直載不上二「莫」字。即無論悠悠之心眼,雖有知人之鑑者,亦但因其人之素志而決之;若淵魚之察,固謂不祥,而能察者又幾人也?須是到下梢頭,皁白分明,方見十分「顯」「見」。螳螂捕蟬之殺機,聞而不覺者眾矣。小人閑居為不善,須無所不至,君子方解見其肺肝。不然,亦不可逆而億之。   唯夫在己之自知者,則當念之已成,事之已起,只一頭趁著做去,直爾不覺;雖善惡之分明者未嘗即昧,為是君子故。而中閑千條萬緒,盡有可以自恕之方,而不及初幾之明察者多矣。故曰「莫見乎隱,莫顯乎微」也。   然必存養之君子而始知者,則以庸人後念明於前念,而君子則初幾捷於後幾。其份量之不同,實有然者。知此,則程子之言,蓋斷章立義,以警小人之邪心,而非聖學之大義,益明矣。 一四   章首三個「之謂」,第四節兩個「謂之」,是明分支節處。章句「首言道之本原」一段,分此章作三截,固於文義不協;而「喜怒哀樂」四句,亦犯重複。或問既以「道也者」 兩節各一「故」字為「語勢自相唱和」,明分「道也者」二句作靜中天理之流行。章句于第四節復統已發、未發而云「以明道不可離之意」,亦是滲漏。   繹朱子之意,本以存養之功無閑于動靜,而省察則尤于動加功;本緣道之流行無靜無動而或離,而隱微已覺則尤為顯見;故「道不可離」之云,或分或合,可以並行而不悖,則微言雖礙,而大義自通。然不可離者,相與存之義也。若一乘乎動,則必且有擴充發見之功,而不但不離矣。倘該動靜而一于不離,則將與佛氏所云「行住坐臥不離者個」者同,究以廢吾心之大用,而道之全體亦妄矣。此既于大義不能無損,故或問於後二節,不復更及「不可離」之說。而章句言「以明」言「之意」,亦彼此互證之詞,與「性情之德」直云「此言 」者自別。朱子於此,言下自有活徑,特終不如或問之為直截耳。   者一章書,顯分兩段,條理自著,以參之中庸全篇,無不合者,故不須以「道不可離 」為關鎖。十二章以下亦然。「天命之謂性」三句,是從大原頭處說到當人身上來。「喜怒哀樂之未發」二句,是從人心一靜一動上說到本原去。唯繇「天命」、「率性」、「修道」以有教,則君子之體夫中庸也,不得但循教之跡,而必於一動一靜之交,體道之藏,而儘性以至於命。唯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即中,發而中節者即和,而天下之大本達道即此而在,則君子之存養省察以致夫中和也,不外此而成「天地位、萬物育」之功。是兩段文字,自相唱和,各有原委,固然其不可紊矣。   后章所云「誠者天之道也,誠之者人之道也」,天道誠,故人道誠之,而擇善固執之功起焉。功必與理而相符,即前段之旨也。其云「誠者自成也,而道自道也,誠者物之終始 」,不 外自成、自道而誠道在,天在人中。不外物之終始而誠理著,而仁知之措,以此咸宜焉。盡人之能,成己成物。而固與性合撰,功必與效而不爽,一後段之旨也。以此推夫「誠則明矣,明則誠矣 」,本天以言至誠,推人道以合天道,要不外此二段一順一逆之理,而楊氏所謂「一篇之體要」,於此已見。   若前三言而曰「之謂」,則以天命大而性小,統人物故大,在一己故小。率性虛而道實,修道深而教淺,故先指之而後證之。以天命不止為己性而有,率性而後道現,修道兼修其體用而教唯用,故不容不緩其詞,而無俾偏執。謂命即性則偏,謂道即性則執。實則君子之以當然之功應自然之理者,切相當而非緩也。故下二「故」字為急詞。   后兩言曰「謂之」者,則以四情之未發與其已發,近取之己而即合乎道之大原,則繹此所謂而隨以證之於彼。渾然未發而中在,粲然中節而和在,故不容不急其詞,而無所疑待。實則于中而立大本,于和而行達道,致之之功,亦有漸焉,而弗能急也。致者漸致,故章句云「自戒懼」云云,緩詞也。功不可緩而效無速致,天不可恃而己有成能,俱於此見矣。   乃前段推原天命,後段言性道而不及命,前段言教,而後段不及修道之功,則以溯言繇人合天之理,但當論在人之天性,而不必索之人生以上,與前之論本天治人者不同。若夫教,則「致中和」者,固必繇乎修道之功,而靜存動察,前已詳言,不必贅也。章句為補出之,其當。   若後段言效而前不及者,則以人備道教,而受性于天,亦懼只承之不逮,而不當急言效,以失君子戒懼、慎獨、兢惕之心。故必別開端緒于中和之謂,以明位育之功,乃其理之所應有,而非君子之緣此而存養省察也。嗚呼!密矣。   要以援天治人為高舉之,以責功之不可略,推人合天為切言之,以彰理之勿或爽;則中庸之德,其所自來,為人必盡之道;而中庸之道,其所征著,為天所不違之德。一篇之旨,盡於此矣。故知或問之略分兩支,密于章句一頭雙腳之解也。 一五   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」,是儒者第一難透底關。此不可以私智索,而亦不可執前人之一言,遂謂其然,而偷以為安。   今詳諸大儒之言,為同爲異,蓋不一矣。其說之必不可從者,則謂但未喜、未怒、未哀、未樂而即謂之中也。夫喜、怒、哀、樂之發,必因乎可喜、可怒、可哀、可樂。乃夫人終日之閑,其值夫無可喜樂、無可哀怒之境,而因以不喜、不怒、不哀、不樂者多矣,此其皆謂之中乎?   於是或為之說曰:「只當此時,雖未有善,而亦無惡,則固不偏不倚,而亦何不可謂之中?則大用咸儲,而天下之何思何慮者,即道體也。」   夫中者,以不偏不倚而言也。今曰但不為惡而已固無偏倚,則雖不可名之為偏倚,而亦何所據以為不偏不倚哉?如一室之中,空虛無物,以無物故,則亦無有偏倚者;乃既無物矣,抑將何者不偏,何者不倚耶?必置一物于中庭,而後可謂之不偏於東西,不倚于楹壁。審此,則但無惡而固無善,但莫之偏而固無不偏,但莫之倚而固無不倚,必不可謂之為中,審矣。此程子「在中」之說,與林擇之所云「裡面底道理」,其有實而不為戲語者,皆真知實踐之言也。   乃所云在中之義及裡面道理之說,自是活語。要以指夫所謂中者,而非正釋此「中」 字之義。曰在中者,對在外而言也。曰裡面者,對錶而言也。緣此文上云「喜怒哀樂之未發 」,而非云「一念不起」,則明有一喜怒哀樂,而特未發耳。后之所發者,皆全具于內而無缺,是故曰在中。乃其曰在中者,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云,而未及釋夫「謂之中」也。若子思之本旨,則謂此在中者「謂之中」也。   朱子以此所言中與「時中」之中,各一其解,就人之見不見而為言也。時中而體現,則人得見其無過不及矣。未發之中,體在中而未現,則於己而喻其不偏不倚耳,天下固莫之見也。未發之中,誠也,實有之而不妄也。時中之中,形也,誠則形,而實有者隨所著以為體也。   實則所謂中者一爾。誠則形,而形以形其誠也。故所謂不偏不倚者,不偏倚夫喜而失怒、哀、樂,抑不偏倚夫喜而反失喜,乃抑不偏倚夫未有喜而失喜。餘三情亦然。是則已發之節,即此未發之中,特以未發,故不可名之為節耳。蓋吾性中固有此必喜、必怒、必哀、必樂之理,以效健順五常之能,而為情之所繇生。則渾然在中者,充塞兩閑,而不僅供一節之用也,斯以謂之中也。   以在天而言,則中之為理,流行而無不在。以在人而言,則庸人之放其心於物交未引之先,異端措其心於一念不起之域,其失此中也亦久矣。故延平之自為學與其為教,皆于未發之前,體驗所謂中者,乃其所心得;而名言之,則亦不過曰性善而已。善者,中之實體,而性者則未發之藏也。   若延平終日危坐以體驗之,亦其用力之際,專心致志,以求吾所性之善,其專靜有如此爾;非以危坐終日,不起一念為可以存吾中也。蓋云未發者,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及乎發而有言、行、聲、容之可征耳。且方其喜,則為怒、哀、樂之未發;方其或怒、或哀、或樂,則為喜之未發。然則至動之際,固饒有靜存者焉。聖賢學問,於此卻至明白顯易,而無有槁木死灰之一時為必靜之候也。   在中則謂之中,見於外則謂之和。在中則謂之善,延平所云。見於外則謂之節。乃此中者,于其未發而早已具徹乎中節之候,而喜、怒、哀、樂無不得之以為庸。非此,則已發者亦無從得節而中之。故中該天下之道以為之本,而要即夫人喜、怒、哀、樂四境未接,四情未見於言動聲容者而即在焉。所以或問言「不外于吾心」者,以此也。   抑是中也,雖云庸人放其心而不知有則失之;乃自夫中節者之有以體夫此中,則下逮乎至愚不肖之人,以及夫賢知之過者,莫不有以大得乎其心,而知其立之有本;唯異端以空為本,則竟失之。然使逃而歸儒,居然仍在。則人心之同然者,然,可也。彼初未嘗不有此自然之天則,藏於私意私慾之中而無有喪。乃君子之為喜、為怒、為哀、為樂,其發而中節者,必有所自中,非但用力于發以增益其所本無,而品節皆自外來;則亦明夫夫人未發之地,皆有此中,而非但君子為然也。此延平性善之說所以深切著明,而為有德之言也。   子思之旨,本以言道之易修,而要非謂夫人之現前而已具足。程、朱、延平之旨,本以言中之不易見,而要非謂君子獨有,而眾人則無。互考參觀,並行不悖,存乎其人而已。 一六   序引「人心惟危」四語,為中庸道統之所自傳,而曰「天命率性,則道心之謂也」,然則此所謂中者即道心矣。乃喜、怒、哀、樂,情也。延平曰:「情可以為善。」可以為善,則抑可以為不善,是所謂惟危之人心也。而本文不言仁、義、禮、知之未發,而云喜、怒、哀、樂,此固不能無疑。   朱子為貼出「各有攸當」四字,是吃緊語。喜、怒、哀、樂,只是人心,不是人慾。 「各有攸當」者,仁、義、禮、知以為之體也。仁、義、禮、知,亦必于喜、怒、哀、樂顯之。性中有此仁、義、禮、知以為之本,故遇其攸當,而四情以生。乃其所生者,必各如其量,而終始一致。   若夫情之下游,于非其所攸當者而亦發焉,則固危殆不安,大段不得自在。亦緣他未發時,無喜、怒、哀、樂之理,所以隨物意移,或過或不及,而不能如其量。迨其後,有如耽樂酒色者,向後生出許多怒、哀之情來。故有樂極悲生之類者,唯無根故,則終始異致,而情亦非其情也。   惟性生情,情以顯性,故人心原以資道心之用。道心之中有人心,非人心之中有道心也。則喜、怒、哀、樂固人心,而其未發者,則雖有四情之根,而實為道心也。 一七   看先儒文字,須看他安頓處,一毫不差。或問「喜、怒、哀、樂,各有攸當」二句,安在「方其未發」上,補本文言外之意,是別嫌明微,千鈞一髮語。「渾然在中」者,即此 「各有攸當」者也。到下段卻云「皆得其當」,「得」字極精切。言得,則有不得者。既即延平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」之意,而得者即以得其攸當者也,顯下一「節」字在未發之中已固有之矣。   又于中而曰「狀性之德」,則亦顯此與下言「謂之和」者,文同而義異。不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便喚作中,乃此性之未發為情者,其德中也。下云「著情之正」,著者,分別而顯其實也。有不中節者則不和,唯中節者斯謂之和,故分別言之。其中節者即和,而非中節之中有和存,則即以和著其實也。   此等處,不可茍且讀過。朱子於此見之真,而下語斟酌,非躁心所易測也。   自相乖悖之謂乖,互相違戾之謂戾。凡無端之喜怒,到頭來卻沒收煞,以致樂極悲生,前倨後恭,乖也。其有喜則不能復怒,怒則不能復喜,哀樂亦爾。陷溺一偏,而極重難返,至有臨喪而歌,方享而嘆者,戾也。中節則無所乖,皆中節則無所戾矣。 一八   云「『天地位,萬物育』,以理言」者,誠為未盡。蓋天地所以位之理,則中是也;萬物所以育之理,則和是也。今但言得位育之理於己,是亦不過致中而至於中,致和而至乎和,而未有加焉,則其詞不已贅乎?   但以事言之,而又有功與效之別。本文用兩「焉」字,是言乎其功也。章句改用兩「 矣」字,則是言乎其效也。今亦不謂聖神功化之極,不足以感天地而動萬物,而考之本文,初無此意。泛求之中庸全書,其云「配天」者,則「莫不尊親」之謂爾;其云「譬如天地」 者,則「祖述」「憲章」之謂爾;其云「如神」者,則「前知」之謂爾;其云「參天地」者,則「盡人、物之性」之謂爾。未嘗有所謂三辰得軌,鳳見河清也。   或問所云「吾身之天地萬物」,專以窮而在下者言之。則達而在上者,必于吾身以外之天地萬物,著其位育之效矣。夫其不切于吾身者,非徒萬物,即天地亦非聖人之所有事。而不切于吾身之天地萬物,非徒孔、孟,即堯、舜亦無容越位而相求。   帝堯之時,洪水未治,所謂天下之一亂也。其時草木暢茂,禽獸繁殖,則為草木禽獸者,非不各遂其育也,而聖人則以其育為憂。是知不切于身之萬物,育之未必為利,不育未必為害。達而在上,用於天下者廣,則其所取于萬物者弘;窮而在下,用於天下者約,則取于萬物者少;要非吾身之所見功,則亦無事于彼焉,其道一也。   至於雨旸寒燠之在天,墳埴山林之在地,其欲奠位於各得者,亦以濟人物之用者為位。而穹谷之山或崩,幽澗之水或涌,與夫非煙非霧之云,如蜜如餳之露,不與于身之所資與身之所被及者,亦不勞為之燮理也。   若其為吾身所有事之天地萬物,則其位也,非但修吾德而聽其自位,聖人固必有以位之。其位之者,則吾致中之典禮也。非但修吾德而期其自育,聖人固有以育之。其育之者,則吾致和之事業也。祀帝于郊而百神享,在璇璣玉衡而四時正,一存中於敬以位天也,而天以此位焉。奠名山大川而秩祀通,正溝洫田疇而經界定,一用中於無過不及以位地也,而地以此位焉。若夫於己無貪,於物無害,以無所乖戾之情,推及萬物,而俾農不奪、草不竊、胎不伐、夭不斬,以遂百穀之昌、禽魚之長者,尤必非取效于影響也。萬物須用之,方育之,故言百穀禽魚。若兔葵、燕麥、蠑螈、蚯蚓,君子育之何為?又況堇草虺蛇之為害者耶?   或問云「於此乎位,於此乎育」,亦言中和之德所加被于天地萬物者如是。又云「聖神之能事,學問之極功」,則不但如章句之言效驗。且章句推致其效,要歸於修道之教,則亦以禮樂刑政之裁成天地、品節萬物者言之,固不以三辰河嶽之瑞、麟鳳芝草之祥為征。是其為功而非效亦明矣。   抑所云「吾身之天地萬物」,亦推身之所過所存者而言。既不得以一鄉一家為無位之聖人分界段,而百世以下,流風遺教所及,遂無與于致中和之功。而孝格父母,慈化子孫,又但發皆中節之始事。據此為言,義固不廣。   若不求其實,而於影中之影、象外之象,虛立一吾身之天地萬物以彷彿其意象,而曰即此而已位育矣,則尤釋氏「自性眾生」之邪說。而云:「一曼答辣之內,四大部洲以之建立;一滴化為乳海,一粒化為須彌,一切眾生,鹹得飽滿。」其幻妄不經,適足資達人之一笑而已。   今請為引經以質言之曰:「會通以行其典禮」,「以裁成天地之宜,輔相天地之道」 ,「位焉、育焉」之謂也,庶不誣爾。自十二章至二十章,皆其事也。 一九   以父父、子子、夫夫、婦婦為天地位,則亦可以鳥飛于上、魚游于下為天地位矣。父、夫為天,子、婦為地,是名言配出來的。鳥屬陽,亦天也;魚屬陰,亦地也。如此,則天地之外,更有何萬物來?且言一家有一家之天地,一國有一國之天地,則亦可云一身有一身之天地,頭圓象天,足方象地,非無說也。然則倒懸之人,足上而首下,而後為一身之天地不位乎?   總緣在效驗上作夢想,故生出許多虛脾果子話來。致中和者,原不可以不中不和者相反勘。不中不和者,天地未嘗不位,萬物未嘗不育,特非其位焉育焉之能有功爾。「爾所不知,人其舍諸!」聖賢之言,原自平實,幾曾捏目生花,說戶牖閑有天地萬物在裡面也? 二十   使云一家有一家之萬物,一國有一國之萬物,猶之可也。以語天地,真是說夢。或窮或達,只共此一天地。不成堯、舜之天地,到孔子便縮小了!孔子刪詩書,定禮樂,立百王之大法,盡有許多位天地之事。只此不偏不倚,無過不及,以為之範圍,曾何異於堯、舜?故曰「無不持載」,「無不覆幬」。倘以一家一國之效言,則其不持載覆幬者多矣。且孔子相魯時,將魯之天地位,而齊之天地有薄蝕崩涌之災否耶? 第二章

  或問于第二章、第三章,皆有「未遽及」之語。此朱子一部中庸渾然在胸中,自然流出來底節目,非漢人隨句詮解者所逮,而況後人之為字誘句迷,妄立邪解者乎?   中庸第一章既徹底鋪排,到第二章以後,卻又放開,從容廣說,乃有德之言涵泳寬和處,亦成一書者條理之必然也。不則為皮日休天隱子、劉蛻山書,隨意有無,全無節次矣。   自第二章以下十章,皆淺淺說,漸向深處。第二章只言君子小人之別,劈開小人在一邊,是入門一大分別。如教人往燕,迎頭且教他向北去,若向南行,則是往粵。而既知北轅以後,其不可東北而之於齊,西北而之於晉,皆所未論。中庸只此一章辨小人,逕路既分,到後面不復與小人為辨,行險徼倖是就情事上說,非論小人之道。直至末章,從下學說起,乃更一及之。   或問于第三章云:「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。」吃緊在「泛論」二字。不可誤認朱子之意,以民之鮮能為反中庸。小人自小人,民自民。反則有以反之,鮮能只是鮮能。末章云「小人之道」,小人固自有道,與不興行之民漫無有道者不同。民無小人陷溺之深,則雖不興行,而尚不敢恣為反中庸之事。民亦無小人為不善之力,則既鮮能中庸,而亦不得成其反中庸之道。   向後賢知之過,愚不肖之不及,則又從鮮能之民,揀出中閑不安於不知味者言之。所謂愚不肖者,亦特對賢知而言天資之滯鈍者也,與夫因世教衰而不興行、可繇而不知之民,自進一格。到十一章所言「索隱行怪」,則又就賢知之專志體道而為之有力者身上撇開不論,而後就遵道之君子進而求作聖之功。此中庸前十章書次第之井井者也。   「小人反中庸」,只如叔孫通之綿蕞,歐陽永叔之濮議,王介甫之新法,直恁大不可而有害於世,故先儒以鄉原當之,極是。若鮮能之民,則凡今之人而皆然。賢知之過,愚不肖之不及,則孔、孟之門多有之。要亦自其見地操履處,顯其過不及,而未嘗顯標一過不及者以為道。且過不及,亦皆以行乎中庸之教,而初未反戾乎中庸。抑過則業亦有所能,而不及者亦非全乎其不能,與不興行之民自別。至於「索隱行怪」,則又從天理上用力推測安排,有私意而無私慾,其厭惡小人而不用其道者,更不待說,蓋莊、列、陸、王之類是也。   小人只是陷於流俗功利而有權力者,如歐陽濮議,但以逢君;王介甫狼狽處,尤猥下。隱怪方是異端,過不及乃儒之疵者。三種人各有天淵之別。此十章書步步與他分別,漸撇到精密處,方以十二章以後八章,顯出「君子之道」,妄既辟而真乃現也。一書之條理,原爾分明不亂。   「舜知」、「回仁」、「夫子論強」三章,乃隨破妄處,隨示真理,皆只借證,且未及用功實際,終不似「道不遠人」諸章之直示歸宿。蓋閱盡天下之人,閱盡天下之學術,終無有得當于中庸,而其效亦可睹,所以云「中庸其至矣乎」。北溪所云「天下之理無以加」 者,此之謂也。   或以隱怪為小人,或以賢知為隱怪,自章句之失。而後人徇之,益入于棼迷而不可別白。取中庸全書,作一眼照破,則曲暢旁通矣。 第三章 一   「天下之理無以加」,是贊「至」字語。若以此為「至」字本釋,則于文句為歇後,其下更須著一字,如大學言「至善」方盡。後人於此添入至平、至奇、至微、至大一切活套話,皆於此未諦。所以章句用「未至」、「為至」二語反形,乃得親切。   「至」字有二義:極也,到也。章句卻用至到一釋,不作至極說。所行者至於所道,則事 理合轍,而即天理即人心,相應相關。猶適燕而至於燕,則燕之風物,切于耳目肌膚,而己所言行,皆得施於燕也。   此中庸之為德,上達天地鬼神,下徹夫婦飲食,俱恰與他誠然無妄之理相為通合。若射者之中鵠,鏃已入侯,而非浮游依倚,相近而實相遠,故曰至也。論語「知及之」「及」 字,及十二章「察」字,正可作此註腳。 二   「中庸之為德」,「德」字淺,猶言功德;亦與「鬼神之為德」「德」字一例,則亦可以性情功效言之。但中庸是渾然一道理,說不得性情。其原本可與鬼神之性通,其發生可與鬼神之情通,而大要在功效上說。可令人得之而見德於人,則亦可云德之為言得也。特與行道而有得於心不同,以未嘗言及行之者,而心亦無主名故。 三   唯道不行、不明,故民鮮能。民者,凡民也,待文王而後興。有文王,則此道大明,而流行於家、邦、天下,民皆率繇之矣。江漢之遊女,兔罝之野人,咸有以效其能于中庸。唯有德位者或過或不及,以壞世教,而後民胥夢夢也。   中庸之道,聖以之合天,賢以之作聖,凡民亦以之而寡過。國無異政,家無殊俗,民之能也。豈盡人而具川流敦化之德,成容、執、敬、別之業,乃云能哉?三山陳氏逆說,不成理。 第四章

  或問「揣摩事變」四字,說近平淺,卻甚諦當。所謂「知者過之」,只是如此。本文一「之」字,原指道而言。賢知者亦在此道上用其知行,固與異端之別立宗風者迥別。如老子說「反者道之動,弱者道之用」,佛氏說「本覺妙明,性覺明妙」,他發端便不走者條路,到用處便要守雌守黑,空諸所有,乃至取禮樂刑政,一概掃除,則相去天淵,不可但云「 過之」矣。如人往燕,過之者誤逾延慶、保安,到口外去;異端則是發軔時便已南轅。故知知者之過,亦測度揣摩,就事而失其則耳。   此章及下章三「道」字,明是「修道之謂教」一「教」字在事上說。章句所云「天理之當然」,乃以推本教之所自出,而贊其已成之妙。云峰以不偏不倚、無過不及分釋,依稀亦似見得。以朱子元在發而皆中之節上言無過不及,則亦言道之用而已。   道之用即是教。就子臣弟友以及於制禮作樂,中閑自有許多變在。先王所修之道,固已盡其變,而特待人擇而執之。若但乘一時之聰明志意,以推測求合,則隨物意移,非不盡一事之致,極乎明察,而要非經遠可行之道,此知者之過也。若賢者之過,則亦如徐積之孝,不忍履石,屈原之忠,自沈于淵,乃至禮過繁而樂過清,刑過核而政過密,亦豈如異端之絕聖智而叛君親也哉?此等區處,切須揀別,勿以異端混入。 第六章 一   行道者,行此道以成化也。明道者,明此道以立教也。舜惟知之,故道行於民。顏子惟服膺而弗失,故可與明道。若賢知之過,愚不肖之不及,則已失立教之本,而況能與天下明之而行於天下哉?與天下明之而行於天下,則教不衰;而民雖愚賤,亦不至鮮能之久矣。就中顯出明行相因,只舉一舜、顏便見。而舜之行道,顏子之明道,則不待更結言之也。 二   或問前云「舜之知而不過」,「回之賢而不過」,單反「過」一邊,后卻雙影「過」 「不及」分說,此等處極不易看。當知說書者,須是如此開合盡理。說個賢知,自然是美名。舜之知,亦止與過者同其知;回之賢,亦止與過者同其賢。及至德之已成,則雖舜、顏,亦但無不及而已。   抑論天資之難易,自然盡著賢知一流,而付以行道、明道之任。若愚不肖者,則其用功固必倍也。乃言賢知,則愚不肖之當企及亦見。於此活看,足知或問之密,而中庸之為有歸宿矣。 第七章

  擇乎中庸而不能守,兼過不及兩種說。須知愚不肖者,亦未嘗不曰「予知」也。或問 「刻意尚行,驚世駭俗」,亦偏舉一端。總繇他擇乎中庸后,便靠硬做,則或過高而不可繼。蓋於制行時無加一倍謹始慎微之力,則中閑甘苦條理,不得親切,故不能守之期月而不失。是賢者之過,大端因孟浪疏粗而得,其不能守其所知也固然。若不肖者,雖知之而守之無力,又不待言矣。 第八章

  章句于舜用中,說個「行之至」,「至」字微有病,似只在身上說,未及於天下。則是舜行道而道因以行矣。至顏子,卻作三節說,又于 「擇乎中庸」上,加「真知」一層。愚意中庸引夫子說,既只重行,而夫子所言顏子之「擇乎中庸」,亦與「予知」之人同詞而無異,則更不須添一「真知」于上。   且章句以「言能守」系之「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閑」之下,則「弗失之矣」四字,別是一意。此一句不是帶下語,勿僅于「拳拳服膺」句僅作一讀。「弗失」者,「默而識」之「 識」也。顏子既能得之於己,則至道皆成家珍,了了識念,使以之立教,可無恍惚億中、不顯不實之病矣。顏子早世,固不得見其明道之功,與舜之行道于天下者等。然觀夫子「喪予 」之嘆,則所以期顏子者,非但取其自明也。 第九章 一   第九章之義,章句、或問本無疵瑕,小注所載朱子語錄,則大段可疑。程、朱雖摘出中庸于戴記之中,不使等於諸禮,而實不可掩者,則于「修道之謂教」注中,已明中庸之非無定體矣。今乃云「中庸便是三者之閑,非是別有一個道理」,則竟抹殺聖賢帝王一段大學術、大治道,而使為浮游不定之名,寄於一切。則堯、舜、禹之所以授受,上因天理自然、不偏不倚之節文,下以盡人物之性者,果何所擇而何所執乎?   此一章書,明放著「子路問成人」一章是顯證據。「天下國家可均」,「冉求之藝」 也。「爵祿可辭」,「公綽之不欲」也。「白刃可蹈」,「卞莊子之勇」也。「文之以禮樂」 ,則「中庸」是已。到中庸上,須另有一爐錘在,則于以善成其藝、廉、勇之用,而非僅從均之、辭之、蹈之之中,斟酌較好,便謂中庸。使然,則本文只平說可均、可辭、可蹈,固徹上徹下而為言,何所見其有太過不及而非中也哉?   中庸一書,下自合妻子、翕兄弟,上至格鬼神、受天命,可謂盡矣,而終未及夫辭祿蹈刃。則以就事言之,其局量狹小,僅以盡之在己,而不足於位天地、育萬物之大;以人言之,則彼其為人,稱其性之所近,硬直做去,初未知天下有所謂中庸者而學之也。   唯均天下國家,則亦中庸之所有事。而但言均而已,不過為差等其土宇昄章,位置其殷輔人民,則子路所謂「何必讀書然後為學」者,固可治千乘之賦。求之後世,則漢文幾至刑措,可謂均之至矣;而至於禮樂,固謙讓而未遑。唯其內無存養省察之功、見天命流行之實體,而外不能備三重之權以寡過也。   存養省察者,三重之本,天理悉著于動靜,而知天知人之道見。靜見天心則知天,動察物理則知人。三重者,存養省察中所為慎獨樂發,以備中和之理而行於天下者也。中庸一篇,始終開合,無非此理。今乃區區于均天下、辭祿、蹈刃之中求中庸,又奚可哉?均天下國家者,須撇下他那名法權術,如賈生、晁錯議定諸侯等。別與一番經綸,使上安民治,風移俗易,方展得中庸之用出。若以辭爵祿言之,則道不可行,而退以明道為己任,如孔子歸老於魯,著刪定之功,方在中庸上顯其能,而非一辭爵祿之得其宜,便可謂之中庸。至蹈白刃,則雖極其當如比干者,要亦逢時命之不猶,道既不可行而又不可明,弗獲已而自靖于死,不得愛身以存道矣。   本文前三「也」字,一氣趨下,末一「也」字結正之。謂可乎彼者之不可乎此,非謂盡人而不可能;亦能均天下、能辭祿、能蹈刃者之不可許以能乎中庸爾。可均、可辭、可蹈者而不可能,則能中庸者,必資乎存養省察、修德凝道以致中和之用者而後可。故下云「唯聖者能之」,語意相為唱和,義自顯也。中庸之為德,存之為天下之大本,發之為天下之達道,須與盡天下底人日用之,而以成篤恭而天下平之化,豈僅於一才一節之閑爭得失哉?   或問云「蓋三者之事,亦知、仁、勇之屬」,一「屬」字安頓極活;較小注「三者亦就知、仁、勇說來,蓋賢者過之之事」等語,便自不同。三者之於中庸,堂室迥別,逵徑早殊。僅能三者,而無事于中庸,則且未嘗不及,而況於過?   前章所云過不及者,皆就從事於中庸者言也。若就三者以言乎過不及:則均天下者,黃、老過也,申、商不及也;辭爵祿者,季札過也,蚳蛙不及也;蹈白刃者,屈原過也,里克不及也。乃其過亦過夫三者,其不及亦不及夫三者,何嘗與中庸為過不及哉?   若其為知、仁、勇之屬,則就夫人性中之達德而言,亦可謂有此三者之資,足以入中庸之德,猶冉求、公綽、卞莊之可與進文禮樂而已。至於用中之知,服膺之仁,中和而不流不倚之勇,彼固未嘗問津焉,而何足以與於斯?   故或問以「取必於行」指其不能中庸之病根,則謂其就事求可而置大道于未講也;抑云「事勢之迫」,則又以原夫辭爵祿、蹈白刃者不能中庸之故。而比干之剖心,一往之士可引決焉;箕子之陳范,則非箕子者終不能托跡也。后儒不察,乃於三者之中求中庸,亦相率而入于無本之學矣。 二   章句云「三者難而易,中庸易而難」,固已分明作兩項說。若云「三者做得恰好,便是中庸」,則三者既難矣,做得恰好抑又加難,當云「中庸難而且難」,何以云易哉?三者之中,隨一可焉,中庸不可能也;三者而皆可焉,中庸亦不可能也。張子房奮擊秦始皇而不畏死,佐漢高定天下,已乃謝人閑事,從赤松游,顧于存養省察之心學,堯、舜、文、武三重征民之大道,一未之講。是三者均可,而中庸不可能之一證。安得謂中庸即在三者之中哉? 第十章   「和而不流」,「中立而不倚」,俱就功用說。章句云「非有以自勝其人慾之私,不能擇而守」,是推原語。君子之所以能為強者在勝欲,而強之可見者,則于和不流、中立不倚征之。故與下二段一例,用「強哉矯」以贊其德之已成。四段只是一副本領。其能為爾者,則勝欲而守乎理也。就其與物無競,則見其和。就其行己不失,則見其中立。就其不隨物意移,則見其不流。就其不挾私意以為畔岸,則見其不倚。   所以知此中和為德成之用,而非成德之功者:若存養而立本,則不待言不倚;省察而中節,則不待言不流。故擇守之外,別無工夫,而唯加之勝欲,以貞二者之用而已。   知、仁是性之全體,勇是氣之大用。以知、仁行道者,功在存理。以勇行道者,功在遏欲。至於和不流,中立不倚,則克勝人慾,而使天理得其正也。須知此一節,只寫出大勇氣象;其所以能為勇者,未嘗言也。 第十一章 一   小注謂「深求隱僻,如鄒衍推五德,後漢讖緯之說」,大屬未審。章句于「隱」下添一「僻」字,亦贅入。隱對顯而言,只人所不易見者是,僻則邪僻而不正矣。五德之推,讖緯之說,僻而不正,不得謂隱。凡言隱者,必實有之而特未發見耳。鄒衍一流,直是無故作此妄想,白平撰出,又何所隱?   此「隱」字不可貶剝,與下「費而隱」「隱」字亦大略相同,其病自在「索」上。索者,強相搜求之義。如秦皇大索天下,直繇他不知椎擊者之主名,橫空去搜索。若有跡可按,有主名可指求,則雖在伏匿,自可擒捕,不勞索矣。   道之隱者,非無在也,如何遙空索去?形而上者隱也,形而下者顯也。才說個形而上,早已有一「形」字為可按之跡、可指求之主名,就者上面窮將去,雖深求而亦無不可。唯一概丟抹下者形,籠統向那沒邊際處去搜索,如釋氏之七處征心,全不依物理推測將去,方是索隱。   又如老氏刪下者「可道」「可名」的,別去尋個「綿綿若存」。他便說有,我亦無從以證其無;及我謂不然,彼亦無執以證其必有。則如秦皇之索張良,彼張良者,亦未嘗不在所索之地界上住,說他索差了不得;究竟索之不獲,則其所索者之差已久矣。   下章說到「鳶飛戾天,魚躍于淵」,可謂妙矣,卻也須在天淵、鳶魚、飛躍上理會。鬼神之德,不見、不聞而不可度,也須在仁人孝子、齊明盛服上遇將去。終不只恁空空窅窅,便觀十方世界如掌中,果無數億佛自他國來也。   道家說「有有者,有未始有者,有未始有夫未始有者」,到第三層,卻脫了氣,白平去安立尋覓。君子之道,則自於己性上存養者仁義禮知之德,己情中省察者喜怒哀樂之則。天之顯道,人之恒性,以達鬼神后聖之知能,皆求之於顯以知其隱,則隱者自顯。亦非舍隱不知,而特不索耳。   索隱則行必怪。原其索而弋獲者非隱之真,則據之為行,固已趨入于僻異矣。若夫鄒衍之流,則所索已怪,迨其所行,全無執據,更依附正道以自解免,將有為怪而不得者。故愚定以此為異端佛老之類,而非鄒衍之流也。 二   勇帶一分氣質上的資助,雖原本于性,亦知仁之所生故。而已屬人情。中庸全在天理上生節文,故第二十章言「人道敏政」,人道,立人之道,即性也。只說「修道以仁」,說「知天知人」,而不言勇;到后兼困勉,方說到勇去,性有不足而氣乃為功也。   知、仁以存天理,勇以遏人慾。欲重者,則先勝人慾而後能存理,如以干戈致太平而後文教可修。若聖者,所性之德已足,於人欲未嘗深染,雖有少須克勝處,亦不以之為先務;止存養得知、仁底天德完全充滿,而欲自屏除。此如舜之舞干羽而苗自格,不賴勇而裕如矣。   朱子於前數章平敘知、仁、勇之功,到此卻刪抹下勇而曰「不賴」,才得作聖者功用之淺深,性學之主輔。許東陽「皆出於自然」之說,惡足以知此! 第十二章 一   愚不肖之與知與能,聖人之不知不能,天地之有憾,皆就君子之道而言。語大、語小,則天下固然之道,而非君子之所已修者也。本文用「故君子」三字作廉隅,章句以「君子之道」冠于節首,俱是吃緊節目,不可略過。   唯君子修明之以俟后聖,故聖人必於此致其知能,而因有不知不能之事。君子修之以位天地,故天地亦有不能如君子所位之時。若夫鳶飛魚躍,則道之固然而無所待者,日充盈流蕩于兩閑,而無一成之體,知能定有不至之域,不待言聖人之有所詘矣。   且如「鳶飛戾天,魚躍于淵」,聖人如何能得,而亦何用能之?抑又何有不能飛天躍淵、為鳶為魚者?道之不遐遺于已然之物也,而既已然矣。故君子但于存心上體認得此段真理,以效之於所當知、所當能之事,則已足配其莫載之大,莫破之小,而經綸滿盈;實未須于鳶之飛、魚之躍,有所致其修也。   道有道之上下,天地有天地之上下,君子有君子之上下。上下者,無盡之詞。天地者,有所依之上下也。「察乎天地」,已修之道昭著之見功也。故不言察乎上下,而云「察乎天地」,亦以人之所親者為依耳。   察乎天而不必察乎鳶飛之上,察乎地而不必察乎魚躍之下。認取時不得不極其廣大,故不以鳶魚為外,而以存充周流行、固然之體於心。至其所以經之、紀之者,則或問固云「 在人則日用之際,人倫之間」,已分明揀出在天在人之不同矣。此中有一本萬殊之辨,而吾儒之與異端逕庭者,正不以蟲臂、鼠肝、翠竹、黃花為道也。 二   「君子之道」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,自修道而言,則以人盡天,便為君子之事。章句以夫子問禮、問官當之,極為精當。少昊之官,三代之禮,亦非必盡出于聖人之所定,故僅曰君子。知能相因,不知則亦不能矣。或有知而不能,如堯非不知治水之理,而下手處自不及禹是也。只此亦見君子之道非天地自然之道,而有其實事矣。   然到第二十七章,又以此為「聖人之道」,則以言乎聖人之行而明者,以君子所修為則;君子之修而凝者,以聖人之所行所明為則也。因事立詞,兩義互出,無不通爾。 三   「語小,天下莫能破」,言天下之事物莫有能破之者。章句一「內」字極難看。「內 」字作中閑空隙處解,謂到極細地位,中閑亦皆灌注撲滿,無有空洞處也。以此言天理流行、一實無閑之理,非不深切。然愚意本文言「莫破」,既就天下而言,則似不當作此解。   破者,分析教成兩片,一彼一此之謂也。則疑天下之事物,其或得道之此而不得道之彼者有矣。乃君子推而小之,以至於一物之細、一事之微,論其所自來與其所自成,莫非一陰一陽、和劑均平之構撰;論其所體備,莫不有健順五常,咸在其中而無所偏遺。故欲破此一物為有陰而無陽,彼一物為有陽而無陰,此一事道在仁而不在義,彼一事道在義而不在仁,而俱不可得。   大而大之,道之全者如大海之吞吸,無有堤畔;小而小之,道之全者亦如春霖灌乎百昌,一滴之中也是者陽蒸陰潤所交致之雨。則「禮儀三百」,三百之中,隨一焉而仁至義盡;「威儀三千」,三千之中,隨一焉而仁無不至,義無不盡也。此亦借在人者以征天地固然之道。   故「鳶飛戾天」,疑于陽升,而非無陰降;「魚躍于淵」,疑于陰降,而非無陽升。健順五常,和成一大料藥,隨奿一丸,味味具足,斯則以為天下莫能破也。如此,方得與「 天下」親切。 四   唯是個活底,所以充滿天地之閑。若是煞著底,則自然成堆垛。有堆垛則有閑斷矣,間斷處又是甚來?故知空虛無物之地,者道理密密綿綿地。所以不睹之中,眾象臚陳;不聞之中,群聲節奏。   潑潑者,如水潑物,著處皆濕也。在空亦濕空。空不受濕,濕理自在。與「鱍鱍」字音義俱別。潑,普活切。鱍,北末切。鱍鱍即是活意,潑潑則言其發散充周,無所不活也。   但非有事于存心者,則不見他生而不竭之盛。即如「鳶飛戾天,魚躍于淵」二語,直恁分明覺得,必非與物交而為物所引蔽,及私意用事索隱於不然之域者,能以此而起興。程子所謂「必有事,而勿正」,意止如此,不可誤作從容自然,變動不居解。於此一錯,則老氏所謂「泛兮其可左右」,佛氏所謂「渠今是我,我不是渠」,一例狂解而已。 五   「造端乎夫婦」,自是省文,猶云「造端乎夫婦之所知能」也。不知道之謂愚,不能行道之謂不肖,非謂其不曉了天下之事而拙鈍無能也。只此與聖人對看,盡他俗情上千伶百俐,勤敏了當,也只是愚不肖。以此知「夫婦」云者,非以居室而言也。   今亦不可謂居室之非道,乃若匹夫匹婦之居室,卻說是能知、能行此道不得。況上文原以「君子之道」而言,則固非一陰一陽之道矣。人喚作夫婦,大率是卑下之稱,猶俗所謂小男女,非必夫婦具而後云然。論語云「匹夫匹婦……自經溝瀆」,亦豈伉儷之謂哉?   易云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,是大概須如此說。實則可云三陰三陽之謂道,亦可云六陰六陽之謂道,亦可云百九十二陰、百九十二陽,乃至五千七百六十陰、五千七百六十陽之謂道。而干之純陽,亦一陽也;坤之純陰,亦一陰也;夬、姤之五陽,亦一陰也;剝、復之五陰,亦一陽也。師、比、同人、大有等皆然。所以下云 「繼之者善也」。「仁者見之謂之仁,知者見之謂之知」,則亦一仁一知之謂道矣。   或問此處夾雜參同契中語。彼唯以配合為道,故其下流緣托「好逑」之義,附會其彼家之邪說。朱子於此辨之不早,履霜堅冰,其弗懼哉! 第十三章 一   「道不遠人」,與上章所引旱麓詩詞原無二義。云峰謂上章言性體之廣大,此言率性者之篤實,大是妄分支節。率,循也,言循其性之所有而皆道也。豈率性者之別有階梯,而不必遽如性之廣大乎?   「以人治人」,觀乎人而得治人之道也。「不願勿施」,觀乎人之施己而得愛人之道也。「庸德庸言之慥慥」,觀乎人之得失而得治己之道也。盈天地之效於我者,人而已矣。一吾目之見鳶見魚而心知其飛躍,鳶魚之在天淵以其飛躍接吾之心目者也。而道不遠於此,則亦何篤實之非廣大哉?   內顧,而己之願不願者,盡乎人之情矣。外顧,而人之宜盡第二節與其不克盡者,盡乎物之理矣。不能觸處得理以擇而執之,則必以私意為道,拂乎人而揉亂之矣。此「皆曰予知」而好自用之愚者是也。陳氏以老、莊當之,亦未為得。 二   己所不願,則推人之必不願而勿施之,是恕。推己所不願,而必然其勿施,則忠矣。忠恕在用心上是兩件工夫,到事上卻共此一事。   章句云「忠恕之事」,一「事」字顯出在事上合一。後來諸儒俱欠了當在,乃以忠為體,恕為用,似代他人述夢,自家卻全未見影響。 三   史伯璇添上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一層,大是蛇足。「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」 ,是仁者性命得正後功用廣大事。若說恕處,只在己所不欲上推。蓋己所不欲,凡百皆不可施於人,即飲食男女,亦須準己情以待人。若己所欲,則其不能推與夫不可推、不當推者多矣。仁者無不正之慾。且其所推者,但立達而已。文王固不以昌歜飽客,而況未至於仁者哉? 四   此章之義,章句盡之矣。其他則唯藍田之說為允。或問改藍田一段,不及元本「其治眾人也」、「其愛人也」、「其治己也」分三段為切當。若雙峰以下諸說,則一無足取。緣其所失,皆硬擒住「忠恕」二字作主。要以論語一貫之旨,橫據胸中,無識無膽,不能于聖賢言語,求一本萬殊之妙。朱子一片苦心,為分差等,正以防此混亂,何諸子之習而不察也!   本文云「施諸己而不願,亦勿施於人」,只此是忠恕事。顯然見此但為人之為道者,能近取譬,一入德之門而已。若子曰「吾道一以貫之」,而曾子乃云「夫子之道,施諸己而不願,亦勿施於人而已矣」,則豈可哉?   此亦可言忠恕者,如孟子言「親親仁也,敬長義也」,親親敬長可言仁義,其得以孩提之親親敬兄,謂仁義之全體大用盡於此乎?知此忠恕專在施上說,則其上之不足以統治人,下之不足以統自治,亦明矣。且本文所云「忠恕違道不遠」者,就人心道體而言,所包猶廣;而其云「施諸己而不願,亦勿施於人」,則指事而言,尤一節之專詞耳。   史伯璇心無忠恕,漫為指射,乃以末節為「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」。舉君父與兄而為眾賤之詞曰「人」,事君、事父、事兄而為下逮之詞曰「施」,言不順則事不成,其顛悖莫此為甚!   故本文但于朋友言施,而尤必以先施為情禮之當。則朋友且不可僅言施,而況于君父?故可言施者,必誼疏而卑於己者也。其可言人者,必並不在朋友之科,而為泛然無交,特其事勢相干、言行相接之人也。   故自有文字來,無有言施忠於君、施孝于父者。至於上云「治人」,其所治之人,則已固有君師之任,事在教而不在養。治之之術,戒休董威,不問其可願不可願也。   且末節言所求乎子、臣、弟、友,其所求之子、臣、弟、友,朱子謂為己之子臣若弟,亦以在己者痛癢自知,而其求之也較悉爾。實則天下固有年未有子,位未有臣,而為人之季弟者,其又將何所取則以事其上哉?是所求云者,不論求己之子、臣、弟、友,與從旁公論天下之為子臣、為弟友者,而皆可取彼旁觀之明,以破當局之暗也。則抑知我之所求者,亦得其理於人,故曰「道不遠人」。而非為在己之所欲,如史氏之所云者。人事人父以孝,於己何欲哉?   要此三段文字,每段分兩截。「伐柯伐柯」五句,言治人之道不遠於人也;「以人治人,改而止」,則不遠人以為治人之道也。「忠恕違道不遠」,言愛人之道不遠於人也;「 施諸己而不願,亦勿施於人」,則不遠人以為愛人之道也。「君子之道四」十句,言治己之道不遠於人也;「庸德之行」以下,則不遠人以為自治之道也。   「道不遠人」一「人」字,唯黃勉齋兼人己而言之之說為近。緣忠恕一段,謂以愛己之心愛人,故可兼己而言。乃施諸己者他人也,於人之施者,得勿施於人之道,則雖云以愛己之心為準,而實取順逆之度於人矣。   大抵此章之旨,本言費之小者,故極乎淺易。然于以見斯道之流行,散見於生人情理之內,其得失順逆,無非顯教,與鳶飛魚躍,同一昭著于兩間。故盡人之類,其與知與能,與其所未知未能,皆可以觀察,而盡乎修己治人之理。蓋以明斯道之充滿形著,無所遺略,無所閑斷,而即費可以得隱。則其意原非欲反求之己,而謂取之一心而已足也。   中庸以觀物而論天理之行,論語以存心而備萬物之理。中庸致廣大,而論語觀會通。固宜忠恕之義,大小偏全之不一,而「不願勿施」,但為忠恕之一端也。守朱子之詁,而勿為后儒所惑,是以讀大全者之貴于刪也。 第十四章 一   目前之人,不可遠之以為道;唯斯道之體,發見於人無所間,則人皆載道之器,其與鳶魚之足以見道者一幾矣。現在之境,皆可順應而行道;唯斯道之[用],散見於境無所息,則境皆麗道之墟,其與天淵之足以著道者一理矣。目前之人,道皆不遠,是于鳶得飛、于魚得躍之幾也。現在之境,皆可行道,是在天則飛、在淵則躍之理也。無人不可取則,無境不可反求,即此便是活潑潑地。邵子觀物兩篇,全從此處得意。   雙峰乃以十三章為就身而言,十四章為就位而言,則前雲子、臣、弟、友者,未嘗不居乎子、臣、弟、友之位;后云「反求諸其身」者,亦既歸之於身矣。彼殊未見此兩章大意,在只此是費之小者,就人、境兩端,顯道之莫能破。故新安謂「第十五章承上言道無不在,此四字好。而進道有序」,極為諦當。但新安所云承上者,似專承素位一章。如愚意,則必兩承,而後見道之無不在也。 二   章句分「素位而行」與「不願其外」為兩支,道雖相因,而義自有別。「素位而行」 ,事之盡乎道也;「不願其外」,心之遠乎非道也。觀上言「行」而不言「愿」,可知矣。   乃「不願乎其外」一支,又有兩層:「不陵」、「不援」者,據他人所居之位以為外也;「不怨」、「不尤」者,據己所未得之位以為外也。乃人之有所覬于未得者,必因他人之已然而生歆羨,故「不陵」、「不援」為「無怨」之本;而所謂「正己」者,亦別於上文隨位盡道之實,但以心之無邪而即謂之正矣。「正己」如言立身,「行」則言乎行己,行與立固有分也。   抑「不陵」、「不援」而統謂之「不求」,且於在上位者而亦云無怨尤,此疑乎說之不可通者。以在上位而愿乎其外,必將以諸侯干天子,大夫干諸侯。若但陵其下,則非有求于下,勢可恣為,不至於不得而懷怨。若在上位而愿下,則又疑人情之所必無。   按春秋傳,凡言強凌弱者,字皆作「凌」,左傍從「冰」,謂如寒威之逼人也。其云 「侵陵」,云「陵替」者,字則作「陵」,左傍從「阜」。陵者,山之向卑者也。離乎上而侵乎下,若山之漸降於陵而就平地也。則「不陵」、「不援」,義正相類。陵下者,言侵下之事以為己事也。   夫人之樂上而不樂下,固情也。乃當其居上而覆愿為下之所為者,亦卞躁自喜者之情也。如人當在臺諫之職,未嘗不思登八座;及登八座而不能與臺諫爭搏擊之權,則固有愿為臺諫者矣。乃以此心而居八座,則必身為大臣,不恤國體,而侵陵臺諫之職,欲與小臣爭一言之得失。不得而求,求不得而怨矣。又人之方為子,豈不願己之有子?及身老而子孫漸長,則動成拘忌,乃濱老而有童心,思與子孫爭一旦之憂樂。不得而求,求不得而怨矣。夫唯天子則不宜愿為臣民,而唐宣且自稱進士,武皇且自稱大將軍。況所云「在上位」者,初非至尊無偶之謂乎?   審乎此,則「陵下」「援上」,皆據一時妄動之心而言。而除取現在所居之位為昔之所居而今懷之,他日之所必至而今期之,其為外也,一而已矣。此聖賢之言,所以範圍天下之人情物理而無遺。藍田云「陵下不從則罪其下」,既于「陵」字之義未當;又云「反仁反知所以不陵」,則是素位而行之事,而非不願乎外之心:胥失之已。 三   「徼」只是求意。小注云「取所不當得」,于義卻疏。求者,其心願得之;取,則以智力往取而獲之矣。若幸可取而得焉,則不復有命矣。富貴福澤,盡有不可知者。君子俟之,則曰「命」。小人徼之,則雖其得也,未嘗不有命在;而據其心之欣幸者偶遂其愿,不可云「命」,而謂之「幸」矣。   章句云「謂所不當得而得者」,亦是奚落小人語,其實不然。如以孟郊之文,登一進士,亦豈其不當得?乃未得之時,則云「榜前下淚,眾里嫌身」,既視為幾幸不可得之事;迨其既得,而云「春風得意馬蹄疾,一日看遍長安花」,其欣幸無已,如自天隕者然。則不特人以小人為幸,而小人亦自以為幸;乃至人不以小人為幸;而小人亦自以為幸:則唯其位外之愿無聊故也。 第十六章 一   章句一「然」字及「是其」二字,一串寫得生活。「弗見」、「弗聞」,微也;「體物不可遺」,顯也。義既兩分,故不得不用「然」字一轉。乃如朱氏伸竟為分別,則又成窒礙矣。弗見弗聞者,即以言夫體物者也。體物不遺者,乃此弗見弗聞者體之也。   侯氏形而上下之言,朱子既明斥之矣。雙峰猶拾其餘沈而以為家珍,則何其迷也!形而下者只是物,體物則是形而上。形而下者,可見可聞者也。形而上者,弗見弗聞者也。如一株柳,其為枝、為葉可見矣,其生而非死,亦可見矣。所以體之而使枝為枝,葉為葉,如此而生,如彼而死者,夫豈可得而見聞者哉?   物之體則是形。所以體夫物者,則分明是形以上那一層事,故曰「形而上」。然形而上者,亦有形之詞,而非無形之謂。則形形皆有,即此弗見弗聞之不可遺矣。   不可見、不可聞者之體物不遺,鬼神之性情固然。此弗見弗聞之體物不遺,以使物得之為物者,則其功效也。三句全寫性情,而功效則在言外,不可以體物不遺為功效。 二   于鬼神內摘出祭祀一段說,是從弗見弗聞中略示一可見可聞之跡。延平云「令學者有入頭處」一語,甚精。此不可見聞者,物物而有。直是把一株柳去理會,則儘量只在可見可聞上去討,急切閑如何能曉得者裡面有那弗見弗聞底是怎麼生。及至到祭祀上,卻得通個訊息。   「天下之人」四字,是大概說。除下那嫚侮鬼神底不道,其餘則淺者有淺者之見,深者有深者之見。是他一時精氣凝聚,散亂之心不生,便愾乎如將見之,如將聞之,而信不遺者之真不可遺也。若到聖賢地位,齊明盛服以修其身,出門使民,皆以承祭之心臨之,則不但于祭祀時見其洋洋,而隨舉一物,皆于其不可見者,雖不以目見而亦見之;不可聞者,雖不以耳聞而亦聞之矣。   乃此理氣之洋洋者,下逮于天下之人,固亦時與之相遇,特習而不察,繇而不知,窮視聽於耳目之間,而要亦何嘗遠人而托于希微之際也?故曰:「誠之不可掩如此夫!」東陽許氏以祭祀為「識其大者」,殊屬孟浪。 第十七章

  「舜其大孝也與!」只此一句是實贊其德,下面俱是說道用之廣。舜之所以為舜者,一「孝」盡之矣,所以「造端乎夫婦」而「察乎天地」也。東陽許氏說「下五句為孝之目」 ,極是乖謬。舜之孝,固有「五十而慕」及「烝烝乂,不格奸」之實,為極其大,豈可將此等抹煞,但以聖人而為天子為其孝乎?   孟子說:「天下之士悅之。」士者,賢人君子之稱;悅者,悅其德也。天下皆悅其德,乃聖人「莫不尊親」之實。而孟子固曰「人悅之、貴為天子、富有天下,而不足以解憂」 ,則舜之不以此為孝明矣。   就中唯「德為聖人」一語,可附會立義,謂修德立身,乃孝之大者。其說大抵出於孝經。而論、孟中說孝,總不如此汗漫。人子之於父母,使不得轉一計較在。故先儒疑孝經非孔子之舊文,以其茍務規恢而無實也。孔子說「父母惟其疾之憂」,曾子說「全而生之,全而歸之」。此是痛癢關心處,不容不於此身而見父母之在是。孟子謂「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 」,但云「不失」,則已載夔夔惻惻之意,而不敢張大其詞,以及於德業。若孝經所稱立身成名,揚於後世,卻總是寬皮話,搭不上。以此為教,則將舍其恩義不容解之實,而求之於畔援、歆羨之地,於是一切功名茍簡之士,得托之以為藏身之區藪矣。   人所疑者,「德為聖人」,實有聖學、聖功、聖德、聖業在,不與尊富之俟命于天者同。不見尚書說「天錫勇知」,詩稱「帝謂文王,無然畔援,無然歆羨」,子貢亦曰「固天縱之將聖」?德至聖人,徒可以人力強為之乎?若云不全恃天而廢人,則位祿與壽,得其名即為聖人。亦非無臨御保守、尊生永命之道,豈但聖德之為有功耶?有子曰:「孝弟也者,其為仁之本與!」則為仁之事,皆自孝弟而生。倘云修德以為孝,則是為仁為孝弟之本矣,豈不顛倒本末而逆施先後哉?   況子思引夫子此言,以見中庸之道即匹夫匹婦所知能者;馴至其極,而德無不備,命無不可受。此以為察乎天地之實,則一本萬殊之旨;斯以顯君子之道,費無不徹,而隱不易知。若云修德受命而後為能盡孝,則是造端乎大,而以成夫婦之知能矣。是天地位,萬物育,而後能致中和,不已逆乎?故唯章句「道用之廣」四字為不可易,其餘皆不足觀也。 第十八章

  所云「無憂者其唯文王」,亦但以統論周家一代之事,前自太王、王季而開王業,后至武王、周公而成王道,以見積數世聖賢之功德以建治統,而文王適際夫俟命之時也。初非上下古今帝王,而但謂文王為無憂。則海陵、云峰之說皆不足存。   「憂」字有兩義:有事不遂志而可憂者,在文王固有之,系傳言「作易者其有憂患」 之謂也;有事在可為而不必勞其憂思者,則此言「無憂」是也。天命未至,人事未起,不當預計天下之何以治、何以教,而但守先德以俟。故武王之纘緒克商,周公之制禮作樂、憂勤以圖成者,皆文王之所不為,而非其不足以體道之廣,乃唯文王宜然耳。使武王、周公而亦猶是,則是忘天下,而道之不行不明也,無所託矣。自非文王,則道用本廣,不得以憚于憂而置之也。   若如二胡氏所云舜、禹無聖父,堯、舜無肖子,則父之不令,既非人子所可用其憂者,故舜亦但以不順父母為憂,而不以瞽瞍之頑為憂。孟子謂瞽瞍殺人,舜竊負而逃,終身欣然,深見人子之心,唯知有親,而其賢不肖,直不以改其一日之歡。至子之不肖,則天也。樂天知命夫何憂!杜子美非知道者,且云「有子賢與愚,何必掛懷抱」,況以此而得窺聖人之憂樂哉?若其以「父作子述」為言者,則以明文王雖無憂,而先世後昆,相為開繼,則周之體道以承天者,未嘗息也。   在夫子立言之旨,則以見時未至而事未起,則文王遵養以為道;時已至而事已集,則武、周憂勞以見功。若子思引此以釋道用之廣,則見三聖開周,因仍次序,以集武功而成文德,故製作隆而中和之極建,乃以體君子之道而無所曠。率性之道,自唐、虞以前而未有異;修道之教,至成周而始隆。所為道有顯微,不可掩而抑不可盡,非一聖人之知能所得竟也。彼屑屑然較父子之賢愚于往古者,其何當焉! 第十九章 一   章句云「以其所制祭祀之禮,通於上下者言之」,蓋謂推其孝思以立則于天下,禮雖有同異,而以敬其所尊、愛其所親者同也。「春秋修其祖廟」以下三節,皆通上下而言。故章句于祖廟備紀諸侯、大夫、適士、官師之制,則亦以明夫非但武、周所自行之禮也。   然就中有兼言者,有分言者,有上下一例者,有差等各殊者,直不可執一立解。雜舉自天子以至於士之禮,或全或偏,正以見其周遍。即其獨為天子之禮,亦必有其可通於大夫、士之道。如大夫以下助祭者,無爵可序,而自有貴賤之可辨。非若郊、社、禘、嘗,專言王侯而不及大夫也。   宗器,先世所藏之重器,諸侯大夫亦固有之。章句云「若周之赤刀、大訓」云云,舉一週以例其餘,故曰「若」。亦可云若魯之寶玉、大弓,衛孔悝氏之鼎也。許東陽徒以顧命所陳之寶當之,自屬泥窒。而裳衣、時食,凡有廟者之必設必薦,又不待言矣。   其云「宗廟之禮,所以序昭穆」者,謂以禘祫序列祖宗昭穆之禮,行之於凡祭,以序助祭之同姓,乃通合祖之義以合族也。死者既各有廟,唯禘祫則合於太廟,以父南子北序之,此唯王侯之大享為然。而以此禮通諸合族之義,則自大享以達於時祭,自天子以達于士,自太廟以達于禰廟,茍其有同姓在助祭之列者,皆不復問其爵之有無、族之親疏,而一以昭穆序之。舉夫朝廷之貴賤有級,宗室之大宗、小宗有別,宗室謂宗子之家。至此而尊尊之義皆絀焉,而一以行輩為等夷,所以加恩于庶賤而聯之也。特牲饋食禮有「眾兄弟」、「兄弟子」之文,則雖士祭其禰,同姓咸在,豈必天子之大享而後序昭穆哉?   其為王侯之制,而下不概于大夫者,唯序爵耳。以士不受命,不得稱爵,大夫之祭,唯士與焉,則固無爵之可序也。若序事辨賢,自通乎上下而言。在特牲饋食禮,固有公有司及私臣為宗、祝、佐食者;而少牢饋食,則司士、司馬、宰夫、雍人咸備焉。其在諸侯之備官,又無論矣。乃若旅酬之典,下逮于士,祭畢之燕,于士無禁,禮有明文,固可考也。   是知章句所云「通於上下」者,括修廟以至燕毛而統言之矣。然則所云「踐其位,行其禮,奏其樂」,既承上文而無特起之詞,則亦通上下之承祭者而言也。踐主祭之位,得致敬以昭對於祖考,曰「踐其位」;位謂阼階。行其所得為之禮,以秩神而敘人,曰「行其禮」;奏其所得奏之樂,以合漠而娛神,曰「奏其樂」。此三「其」字,乃泛指之詞。泛言「其」,而隆殺差等之不一者見矣。   又云「敬其所尊,愛其所親」,亦謂武、周既以此禮自敬其先王之所尊,愛其先王之所親;而使諸侯以達于士,皆得以敬愛其先人之所尊親者,而事死如生,事亡如存,文無不稱,情無不盡,斯以廣愛敬之德于天下,而先王之志以繼,事以述也。故曰「孝之至也」。   章句前云「禮通上下」,而此乃云「『其』指先王」,則有自相矛盾之病。特其所云 「『其』指先王」者,則以釋「敬其所尊、愛其所親」之「其」,而不以上累乎「踐其位,行其禮,奏其樂」之「其」。觀朱子引虞禮「反哭升堂,主婦入室」之文以明之,則亦顯夫「 其」者,指主祭者而非先王之謂。上章言祭用生者之禮,正與此「其」字合。而章句中文義未為界斷,斯後人積疑之所自生。乃「其」專以先王而言,則句自成疵。固當統言先人,而後與通於上下之旨不相背也。黃氏云「上下通踐其位」 ,大破群疑,而於以為功于朱子者不小矣。   總以此章之旨,謂武王、周公盡其孝之道,而創製立法,推行上下,無不各俾盡其性之仁孝;于以見道用之廣,而夫婦所知能之理,孝。極其至而察乎上下。故末復以郊禘之義明而治國無餘蘊者終之。若但以天子之自承其祭者言之,則極乎煩重,而但以畢其孝思;則本大末小,體廣用微,豈不與中庸之道相為刺謬?而異端「萬法歸一」之逆說,自此生矣。   知此,則廣平之言表,固賢於藍田之言里。是以朱子或問中雖兼采游、呂之說,而語錄獨稱廣平之周密。若譚氏致敬之論,則其泥而不通也久矣。 二   序事辨賢,唯龜山之說為當,藍田殊未分曉。人之當爲宗、當爲祝、當爲有司,固先已各居其職矣。至有事于廟中,則太宰贊鬯,宗伯蒞裸,舉王侯以例其餘。祝自為祝,有司自各司其事,非臨時差遣,隨命一人而授以事也,明甚。   其云「所以辨賢」者,辨者昭著之義。以平日之量德授位,因能授職,至此而有事為榮,則以顯賢者之別於不賢者;而堂室異地,貴賤異器,又以彰大賢者之殊于小賢也。上言 「辨貴賤」,亦是此意。不然,爵之貴賤,豈素無班序,而直待廟中始從而分別之哉?辨賢只是辨官,位事惟能,建官惟賢。賢也者,即位之謂也。   其別於上所云「序爵」者,則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卿、大夫之謂爵,六官之屬之謂位。爵如今王、公、侯、伯及光祿大夫至修職佐郎是。位則內閣、六部至倉巡、驛遞等衙門是。辨賢者,即辨此之尊卑。古今原分作兩等,此序爵、序事之所以別,而貴賤與賢,亦可以互文見意也。   周禮固有「澤宮選士」之文,然所選者士爾。太宰、宗伯之類,既以尊而不待選,在大夫則家老亦然。祝則世其職而不容旁選。唯如宰夫上士八人,中士十六人,下士三十有二人,具員已繁,不能盡與于祭,則以射擇之耳。而供戒具、薦羞、眂滌濯者,亦必就此五十六人中擇之,終不他取于別官之賢者,而一聽之於射。故曰「庖人雖不治庖,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」。亦如諸侯之得與祭,亦以射擇,而宋公之有淫威,魯侯之為懿親,則不待選于射而必與焉。蓋爵之貴,賢之尊,雖素有等威之別,而合之於廟中,俾其貴其賢得昭著以為榮焉,此「愛其所親」之道也。 第二十章 一   「修道以仁」,只陳新安引「志道、據德、依仁」為據,及倪氏「自身上說歸心上」 之說爲了當。「修身以道」,只說得修身邊事;「修道以仁」,則修身之必先正心誠意者也。   道者,學術事功之正者也。學術事功之正,大要在五倫上做去。章句以「天下之達道 」當之,乃為指出道所奠麗之大者,非竟以「達道」之道釋此「道」字。   若仁者,則心學之凝夫天理者也,其與三達德之仁,自不相蒙。彼以當人性中之德而言,故曰「天下之達德」;此以聖賢心學之存主言,故章句云「能仁其身」。必不獲已,則可云與下「誠」字相近,然就中須有分別。此仁字之可與誠字通者,擇善固執之誠也。三達德之仁言天德,此仁言聖學。亦彼以性言而此以理言也。 二   不意朱門之荑稗,乃有如雙峰以鬼對人之說!史伯璇譏之,當矣。然雙峰豈解能奇,只是傍門求活見地。「仁者人也」,豈可云不仁者鬼乎?夫子謂「鬼神之為德」為「誠之不可掩」,鬼豈是不仁底?雙峰引論語「未能事人,焉能事鬼」作話柄,早已失據。在論語,本謂幽明無二理。既無二理,則非人仁而鬼不仁,審矣。   彼似在氣上說,生氣仁,死氣不仁,則以氣主理,其悖既甚。而彼意中之所謂死氣者,又非訊息自然之氣,乃夭枉厲害之邪氣。使然,則人之有不正而害物者多矣,統云「仁者人也」,不已礙乎?子曰「人之生也直」,于直不直而分死生,且不於之而分人鬼,人鬼自與死生異。而況于仁乎?   聖人斬截說個「仁者人也」,者「人」字內便有徹始徹終、屈伸往來之理。如何把鬼隔開作對壘得?必不獲已,則或可以「物」字對。然孟子以「萬物皆備」為仁,中庸亦云「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」,者「人」字也撇「物」字不下。特可就不仁者之心行而斥之,曰不仁者禽也,為稍近理。要此「仁」字,不與不仁相對,直不消為樹此一層藩籬。   「仁者」屬人道而言,「人也」屬天道而言。蓋曰君子之用以修道之仁,即天道之所以立人者也。天道立人,即是人道。則知「親親為大」 ,是推入一層語,非放出一層語。親親是天性之仁見端極大處,故章句云「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」。此處不是初有事于仁者之能親切,故曰「深體味之可見」,是朱子感動學者令自知人道處。雙峰之孟浪,其不足以語此,又何責焉! 三   「仁」字說得來深闊,引來歸之於人,又引而歸之於「親親」,乃要歸到人道上。「 親親」、「尊賢」,自然不可泯滅,與自然不顛倒之節文者,人道也;而尊親在此,等殺在此,修道修身者以此,故知人道之敏政也。中庸此處,費盡心力寫出,關生明切,諸儒全然未省。 四   「仁者人也」二句,精推夫仁,而見端于天理自然之愛。「義者宜也」,因仁義之並行,推義之所自立,則天理當然之則,于應事接物而吾心固有其不昧者,因以推夫人心秉彝之好,自然有其所必尊而無容茍,則「尊賢」是也。   仁義之相得以立人道,猶陰陽之並行以立天道。故朱子曰「仁便有義,陽便有陰」。非謂陽之中有陰,仁之中有義。如此則亦可云義之中有仁矣。乃天地閑既有陰[陽],則陽[陰]自生;人道中既有仁,則義自顯也。而仁義之施,有其必不容不為之等殺者,則禮所以貫仁義而生起此仁義之大用也。   仁與義如首之應尾,呼之應吸,故下云「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」。禮貫于仁義之中而生仁義之大用,故下云「不可以不知天」。若統論之:則知天者,仁、知之品節者也;知人者,知、仁之同流者也。故曰「修道以仁」,而不勞曰以義、以禮也。   「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」,故曰「人道敏政」者,仁義之謂也。仁義之用,因於禮之體,則禮為仁義之所會通,而天所以其自然之品節以立人道者也。禮生仁義,而仁義以修道,取人為政,咸此具焉,故曰「人道敏政」也。   此言仁義禮者,總以實指人道之目,言天所立人之道而人所率繇之道者若是。皆為人道之自然,則皆為天理之實然。與夫知之為德,人以其形其質受天靈明之用,得以為用,應乎眾理萬事而不適有體者自別。故仁義禮可云道,而知不可云道。雙峰眩于「知天」、「知人」兩「知」字,而以仁、知分支,則文義既為牽扭割裂,而於理亦悖。   凡此三節,用兩「故」字,一順一逆,俱以發明人道之足以敏政者。但務言人道可以敏政之理,而未及夫所以敏之功。是以下文三達德、三「近」之文,必相繼立言,而後意盡。或可以此一段作致知,下四節作力行分,則以明人道之如是,仁義禮。而後有以施吾敏之之功,知仁勇皆所以敏之。亦與知先行后之理相符合。然而有不盡然者。則以此論人道之當然,為知中之知;而下「知斯三者」論人道之能然,能然之道即德也。則固猶為行中之知,必待推其原於一,顯其功于豫,立其程于擇善固執,而後全乎其為力行之實矣。用其知仁勇者,必用之於學、問、思、辨、篤行。   或疑如此說,則仁義禮皆天所立人之道,而人得以為道,是自然之辭也。而又何以云知仁勇為天性之德,而仁義禮非以心德言耶?然而有不礙者。則以仁也,義也,仁之親親、義之尊賢也,親親之殺、尊賢之等也,皆就君子之修而言也。仁、義之有撰,禮之有體,則就君子之所修者而言也。故新安以依于仁證此。依者修之也,所依之仁所修者也,顯然天理之實有此仁義禮,而為人所自立之道。故章句云: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,而人得以生,所謂 『元者善之長也』。」亦可云:義者天地利物之理,而人得以宜;禮者天地秩物之文,而人得以立。是皆固然之道,而非若知仁勇,二「仁」字不同。人得受于有生之後,乘乎志氣仁依志,勇依氣,知兼依志氣。以為德於人,而人用之以行道者比矣。   故愚前云「心學之存主」,亦謂心學之所存所主,非謂君子之以吾心之仁存之主之也。若夫知仁勇,則人之所用以行道者,而非道之條理,人道有仁,而抑有義禮,是謂條理。與其本原。仁故親親,義故尊賢,禮故等殺生焉。是其為道之體與性之用,其相去不紊亦明矣。 五   人道有兩義,必備舉而後其可敏政之理著焉。道也,修身以道。仁也,義也,禮也,此立人之道,人之所當修者。猶地道之於樹,必為莖、為葉、為華、為實者也。仁也,知也,勇也,此成乎其人之道,而人得斯道以為德者。猶地道之於樹,有所以生莖、生葉、生華、生實者也。道者,天與人所同也,天所與立而人必繇之者也。德者,己所有也,天授之人而人用以行也。然人所得者,亦成其為條理,知以知,仁以守,勇以作。而各有其徑術,知入道,仁凝道,勇向道。故達德而亦人道也。以德行道,而所以行之者必一焉,則敏之之事也。故此一章,唯誠為樞紐。 六   「誠」為仁義禮之樞,「誠之」為知仁勇之樞,而後分言「誠者天之道」,「誠之者人之道」。須知天道者,在人之天道,要皆敏政之人道爾。 七   事親亦須知以知之,仁以守之,勇以作之。知人亦然,知天亦然。如郭公善善而不能用,仁勇不給,則亦無以知人。又事親亦須好學以明其理,力行以盡其道,知恥以遠於非。足知雙峰「三達德便是事親之仁,知人之知」,牽合失理。又況如陳氏所云「有師友之賢,則親親之道益明」,其為膚陋更不待言者乎?況所云「與不肖處,則必辱身以及親」,乃閭巷小人朋兇忤逆之所為,曾何足為知天知人之君子道?而於人君有志行文、武之政者,其相去豈止萬里也!   釋書之大忌,在那移聖賢言語,教庸俗人易討巴鼻。直將天德王道之微言,作村塾小兒所習明心寶鑑理會,其辱沒五經、四子書,不亦酷哉! 八   「所以行之者三」,行者,推蕩流動之謂,言以身行於五達道之中,而此三者所資以行者也。若「修身以道,修道以仁」,則曰修。修者,品節之謂:以道為準,而使身得所裁成;以仁為依,而使道得所存主也。   亦有不以道修身者,如文、景之恭儉,而不足與于先王之典禮。亦有不以仁修道者,如蘇威之五教,非果有惻怛愛民之心,而徒以強民也。若行於五者之閑,而不以知仁勇行之,則世之庸流皆然:正牆面而立,一物不能見,一步不能行矣。二者之辨井然,取之本文而已足。 九   以生、安為知,學、利為仁,困、勉為勇,直不消如此說。此兩條文字,上承「所以行之者一」而言,則俱帶一「誠」字在內。後面明放著「從容中道」者,生、安也,「擇善固執」者,學、利也,「愚之明」、「柔之強」者,困、勉也。生知者,「誠明」也;安行者,「至誠」也;學知者,「明誠」也;利行者,「誠之為貴」也;困知、勉行者,「致曲 」也。以其皆能極人道之「誠之」,以為德為學,故知之、成功,莫不一也。各致其誠而知用其知,知用其仁,知用其勇;行其知以知之,行其仁以守之,行其勇以作之。上言「所以行之」「之」字,指知仁勇。是三達德者,皆有知行之二用,且不得以知屬知、行屬仁,而況于以生、安分知,學、利分仁,困、勉分勇乎?   所以謂知去聲有行者,如博學屬知,而學之弗博弗措,則行矣。至於仁之有知,如字。尤為顯別。顏子之服膺弗失者,其擇乎中庸者也。若勇之亦有知者,則固曰「知恥近乎勇」矣。今必從而區分之,則誠明無合一之理。於行無知,則釋氏之驀直做去,不許商量。于知無仁,則釋氏之心花頓開,不落蹊徑。至於以仁為學、利而非生、安,既無以明辨夫仁者安仁、知者利仁之與此迥異;以勇為困、勉,則書所謂「天錫勇知」,孟子所謂「若決江河,沛然莫之能御 」者,又豈非舜、湯之勇乎?   朱子與諸家之說,彼此各成一家言,而要無當於大義,則唯此二段之言,以誠行達德,而非以知仁勇行達道也。 十   章句「未及乎達德」句有病,不如小注所載朱子「恐學者無所從入」一段文字為安。達德者,人之所得於天也,以本體言,以功用言,而不以成德言。非行道而有得於心。如何可云及與未及?   知仁勇之德,或至或曲,固盡人而皆有之。特驟語人以皆有此德,則初學者且不知吾心之中何者為知,何者為仁,何者為勇,自有其德而自忘之久矣。唯是好學、力行、知恥之三心者,人則或至或曲,而莫不見端以給用,莫不有之,而亦各自知此為[吾]好學之心,此為吾力行之心,此為吾知恥之心也。則即此三者以求之,天德不遠,而所以修身者不患無其具矣。   此猶孟子言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」,故遇孺子入井而怵惕、惻隱,心之驗于情也。唯有得於知,故遇學知好;唯有得於仁,故於行能力;唯有得於勇,故可恥必知:性之驗於心也。唯達德之充滿具足於中,故雖在蔽蝕,而斯三者之見端也不泯。盡其心則知其性,雖在聖人,未嘗不於斯致功,而修身治物之道畢致焉。豈得謂其「未及乎達德」而僅為「勇之次 」哉?   舜之好問好察,亦其知之發端於好學。回之拳拳服膺,亦其仁之發端于力行。君子之至死不變,亦其勇之發端于知恥。性為天德,不識不知,而合於帝則。心為思官,有發有征,而見於人事。天德遠而人用邇,涉于用非盡本體。而資乎氣,不但為性。故謂之「三近」。從所近以通其真,故曰「從入」,曰「繇是以求之」,曰「入德」。朱子此說,其善達聖言而有功于初學者極大,章句顧不取之,何也? 一一   既云「修身以道」,抑云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」,此又云「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 」,說若龐雜,此中庸之所以不易讀也。唯熟繹本文,以求其條理,則自得之。云「以道」 、云「不可不事親」者,言修身之事也;云「知斯三者」,言修之之功也。事則互相待而統于成,故可云「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」,抑可云「順親有道,反身不誠,不順乎親」;功則有所循以為資,故知「三近」,而後修身之所以者不迷也。舍其從入之資,則亦茫然無所用以為修矣。   人道之固然其誠者,身之理著于道;人道之能誠之者,德之幾見於心也。固然與能然者,而一合乎誠,則亦同乎所性而不悖,故統之曰「人道敏政」。「修身以道」者,太極之有其陰陽也。「知斯三者,知所以修身」,陰陽之有其變合也。陰陽,質也;變合,幾也:皆人之所以為人道也。君子修之吉,修此者也。嗚呼!微矣。君子之道斯以為托體于隱,而豈云峰逆推順推,膚蔓之說所得而知! 一二   「修身則道立」,云峰以為「道即天下之達道」。字義相肖,輒以類從,此說書之最陋者也。朱子引書「皇建其有極」以釋此,極為典核。洪範說「皇極」,則是「無有作好,無有作惡,無偏無黨,無反無側」,其與「達道」豈有交涉?下云「齊明盛服,非禮不動」 ,止在君身之正直上做工夫,而以天下之無奇邪者為效驗。然則章句所云「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」,正謂君之身修,而可為斯民不修之身示之則也。   修身自有修身之事,盡倫自有盡倫之事。「親親」以下,乃五達道事。理雖相因,而事自殊致。無有私好,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好;無有私惡,而天下無偏黨反側之惡:則所謂「上見意而表異,上見欲而姑息」,與夫「宮中好高髻,城中高一尺」之弊,可無慮矣。是道德一而風俗同也。   若五達道之事,則「親親」為盡父子兄弟之倫,「敬大臣」、「體群臣」、「子庶民 」為盡君臣之倫,「尊賢」、「懷諸侯」為盡朋友之倫。事各有施,效各有當。君於盡倫之外,自有建極之德;民于明倫之外,亦自有會極之猷。且如陳之奢而無節、魏之儉而已褊者,夫亦何損於父子、昆弟、夫婦、朋友之恩義?而其君為失道之君,國為無道之國,則唯君之好惡不裁于禮而無可遵之道也。云峰既不知此,乃云「以下八者,皆道立之效」。其因蔽而陷,因陷而離,蓋不待辨而自明矣。 一三   所謂「賓旅」者,賓以諸侯大夫之來覲問者言之,旅則他國之使修好于鄰而假道者。又如失位之寓公,與出亡之羈臣,皆旅也。唯其然,故須「嘉善而矜不能」。   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失得,而所以待之者即異矣。然善自宜嘉,而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矜之。以重耳之賢,而曹人裸而觀之,不能嘉善也。周人掠欒盈之財,而不念其先人之功,非以矜不能也。若孟子所言「行旅」,則兼遊說之士將適他國者說。傳易者以孔子為旅人,亦此類也。 一四   「豫」之為義,自與「一」不同。一者,誠也;誠者,約天下之理而無不盡,貫萬事之中而無不通也。豫則凡事有凡事之豫,而不啻一矣;素定一而以臨事,將無為異端之執一耶?一者,徹乎始終而莫不一。豫者,修乎始而後遂利用之也。一與豫既不可比而同之,則橫渠之說為不可易矣。   橫渠之所云「精義入神」者,則明善是已。夫朱子其能不以明善為豫乎?章句云「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」,則是該治民以上,至於明善,而統以引伸素定之功也。是朱子固不容不以明善為豫,而或問又駁之,以為張子之私言,則愚所不解。   夫明善,則擇之乎未執之先也,所謂素定者也。誠則成物之始,而必以成物之終也。不息則久,悠久而乃以成物,純亦不已,而非但取其素定者而即可以立事。是誠不以豫為功,猶夫明善之不得以一為功,而陷於異端之執一也。故以前定言誠,則事既有所不能,而理尤見其不合。浸云「先立其誠」,則「先」者,立於未有事物之前也,是物外有誠,事外有誠。斯亦游于虛以待物之用,而豈一實無閑之理哉?   言誠者曰:「外有事親之禮,而內有愛敬之實。」則愛敬與事親之禮而同將,豈其于未嘗事親之先,而豫立其愛敬乎?且亦將以何一日者為未嘗事親之日耶?抑知慎終追遠,誠也。雖當承歡之日,而終所以慎,遠所以追,不可不學問思辨以求其理,是則可豫也。若慎之誠乎慎,追之誠乎追,斯豈可前定而以待用者哉?   又曰「表裡皆仁義,而無一毫之不仁不義」,則亦初終皆仁義,而無一刻之不仁不義矣。無一刻之可不仁不義,則隨時求盡而無前後之分也。明一善而可以給終身之用,立一誠而不足以及他物之感。如不順乎親,固不信乎友。然使順乎親矣,而為賣友之事,則友其信之耶?故君子之誠之,必致曲而無所不盡焉。   唯學問思辨之功,則未有此事而理自可以預擇。擇之既素,則繇此而執之,可使所明者之必踐,而善以至。故曰「凡事豫則立」。事之立者誠也,豫者明也。明則誠,誠則立也。   一乎誠,則盡人道以合天德,而察至乎其極。豫乎明,則儲天德以敏人道,而已大明于其始。雖誠之為理不待物有,誠之之功不于靜廢;而徹有者不殊其徹乎未有,存養于其靜者尤省察于其動。安得如明善之功,事未至而可早盡其理,事至則取諸素定者以順應之而不勞哉?   若云存誠主敬,養之於靜以待動;夫所謂養之於靜者,初非為待動計也。此處一差,則亦老子所謂「執大象,天下往」,「沖,而用之或不盈」之邪說,而賊道甚矣。   夫朱子之以誠為豫者,則以中庸以誠為樞紐,故不得不以誠為先務。而樞紐之與先務,正自不妨異也。以天道言,則唯有一誠,而明非其本原。以人道言,則必明善而後誠身,而明以為基,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。是明善乃立誠之豫圖,審矣。   后此言天道,則誠以統明,而曰「至誠之道,可以前知」,曰「知天地之化育」,有如誠前而明後。然在天道之固然,則亦何前何后,何豫何不豫,何立何廢之有?   言「豫」言「立」者,為人道之當然而設也。故二十五章云「是故君子誠之為貴」, 「誠之者,擇善而固執之也」;二十七章云「道問學」,道者,所取涂以尊德性之謂。曰「既明且哲,以保其身」;二十九章云「知天」、「知人 」。蓋無有不以明為先者也。   道一乎誠,故曰「所以行之者一」。學始乎明,故曰「凡事豫則立」。若以誠為豫,而誠身者必因乎明善焉,則豈豫之前而更有豫哉?「誠則明」者一也,不言豫也。「明則誠 」者豫也,而乃以一也。此自然之分,不容紊者也。   中庸詳言誠而略言明,則以其為明道之書,而略于言學。然當其言學,則必前明而 后誠。即至末章,以動察靜存為聖功之歸宿,而其語「入德」也,則在知幾。入德者,豫之事也。   張子顯以明善為豫,正開示學者入德之要,而求之全篇,求之本文,無往不合。朱子雖不取其說,而亦無以折正其非,理之至者不可得而易也。 一五   「外有事親之禮,而內盡愛敬之實」二句,不可欹重。內無愛敬之實,而外修其禮,固是里不誠;不可誤作表不誠說。內有愛敬之實,而外略其禮,則是表不誠。事親之禮,皆愛敬之實所形;而愛敬之實,必於事親之禮而著。愛敬之實,不可見、不可聞者也。事親之禮,體物而不可遺也。   中庸說「君子之道費而隱」,費必依隱,而隱者必費。若專求誠于內心,則打作兩片,外內不合矣。「率性之謂道,修道之謂教。」教者皆性,而性必有教,體用不可得而分也。 一六   誠之為道,不盡于愛敬之實。朱子特舉順親之誠一端以例其餘耳。到得誠之至處,則無事不然,無物不通。故或問以順親、信友、獲上、治民無施不效而言。   上云「所以行之者一」,孟子謂「至誠未有不動」,一實則皆實、行則胥行之旨。且就君、民、親、友而言之,猶是誠身一半事,但說得盡物之性、所以成物、經綸大經一邊。若誠身之全功,固有儘性成己、立本知化之成能;而存心致知之學,以尊德性、道問學者,自有其事。若本文特頂事親一項說,則以其成物之誠,本末親疏之施,聊分次第爾。況此原但就在下位者而推之,而非以統括事理之全也。   不知此,則將以孝經立身揚名之說,為誠身事親之脈絡。才以揚名為孝,則早有不誠矣。故曰孝經非孔氏之舊文。 一七   中庸一部書,大綱在用上說。即有言體者,亦用之體也。乃至言天,亦言天之用;即言天體,亦天用之體。大率聖賢言天,必不捨用,與后儒所謂「太虛」者不同。若未有用之體,則不可言「誠者天之道」矣。舍此化育流行之外,別問窅窅空空之太虛,雖未嘗有妄,而亦無所謂誠。佛、老二家,都向那畔去說,所以盡著鉆研,只是捏謊。   或問「一元之氣」、「天下之物」二段,紮住氣化上立義,正是人鬼關頭分界語。所以中庸劈頭言天,便言命。命者,令也。令猶政也。末尾言天,必言載。載者,事也。此在天之天道,亦未嘗遺乎人物而別有其體。易言「天行健」,吃緊拈出「行」來說。又曰「大哉乾元,萬物資始,乃統天」,只此萬物之資始者,便足以統盡乎天,此外亦無有天也。況乎在人之天道,其顯諸仁者尤切,藏諸用者尤密乎?   天道之以用言,只在「天」字上見,不在「道」字上始顯。道者天之大用所流行,其必繇之路也。周子言誠,以為靜無而動有,朱子謂為言人道。其實天道之誠,亦必動而始有。無動則亦無誠,而抑未可以道言矣。 一八   北溪分「天道之本然」與「在人之天道」,極為精細。其以孩提之知愛、稍長之知敬為在人之天道,尤切。知此,則知「誠者天之道」,盡人而皆有之。故曰「造端乎夫婦」,以夫婦之亦具天道也。只此不思不勉,是夫婦與聖人合撰處,豈非天哉?   北溪雖是恁樣分別疏明,然學者仍不可將在人之天道與天道之本然,判為二物。如兩閑固有之火,與傳之於薪之火,原無異火。特麗之於器者,氣聚而加著耳。乃此所云「誠者天之道」,未嘗不原本于天道之本然,而以其聚而加著者言之,則在人之天道也。   天道之本然是命,在人之天道是性。性者命也,命不僅性也。若夫所謂「誠之者人之道」,則以才而言。才者性之才也,性不僅才也。惟有才,故可學。「擇善而固執之」,學也。其以擇善而善可得而擇,固執而善可得而執者,才也。此人道敏政之極致。有是性固有是才,有是才則可以有是學,人之非無路以合乎天也。有是才必有是學,而後能盡其才,人之所當率循是路以合乎天也。   人之可以盡其才而至於誠者,則北溪所謂忠信。其開示蘊奧,可謂深切著明矣。擇善固執者,誠之之事。忠信者,所以盡其擇執之功。弗能弗措,而己百己千,則盡己以實之功也。雖愚,而於忠信則無有愚;雖柔,而於忠信則無有柔者。故曰:「十室之邑,必有如夫子者焉。」人道本于天故。而君子之學,必此為主。三達德以此行故。   若知仁勇,則雖為性之德,亦誠之發見,而須俟之愚明柔強之餘,始得以給吾之用。故行知仁勇者以一,而不藉知仁勇以存誠。雙峰、云峰之說,徒為葛藤而喪其本矣。   繇明而誠者,誠之者也。明則誠者,人之道也。惟盡己以實,而明乃無不用,則誠乃可得而執。是以統天下之道於一,而要人事于豫也。豫斯誠也。 一九   仁義禮是善,善者一誠之顯道也,天之道也。唯人為有仁義禮之必修,在人之天道也,則亦人道也。知仁勇,所以至於善而誠其身也。「誠乎身」 之誠,是天人合一之功效。所以能行此知之所知、仁之所守、勇之所作於五倫九經者,忠信也,人之道也。人于知仁勇,有愚明、柔強之分,而忠信無弗具焉,人道之率于天者也。   人道惟忠信為咸具,而於用尤無不通。土寄王四行,而為其王。雒書中宮之五,一六、二七、三八、四 九所同資,無非此理。敏政者全在此。其見德也為知仁勇。其所至之善為仁義禮。其用之也于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,而以博、以審、以慎、以明、以篤,則知仁勇可行焉,仁義禮可修焉,故曰「人道敏政」。朱子所云「表裡皆仁義,而無一毫不仁不義」,及云「外有事親之文,內盡愛敬之實」,皆忠信之謂,特引而未發。北溪顯天德、聖功、王道之要於二字之中,嗚呼至矣哉! 二十   聖人可以言誠者,而不可以言天道。非謂聖人之不能如天道,亦以天道之不盡于聖人也。   「不思而得,不勉而中」,人皆有其一端,即或問所謂惻隱羞惡之發者,皆不假于思勉。特在中人以下,則為忮害貪昧之所雜,而違天者多矣。乃其藉擇執之功,己千己百而後得者,必于私慾之發,力相遏閟,使之出而無所施於外,入而無所藏於中,如此迫切用功,方與道中。若聖人,則人之所不學慮而知能者,既咸備而無雜,于以擇執,亦無勞其理欲交戰之功,則從容而中道矣。   其然,則此一誠無妄之理,在聖人形器之中,與其在天而為化育者無殊。表裡融徹,形色皆性,斯亦與天道同名為誠者,而要在聖人則終為人道之極致。故章句云「則亦天之道 」,語意自有分寸,不得竟以天道言聖人審矣。 二一   「不思而得,不勉而中」,在人之天道所發見,而非為聖人之所獨得。「擇善而固執 」,君子之所學聖,而非聖人之所不用。所以然者,則以聖人之德合乎天道,而君子之學依乎聖功也。   故自此以後十三章,皆言聖合天,賢合聖,天人一理,聖賢一致之旨。使不思不勉者為聖人之所獨得,則不可名為天道;天無私,凡物皆天道所成。使君子之擇善固執為聖人之所不用,則君子終不能循此以至於聖人之域矣。而下云 「明則誠」,云「曲能有誠」以至於化,云「性之德也」,「時措之宜也」,又豈因他涂而底聖境哉?   且所謂聖人者,堯、舜、文王、孔子而已矣。堯、舜之「惟精」,擇善也;「惟一」 ,固執也;「問察」,擇善也;「用中」,固執也。文王之「緝熙」,擇善也;「不回」,固執也。孔子之「學而不厭」,擇善也;「默而識之」,固執也。特於所謂己百己千者,則從容可中,無事此耳。而弗能弗措,己百己千,為學、利、困、勉者之同功,非學知、利行之必不須爾。此自體驗而知之,非可徒于文字求支派也。   截分三品,推高聖人,既非中庸之本旨。且求諸本文,順勢趨下,又初未嘗為之界斷。章句於是不能無訓詁氣矣。 二二   修道,聖人之事,而非君子之事,章句已言之明矣。既須修道,則有擇有執。君子者,擇聖人之所擇,執聖人之所執而已。即如博學審問,豈聖人之不事?但聖人則問禮于老聃,問官于郯子,賢不賢而焉不學?君子則須就聖人而學問之,不然,則不能隱其惡,揚其善,執兩端而用其中,而反為之惑矣。耳順不順之分也。   聖人不廢擇執,唯聖人而後能盡人道。若天道之誠,則聖人固有所不能,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者也。聖人體天道之誠,合天,而要不可謂之天道。君子凝聖人之道,盡人,而要不可曰聖人。然盡人,則德幾聖矣;合天,則道皆天矣。此又后十三章所以明一致之旨也。   讀者須於此兩「誠者」兩「誠之者」,合處得分,分處得合,認他語意聯貫之妙。儱侗割裂,皆為失之。 二三   章句分知仁勇處,殊少分曉。前言知仁勇,只平數三德,何嘗尊知仁而卑勇?且云「 三者天下之達德,所以行之者一」,則自天道而言,唯命人以誠,故人性得以有其知仁勇,自人事而言,則以忠信為主,而後可以行其知仁勇之德於五達道之閑。朱子所謂「無施而不利」者,知仁勇之資誠以為功也。「及其知之」,「及其成功」,則自從容中道;以至於未免愚柔者,知皆如舜,仁皆如顏,勇皆如不流不倚之君子。既不繇知仁勇以得誠,況可析學利為知仁,困勉為勇哉?且朱子前業以生安為知,學利為仁,而此復統知仁于學利,足見語之蔓者,必有所窒也。   唯章句「而為」二字,較為得之。以誠之者之功,乃以為功于知仁也。然如此說,亦僅無弊,而於大義固然無關。至於雙峰、云峰之為說,割裂牽纏,于學問之道,釋經之義,兩無交涉。則吾不知諸儒之能有幾歲月,而以消之於此,豈「博弈猶賢」之謂乎!若雙峰以從容為勇,則益可資一笑。其曰「談笑而舉百鈞」,則有力之人,而非有勇之人也。要離之順風而頹,羊祜之射不穿札,豈不勇哉?若烏獲者,則又止可云力,而不可云勇。勇、力之判久矣。有力者可以配仁守,而不可以配勇。力任重,而勇禦侮。故朱子以遏欲屬勇,存理屬仁。存仁之功,則有從容、竭蹷之別。禦侮之勇,則不問其從容與否。項羽之喑惡叱吒,豈得謂其勇之未至哉?故朱子曰:「不賴勇而裕如。」如賴勇矣,則千古無從容之勇士。子之語大勇曰:「雖千萬人,吾往矣。」是何等震動嚴毅,先人奪人,豈談笑舉鼎之謂哉? 二四   學、問、思、辨、行,章句言目而不言序。目者若網之有目,千目齊用;又如人之有目,兩目同明。故存程子廢一不可之說以證之。或問言序,則為初學者一向全未理會,故不得不緩議行,而以學為始。其于誠之者擇執之全功,固無當也。   朱子語錄有云「無先後而有緩急」,差足通或問之窮。乃以學為急,行為緩,亦但為全未理會者言爾。實則學之弗能,則急須辨;問之弗知,則急須思;思之弗得,則又須學;辨之弗明,仍須問;行之弗篤,則當更以學問思辨養其力;而方學問思辨之時,遇著當行,便一力急於行去,不可曰吾學問思辨之不至,而俟之異日。   若論五者第一不容緩,則莫如行,故曰「行有餘力,則以學文」。弟子尚然,而況君子之以其誠行於五達道之閑,人君一日萬幾而求敏其政者哉? 第二十一章 一   曰「性」、曰「道」、曰「教」,有質而成章者也。曰「天命」、曰「率性」、曰「 修道」,則事致於虛而未有其名實者也。溯其有質成章者于致虛之際,以知其所自來,故曰 「之謂」。   曰「自誠明」,有其實理矣;曰「自明誠」,有其實事矣。「性」,為功于天者也; 「教」,為功於人者也。因其實而知其所以為功,故曰「謂之」。   天命大而性小,性屬一人而言。率性虛而道實,修道方為而教已然。命外無性,性外無道,道外無教,故曰「之謂」,彼固然而我授之名也。   誠明皆性,亦皆教也。得之自然者性,復其自然者亦性,而教亦無非自然之理。明之所生者性,明之所麗者亦性,如仁義禮等。而教亦本乎天明之所生。特其相因之際,有繼、有存,成性存存,道義之門。有通、有復,則且於彼固然無分之地而可為之分,故曰「謂之」,我為之名而辨以著也。   黃洵饒緩急之訓,未當二者之義。 二   章句云「所性而有」、「繇教而入」,則就性之所凝與教之所成者言,是移下一層說。因取聖賢而分實之以其人,語自可通。小注所載朱子語錄及或問所取藍田之說,則畢竟於「性」、「教」兩字不安。   孟子言「君子所性」一「所」字,與「所欲」、「所樂」一例,言君子所見以為己性者也。觀孟子言耳目口鼻之慾「君子不謂之性」,則知「所性」者,君子所謂之性,非言君子性中之境界,而謂見性后之所依據也。若其云「堯、舜性之」,則要就堯、舜之功用而言。如「動容周旋中禮」四事,皆推本其性之撰,而原其所以得自然咸宜者,性之德也,而非以性為自然之詞也。   至於教非學,學非教,義之必不可通也,則尤明甚。「繇教而入」者,賢人之學,而必不可謂教者賢人之事。故藍田於此,亦有所不能誣,而必云「聖人之所教」。夫學以學夫所教,而學必非教;教以教人之學,而教必非學。學者,有事之詞也;教者,成法之謂也。此而可屈使從我之所說,則亦何不可抑古人以徇其私見哉?   要此一節文字,自分兩段。上二句以理言,下二句以事言。于理而見其分,則性原天而教自人。於事而著其合,則合天者亦同乎人,而盡人者亦同乎天。既顯分兩段,則陳氏「 下二句結上意」之說,真成鹵莽。   若夫理之分者未嘗不合,則首章已顯明其旨。性、教原自一貫:才言性則固有其教,凡言教則無不率于性。事之合者固有其分:則「自誠明謂之性」,而因性自然者,為功于天;「自明誠謂之教」,則待教而成者,為功於人。前二句固已足達其理,不待后之復為申說也。   愚欲于兩段相承之際為之語曰:聖人之儘性,誠也;賢人之奉教,明也。「誠則明矣 」,教斯立矣。「明則誠矣」,性斯盡矣。如此,則轉合明而可以破此章之疑。   然本文云「誠則明矣」,而不云性則無不明矣;「明則誠矣」,而不云教則可以至於誠矣。是亦足見上二句之未及乎聖人賢人,必待下二句「誠則明矣」一「誠」字,方以言聖人之德足乎誠;「明則誠矣」一「明」字,方以言賢人之學因乎明。是章句「德無不實」八句,僅可用以釋下二句「誠」、「明」二字,而上二句則未之釋,此章句之疏也。   聖人之德自誠而明,而所以爾者,則天命之性「自誠明」也。賢人之學自明而誠,而其能然者,惟聖人之教「自明誠」也。   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,而翕闢變化,有其實然,則為等為殺,粲然昭著于萬物之中,一鳶飛魚躍之可以仰觀俯察而無不顯。自誠而明者,惟其有之,是以著之也。于天為命,而於人為性也。然其所以不言命者,則命唯一誠,而性乃有此虛靈不昧之明也。   聖人之德,以其喻乎己者,紀綱條理,昭晰不忒,得以列為禮、樂、刑、政,確然行於天下後世,使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能而盡其性。自明而誠者,推其所已明,以為明為不誠者,明夫天理之固誠,而有章有質,反之天理而皆非妄也;于聖人為道,而於天下為教也。然其所以不言道者,則聖人之於道,唯率其本明,而既立為教,乃使理麗於實也。   天不容已於誠,而無心於明。誠者天之道也,明者人之天也。聖人有功于明,而不能必天下之誠明者,聖人立教之本也。誠者教中所有之德也。賢人志於誠,而豫其事于明,則 「不明乎善,不誠乎身」,學、問、思、辨所以因聖而為功者也。此在天、在人,聖修教、賢繇教之差等,固然其有別。上二句之旨。而在天為誠者,在人則必有其明,明授于性,而非性之有誠而無明。   故聖人有其誠而必有明,聖之所以儘性而合天者,固其自然之發見。聖之所明者,賢者得之而可以誠,明開于聖教,而非教之但可以明而無當於誠。故賢人明聖人之所明,而亦誠聖人之所誠。賢之所以學聖人而幾於天者,明尤其用功之資始。然則性必有明而後教立,學必繇明而後因教以入道,故曰「不明乎善,不誠乎身」。明雖在天所未有而聖必有,「自明誠」「明」字屬聖人說。在賢必用,「明則誠矣」「明」字屬賢人說。中庸所以要功于誠,而必以明為之階牖也。   一章之旨,大概如此。乃以求以下十二章,無不合符。末章指示入德之功,必以知幾為首。首章平列性、道、教,而必以教為歸,亦無不合符者。然則於此章竟刪抹節次,混合為一,如陳氏所云「下結上」者,要其立義漫無歸宿,而大義不顯。子思亦何事為此區別之言,絕天下以作聖之功哉? 第二十二章 一   二十二章以下,章句系之語云「言天道也」,「言人道也」。須知朱子是櫽括來說個題目,便人記憶。其實則所云「言天道」者,言聖人之具體乎天道也;「言人道」者,言君子之克盡乎人道也。聖人自聖人,天自天,故曰「可以贊」,「可以參」,曰「如神」,曰「 配天」,俱有比擬,有差等。「可以」者,未可而可之詞也。曰「如」、曰「配」者,雖異而相如、相配也。   孟子言「聖人之於天道」,固有分別,一如言「仁之於父子」。仁者心德,父子者天倫。仁非即父子,則天道亦非即聖人審矣。   又獨以人道歸君子,亦不可。人道須是聖人方盡得。故言人道章亦曰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」,曰「大哉聖人之道」;言天道章亦云「能盡其性」。在天為命,在人為性。儘性,固盡人道也。論語言「性與天道」,性、天之分審矣。直至贊化育,參天地,而後聖人之體天道者見焉。要其體天道者,亦以其盡人道者體之爾。   此等處,中庸原要說合,見得「知之」、「成功」之一。故於聖人分上,說「天地之化育」,「天地之道」,「維天之命」,「天地之所以為大」;于君子分上,說「聖人之道,峻極于天」,說「誠者自成,所以成物」,說「建諸天地而不悖」,乃至動察靜存之功,馴至於「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」,無非此理。聖則合天矣,賢則合聖矣。合聖,而於天又豈遠哉?諸儒徒區區于生安、學利、困勉之分,而不知儘性即以至命之合,大失本旨。 二   或問于第二十章說誠之處,推天人之本合,而其後,人遂有不誠以異乎天者,其害在人慾;至此章言至誠儘性,而以「無人慾之私」為之脈絡。此朱子吃緊示人語,轉折分明,首尾具足,更不囫圇蓋覆。其不取程子「窮理便是至命」之說,亦爭此耳。   蓋誠者性之撰也,性者誠之所麗也。性無不誠,仁義禮知,皆載忠信。非但言誠而即性。性有仁義禮知。誠以行乎性之德,非性之無他可名而但以誠也。性實有其典禮,誠虛應以為會通。性備乎善,誠依乎性。誠者天之用也,性之通也。性者天用之體也,誠之所幹也。故曰「惟天下至誠,為能盡其性」。可以分誠與性為二,而相因言之。天用之體,不閑于聖人之與夫婦。無誠以為之干,則忮害雜仁,貪昧雜義,而甚者奪之。因我所固有之大用誠,以行乎天所命我之本體性,充實無雜,則人慾不得以乘之,忮害等無所假託則不雜。而誠無不幹乎性,性無不通乎誠矣。   抑朱子以盡心為盡其妙用,儘性為盡其全體,以體言性,與愚說同。而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者,豈即誠乎?於此則更有辨。   孟子以知言,此以行言。則「知性」與「儘性」對,而於「知」與「盡」分知行;「 盡心」與「至誠」對,而於「心」與「誠」分知行。問者有所未察,故以「盡心」「儘性」 為疑,朱子則已別白之矣。「盡心」者,盡其虛靈知覺之妙用,所謂「明善」也。「至誠」 者,極至其篤實充滿之大用,所謂「誠身」也。「存心養性」者,誠之之事也。「儘性」者,事天之效也。   君子學繇教入,自明而誠,則以「盡心」為始事。聖人德與天合,自誠而明,則略「 盡心」而但從「誠身」始。聖人無慾,不待「盡心」以揀乎理欲之界。賢人遏欲以存理者也,而遏欲必始於晰欲,故務「盡心」;存理必資乎察理,故務「知性」。孟子為思誠言其義,與下言人道諸章義通,不可引作此章之證。 三   章句云「此自誠而明之事」,則盡人物之性,贊化育,參天地,皆以極明之用也。「 知無不明」,固明也。「處無不當」,則是誠以成物,而亦為明之效者,明之所至,誠用皆達也。   盡人物之性,明只是教,而不可謂性;則「自明誠謂之教」,乃以言「自誠明」者明後之功用。既誠以生明而明覆立誠,其非竟言賢人之學可知已。若賢人則須於人物之性,求知之明,求處之當,於己之性,察而繇之,其不能即謂之教,審矣。   以此知「自明誠」「明」字,亦以成德言,而無工夫。「自誠明」者亦有其「自明誠 」也。直至「明則誠矣」「明」字,方為賢人之學而有力。不然,則此「自誠明」之事,何以不自明止?必處之當故。而朱子所云「教化開通處得其理」,又豈非教之謂乎?   大抵此等處須要活看。如下章言「誠則形,形則著,著則明」,固非「自誠明」之事,而抑何以先誠而後明耶?自明誠者,亦自誠而復明。 四   說此「至誠」必是有德有位,陳氏之膚見也。本文云「盡人之性」、「盡物之性」, 「盡」字自在性上說,不在人物上說。一人亦人也,千萬人亦人也;用物之宏亦物也,用物之寡亦物也。豈孔子之未得位而遂不能盡人物之性耶?   此與作禮樂不同。彼以行於天下言,則須位。此就其所知、所處之人物言,則不須位。陳氏死認朱子「黎民于變時雍,鳥獸魚鱉咸若」之語,便煞著堯、舜說。不知朱子本文一 「如」字,是活語,極其至處,則時雍咸若而皆非分外。然抑豈必時雍咸若而後能盡人物之性,以幾於贊化參天也哉? 第二十三章 一   「曲」云者,如山一曲、水一曲之曲,非一方一隅之謂也。從縱上說,不從方上說。斯道之流行者不息,而曲者據得現前一段田地,亦其全體流行之一截也。   總緣此指誠而言,固不可以仁義之一端代之。「致曲」而「曲能有誠」,此等天資,與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今人,自不一格。彼特一念之善,發於不知不覺之際,恍惚靈動,而非有無妄之可據。其于未見孺子之前,孺子見已之餘,猶夫人之不仁也。若此之「曲」,則大概皆循義理而行,特不能于痛癢關心之處,親切警惺,如固有之。唯此一「曲」,則實有之而無妄,茍能所擇皆善,則所信益弘,而無有不誠,遂俾形、著、明、動、變、化之效,無不捷得,足以知非乍見孺子入井之心所可幾也。程、朱之言,特藉以顯「曲」為全體盡露之一節,而以擴充盡「致」字之義,非謂四端之即為「曲」也。   小注「既是四端,安得謂之曲」一問,問者先不曉了。朱子亦但就其問處答,故不可據為典要。若朱子「須於事上論,不當於人上論」之說,斯為近之。曲者,獨於一事上灌注得者誠親切。其實此誠,元是萬行共載的。則養繇基之於射,亦是誠之全體見於一曲,其事小則其所誠者亦小耳。程子引喻,亦未為過。但所云「用志不分」,則屬乎好學力行而非誠耳。   誠者,周流乎萬事萬物,而一有則全真無二者也。一念之誠,一事之誠,即全體之誠;直至儘性合天,更無增加。與見孺子入井之心,有端而無仁之大用者不同。非猶夫四端為一星之火,涓涓之水也。   抑四端如人之有四體,手自手而足自足。誠如人之有心,無定在而無在非其定在也。故一事一念,原該全體,致之即充,而不待于取譬以旁通。則或問「悉有眾善」之說,亦從此而生,特未為之靠定「誠」字,不免有所窒礙,如四端之說者。蓋惻隱與羞惡殊心,餘二亦爾。故可目言之為四,並列之為端。誠則同歸而行乎殊涂,一致而被乎千慮,雖其一曲,亦無有可分派而並立也。唯察乎「曲」之為「曲」,則眾說紛紜,不辨而自定矣。 二   黃氏「物格知至之後,致曲與固執並行」之說,甚為有功于聖學;似與龜山學、問、思、辨、篤行之說,相為異同。   乃所謂篤行者,元有二義。一事之已行者,專力以造其極,此以執為篤也。眾事之待行者,推廣而皆盡其理,此以致為篤也。故曰「行之弗篤弗措」,與上言「弗知」、「弗能 」、「弗得」不同。行但期于篤,而不可云行之弗成弗措,初非以一行之成為止境也。「致曲」二字,收拾盡「誠之者」一大段工夫。學、問、思、辨者,「致」前之功也。非博、審、慎、明,則曲無以致。一曲能誠,則既不患其執之不固,而唯是致之宜弘也。至於能致,則其執一曲而能固者不待言,而其用力于學、問、思、辨之深,亦可見矣。則黃氏之說以著夫擇善以後之功而析為二;二者皆篤行事。龜山之旨,則以包乎固執之前而統其成也;又在讀者之善通爾。 三   在己為「形」,被物為「著」,己之感物曰「動」,物之應感曰「變」。六「則」字皆為急辭,而「形則著、動則變」二層,尤是一串事。如瞽瞍允若,「化」也,非但「變」 也;瞽瞍底豫,則「變」也。舜之感瞍而生其豫者「動」也,瞍因自豫悅而忘其頑者「變」 也。起念為「動」,其幾在動之者,而彼未能自主。成念為「變」,變其未動以前之心,而得善於己矣。 四   「形」兼言、行、動而言。「著」則人聞其言而知其為善言,見其行與動而知其為善行善動。「明」則言為法,行為則,動為道,與天下共明斯道矣。此「明」字與「明則誠矣 」「明」字大異,而與「自誠明」「明」字亦無甚分。   所謂「光輝」者,教之行於天下後世者也。天下後世之道大明於己之謂光,君子之道及於天下後世之謂輝。光如日月輪郭里的赤光白光,輝則其芒耀之自天而下屬於地中閑的暉焰。「明」字與「光輝」字自別。茹者之謂明,吐者之謂光。此言及物之光輝而云明者,言物之所資以為明,己之所施物以明者也。如日之光輝,令目與鏡得之以為明,故「明則動」 分己與物處,雖是一大界限,而亦以「則」字急承之。 五   章句所謂「誠能動物」者,在孟子但就治民、獲上、順親、信友而言。實則孟子所言,行也,而未及於教也。此言「明則動」者,包括甚大,兼行之所感與教之所啟而統言之。曰 「著」、曰「明」,則有制禮、作樂、詳刑、勅政之事矣。若無位之君子,則有道足興,聞風而起,皆其動物之效。愚所舉瞽瞍底豫,亦聊指一端,以發字義爾。 第二十四章 一   或問所云「術數推驗之煩」,正以破至誠之不以祥妖、蓍龜為知。其云「意想測度之私」,正以破至誠之不緣四體之動而知。子貢知二君之死亡,而夫子以為「不幸」,以其為測度也。   小注所載朱子語錄,是門人記成文字時下語不精通。其云「但人不能見」者,就理之形見而言,已撇開妖祥、蓍龜、四體等項上面說。彼亦皆是此理,而此理則非常人之所見,其所見必繇象數也。至其云「蓍龜所告之吉兇,非至誠人不能見」,此又就俗情中借一引證。所謂「至誠人」者,亦就其術中之篤信者言之耳,故加「人」字以別之。人者微詞也。云峰不知此意,乃認定在象數上知吉兇,則甚矣其愚也。   禎祥、妖孽之必有,蓍龜、四體之先見,此是鬼神之誠。鬼神體物而不可遺,無心於知,而昭察兆見者不誣,故人得憑之以前知,斯鬼神之明也。唯「誠則明」,鬼神之誠不可掩者也,是以不待至誠,而人得因以前知。   天地閑只是理與氣,氣載理而理以秩敘乎氣。理無形,氣則有象,像則有數。此理或紊,則像不正而數不均,大而顯著,細而微動。非至誠之實有其理,則據其顯者以為征,迎其微者以為兆,像數之學所自興也。   至誠者理誠乎己,則「惠迪吉」,迪乎我而即吉也;「從逆兇」,逆乎我而即兇也。如會做文字人看人試闈文字,當於其心則知其售,不當于其心則知其不售,卻與精於卜筮者一例取準。所以書云「唯先蔽志,昆命于元龜」,則固已先天而天不違矣。   鬼神之為妖為祥,在蓍龜而見,在四體而動者,非有意想也,至誠之道也。在天之至誠。人之用此以知鬼神之所知者,則推測之小道也。「至誠如神」,與鬼神同以至誠之道而前知之。而善為術數、精於測度者,則藉鬼神之誠明以知之,是神自效也,非彼之能如神也。如董五經知程子之至,卻云「聲息甚大」,其所藉者聲息也,非聲息則彼且惘然矣。   俗有本命元辰來告之說,亦是藉當體之鬼神。而程子所云「知不如不知之愈」,直以吾身之誠有不足,故藉乎神以為明,而非其明也。藉乎神,則己與神為二。令其知者一,因而知者又一,此二之說也。與神為二,則神固誠而己不誠。己既不誠,乃以篤信夫神之區區者為誠,其亦微矣。   乃其大端之別,則至誠所知者,國家之興亡也,善不善之禍福也。若今日晴,明日雨,程先生之來不來,此亦何煩屑屑然而知之哉?聖人所以須前知者,亦只為調燮補救,思患預防,與夫規恢法制,俟后聖而不惑耳;一切尖尖酸酸底人事家計,則直無心情到上面去。   又如「亡秦者胡」,「點撿作天子」,既無可如何區處,亦不勞知得。如夫子說子路不得其死,亦須是警戒他,教涵養其行行之氣。不成只似張憬藏一流,判斷生死以炫其術?但國家之興亡,夫人之禍福,徒以一端之理斷之,則失者亦眾。如孔子言衛靈公之不喪,即非季康子之所知。康子之言,非無理也。   乃必如孔子,于善惡得失,如冷暖之喻于體,亦如王者之自操賞罰,酌量皆平,則輕重長短緩急宜稱,在理上分得分數清切。而氣之受成於理,為順為逆,為舒為促,為有可變救,為無可變救,直似明醫人又曾自療過己身此病來,及看人此病,斷不浪憂浪喜,而所以施之藥石者,一無妄投,茍嘗試焉,而未有不能生之者也。   其在他人,則或以數測而反知之,以理度而反失之。唯其理之未實而不達乎神之所以誠也。以數測者,非其人之能知也,因其一念之篤信而神憑之也。鬼神之體乎誠而不可掩,其道可以前知也。以理知者,無待于鬼神,而與鬼神同其吉兇也。至誠之能體夫誠,而「誠則明」,其道可以前知也。其道同,故「至誠如神」;神可以知者,無不知矣。云峰無此境界,故信不能及,而謂必繇妖祥卜筮,亦其宜矣。 二   章句云「無一毫私偽盡己則無私,以實則無偽。留於心目之閑」一句,是透徹重圍語。私者私意也,偽者襲義也。   以己之私意論順逆,順於己之私者則以為順,逆於己之私者則以為逆。如子路言「何必讀書然後為學」,則亦不知為宰之足以賊子羔也。   以口耳所得,襲義而取之,則所謂順者必有其不順,所謂逆者未必其果逆。如徒聞「 喪欲速貧,死欲速朽」,非實得於己而見其必然,則速貧而無以仰事俯育,速朽而作不孝之俑矣。   義理本自廣大,容不得私;本自精微,非偽所及。而禍福興亡,一受成於廣大精微之天道,則必其廣大無私、精微不偽者,然後可與鬼神合其吉兇而不爽。若此者,豈但如小注所云「能見蓍龜吉兇之至誠人」乎?故章句、或問而外,朱門諸子所記師言,過口成酸,讀者當知節取。 第二十五章 一   此章本文,良自清順,而諸儒之言,故為紛糾,徒俾歧路亡羊。總以此等區處,一字不審,則入迷津。如第一句,章句下個「物」字,第二句下個「人」字,止為道理須是如此說,不容於誠則遺夫物而以道委之物。實則兩「自」字,卻是一般,皆指當人身上說。故或問復取程子「至誠事親則成人子,至誠事君則成人臣」之說,以為之歸。   繇章句言,則該乎物而論其本然。繇程子之言,則歸乎當人之身而論其能然。兩說豈不自相矛盾?須知章句於此下一「物」字,是盡著道體說,教圓滿,而所取程子之說,則以距游、楊「無待」之言誤以「自」為「自然」之自,而大謬于歸其事於人之旨也。故章句又云「誠以心言」。曰「心」,則非在天之成萬物者可知矣。   乃此所云心,又與或問解第二節以實理、實心分者不同。或問所云實心者,人之以實心行道者也。章句所云心者,謂天予人以誠而人得之以為心也。   此「心」字與「性」字大略相近。然不可言性,而但可言心,則以性為天所命之體,心為天所授之用。仁義禮知,性也,有成體而莫之流行者也。誠,心也,無定體而行其性者也。心統性,故誠貫四德,而四德分一,不足以盡誠。性與生俱,而心繇性發。故誠必托乎仁義禮知以著其用,而仁義禮知靜處以待誠而行。是以胡、史諸儒竟以誠為性者,不如章句之言心也。   乃所謂心,則亦自人固有之心備萬物於我者而言之。其與或問所云「實心」,固大別也。知此,則程子之以能然言者,一章句之說為本然者也。   抑所謂以心言、以理言者,為「誠者」「而道」四字釋耳,非以釋夫「自成」「自道 」也。若本文之旨,則「誠」與「道」皆以其固然之體言之,又皆兼人物而言之。「自成」 「自道」,則皆當然而務致其功之詞,而略物以歸之當人之身。若曰:天所命物以誠而我得之以為心者,乃我之所以成其德也;天所命我以性而人率之為道者,乃我之所必自行焉而後得為道也。以誠自成,而後天道之誠不虛;自道夫道,而後率性之道不離。誠麗乎物以見功,物得夫誠以為干。萬物皆備之誠心,乃萬物大成之終始。誠不至而物不備於我,物不備則無物矣。   故君子知人心固有其誠,而非自成之,則於物無以為之終始而無物;則吾誠之之功,所以凝其誠而行乎道,其所為「自成」「自道」者,一皆天道之誠、率性之道之所見功。是其以體天而復性者,誠可貴也。而又非恃天之畀我以誠,顯我以道,遂可因任而自得之為貴。則所貴者,必在己之「自成」而「自道」也,惟君子之能誠之也。誠之,則有其誠矣。有其誠,則非但「成己」,而亦以成物矣。從此以下,理事雙顯。   以此,誠也者,原足以成己,而無不足於成物,則誠之而底于成,其必成物審矣。成己者,仁之體也。成物者,知之用也。天命之性,固有之德也;而能成己焉,則是仁之體立也;能成物焉,則是知之用行也。仁、知鹹得,則是復其性之德也。統乎一誠,而己、物胥成焉,則同此一道,而外內固合焉,道本無不宜也。性乎誠而仁、知盡焉,準諸道而合外內焉,斯以時措之而宜也。君子誠之之功,其能有誠也如此。   是其自成者即誠也,人而天者也;自道者即道也,身而性焉。惟天道不息之妙,必因人道而成能,故人事自盡之極,合諸天道而不貳。此繇教入道者所以明則誠焉,而成功一也。此章大旨,不過如此。以是考諸儒之失得,庶不差矣。 二   此章之大迷,在數字互混上。朱子為分析之以啟其迷,乃後來諸儒又執所析以成迷,此訓詁之學所以愈繁而愈離也。   「自成」「自」字,與「己」字不同。己,對物之詞,專乎吾身之事而言也。自,則攝物歸己之謂也。朱子恐人以「自成」為專成夫己,將有如雙峰之誤者,故於章句兼物為言。乃迷者執此,而以為物之成也,固有天成之,而不因乎人者矣,遂舉「自成」而一屬之天理之自然,則又暗中游、楊「無待」之妄而不覺。   乃本文之旨,則謂天道之誠,此無待。我可以自成其心而始可有夫物也。此有待。故「誠」之為言,兼乎物之理,而「自成」則專乎己之功。誠者,己之所成,物之所成;而成之者,己固自我成之,物亦自我成之也。   又言「誠」而更言「道」,前云「誠者天之道」,此雙峰之所繇迷也。不知道者率乎性,誠者成乎心,心性固非有二,而性為體,心為用,心涵性,性麗心,故朱子以心言誠,以理言道,章句已云「性即理也」。則道為性所賅存之體,誠為心所流行之用。賅用存故可云費,流行故可云無息。諸儒不察,乃以性言誠,則雙峰既不知朱子異中之異,而諸儒抑不知朱子同中之異也。   又章中四「物」字,前二「物」字兼己與物而言,兼物與事而言,則或下逮于草木禽獸者有之。然君子之誠之也,自以處人接事為本務。如小注所云「視不明、聽不聰,則不聞是物、不見是物,而同於無物」,不聞不見者,同於己之無耳無目也;不聞是物、不見是物者,同於己之未視是物、未聽是物也。然要必為己所當有事者,而其終始之條理,乃不可略。若飛鳥之啼我側,流螢之過我前,即不明不聰,而亦何有于大害哉?「誠者物之終始」,不擇於我之能有是物與否而皆固然,則可下洎于鳥獸草木而為言;若夫「不誠無物」,固已舍草木鳥獸而專言人事矣。   顧此「無物」字,則猶兼己而言,而不如下「成物」「物」字之與「己」為對設之詞。蓋「無物」之物,大要作「事」字解,或問言之極詳;特不可以「事」字易之,則如楊氏無君之非不忠,墨氏無父之非不孝也。言筌之易墮,有倚則偏,故北溪引季氏跛倚以祭,雖為切當,而末云「與不祭何異」,語終有疵,不如雲「與無鬼神何異」或云「與無祭主何異 」之為當也。   又「物之終始」一「終」字,與下「無物」一「無」字,相去天淵。無者無始也,並無終也。始者固有始也,而終者亦有終也。程子以徹頭徹尾言終始,則如有頭有尾,共成一魚,有始有終,共成一物。其可以頭為有,尾為無乎?   小注中「向于有」、「向于無」之云,乃偏自天之所以賦物者而言,而不該乎人之所受于天之誠。須知「誠者天之道」,大段以在人之天為言,而在天之天,則人所無事,而特不可謂其非以誠為道耳。   乃「向于無」一「無」字,止當「死」字看,與本文「無」字不同。即在天而言,如生一趙姓者為始,趙姓者之死為終,其生之也向于有,其死之也向于無。若夫誠所不至而無此物,則如天下原無此趙姓之人,既已不生,何得有死?況于在人之天而兼乎理與事矣,則始者事之初也,終者事之成也,尤非始有而終無也。若以生死而言,則必全而生之,全而歸之,而後為誠之終。若泛然之人,氣盡神離而死也,則其不誠固已久矣,而又何得謂之終哉?   故曰:「君子曰終,小人曰死。」是知終者成之詞,與大學「事有終始」之終相近,而不可以澌滅殆盡為言。且死者亦既有死矣,異於無之謂矣。無者非所得有也,非其終之謂也。楊氏無君而可謂君之終,墨氏無父而可謂父之死乎?   以此知程子徹首徹尾之義為不可易。朱子推廣之曰「自始至終,皆實理之所為」,言尤明切。乃又曰「至焉之終始,即其物之終始」,則又以閑斷處為終,則亦或問之疵,不可不揀其毫釐之謬者也。   又章句釋「性之德也」,云「是皆吾性之固有」,以理言而不以功效言。乃上云「仁者體之存」,則必有存其體者矣;「知者用之發」,則必有發其用者矣。則小注所云「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偽」,「因物成就,各得其當」,「克己復禮」,「知周萬物」,而或問抑云 「子思之言主於行」,固皆就君子之功效而立說。「性之德也」二句,順頂上文,更無轉折,不得以仁知非成己成物者已成之德,則亦不得以「性之德」「合外內之道」為自然之理矣。   故愚於此,以理事雙說,該盡此七句之義,而「性」字之釋,則既可與性道之性一例,亦可以「堯、舜性之也」之性為擬。猶夫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」,即為「不思不勉」之至誠,亦即「致曲有誠」之至誠也。   中庸每恁渾淪說,極令學者誤墮一邊。唯朱子為能雙取之,方足顯君子合聖,聖合天,事必稱理,道凝于德之妙。下此如譚、顧諸儒,則株守破裂,文且不達,而於理何當哉?至於史伯璇、許東陽之以自成為自然而成,饒雙峰之以合外內而仁知者為誠,云峰之以性之德為未發之中,則如卜人之射覆,恍惚億測,歸於妄而已。 第二十六章 一   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可見,繇其博厚、高明、悠久而生物不測也,則可以知其誠之不貳。至誠之所存者非夫人之易知,唯聖知之。繇其博厚、高明、悠久之見於所征者,則可以知其誠之不息。此自用而察識其體。中庸確然有以知之,而曰「故至誠無息」,「故」字須涵泳始見。   章句以其非大義所關而略之。饒、胡智不足以知此,乃云「承上章而言」。上章末已云「故時措之宜也」,連用兩「故」字,豈成文理?朱子業已分章矣,猶如此葛藤,何也? 二   所謂征者,即二十二章盡人物之性之事,亦即二十七章發育峻極、禮儀威儀之事,亦即三十一章見而敬、言而信、行而說之事。悠遠、博厚、高明,即以狀彼之德被於人物者,無大小久暫而無不然也;則至誠之一言一動一行,皆其悠遠之徵。文王之時,周道未成,而德之純也,已與天同其不已。北溪「唯堯、舜為能然」之說,是以年壽論悠久也,其亦末矣。 三   一二者數也,壹貳者非數也。壹,專壹也。貳,閑貳也。游氏得一之說,不特意犯異端,而字義亦失。老氏云:「天得一以清,地得一以寧。」其所謂一者,生二生三之一,即道失而後有德、德失而後有仁義之旨。「玄之又玄」、「沖而不盈」者曰一。有德,則與道為二矣。有仁義,則終二而不一矣。得一者,無二之謂。必無仁無義,而後其一不失也。維摩經所言「不二法門」者,亦即此旨。是豈非邪說之宗耶?   若中庸之言「不貳」也,則「元亨利貞」,「時乘六龍」而「大明終始」,固無所不誠,而豈但二哉?二亦不貳,三亦不貳,即千萬無算而亦不貳也。彼言一粒粟中藏世界,而此言「同歸而殊涂,一致而百慮」,豈相涉哉?   且誠之不至而有貳焉者,以不誠閑乎誠也。若夫天,則其化無窮,而無有不誠之時,無有不誠之處,化育生殺,日新無已,而莫有止息焉;為元、為亨、為利、為貞,德無不有,行無不健,而元亦不貳,亨、利、貞亦無弗不貳。豈孤建一元,而遂無亨、利、貞以與為對待之謂乎?故至誠之合天也,仁亦不貳,義亦不貳,三百三千,森然無閑,而洗心於密。又豈如老氏所云「得一以為天下貞」哉?得一則必不可為天下貞。如得南則不正乎東,得仁則不正乎義。故曰:「所惡于執一者,為其賊道,舉一而廢百也。」   若其云「可一言而盡」者,則與第二十章所云「所以行之者一也」一例,不斥言誠,而姑為引而不發之詞;非謂一言可盡,而二言即不可盡也。猶夫子之言「一以貫之」,而不容斥指其所貫之一。曾子以「忠恕」答門人,則猶章句之實一以誠也。聖人於此等處,非不欲顯,而修辭立誠,不能予人以易知而煞為之說,以致銖絫之戾于理。繇忠恕者,曾子之所得於一,而聖人非執忠恕以為一。天地之道,可以在人之誠配,而天地則無不誠,而不可以誠言也。云「誠者天之道」,以在人之天言耳。   乃天地之所以「生物不測」者,惟其一言可盡之道;「為物不貳」者,即在至誠之所謂誠。至誠之所以必征為博厚、高明、悠久者,惟其得乎天地一言可盡之道,以誠至而無息。一言而盡,配以聖人之至誠;為物不貳,配以聖人之無息。非謂一言之居要而無待於二,審矣。   無息也,不貳也,不已也,其義一也。章句云「誠故不息」,明以「不息」代「不貳 」。蔡節齋為引伸之,尤極分曉。陳氏不察,乃混不貳與誠為一,而以一與不貳作對,則甚矣其惑也!   天地之不貳,惟其終古而無一息之閑。若其無妄之流行,並育並行,川流而萬殊者,何嘗有一之可得?諸儒不察,乃以主一不雜之說,強入而為之證,豈天地之化,以行日則不復行月,方生柳則不復生桃也哉?   至誠者,以其表裡皆實言也。無息者,以其初終不閑言也。表裡皆實者,抑以初終無閑,故曰「至誠無息」,而不曰至誠則不息。「可一言而盡」者,天載之藏無妄也。「其為物不貳」者,天行之健不息也。藏諸用而無妄者,顯諸仁而抑不息,故曰道可一言而盡而為物不息。道以干物,物以行道,道者化之實,物者化之用。不曰道不雜二而生物不測也。道者本也,物者體也,化也。道統天,體位天,而化行天也。嗚呼!言聖、言天,其亦難為辭矣,而更益之妄乎? 第二十七章 一   如修祖廟、陳宗器、設裳衣、薦時食,以至旅酬、燕毛等,則「禮儀」、「威儀」之著為道者也。如郊社之禮、禘嘗之義,明之而治國如示諸掌者,則聖人之道所以「發育萬物,峻極于天」者,亦可見矣。關雎、麟趾之精意,發育、峻極者也,故下以「高明」、「廣大」言之。得此以為之統宗,而周官之法度以行,則「禮儀」、「威儀」之備其「精微」而合乎「中庸」也。自聖人以其無私無慾者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,則「發育萬物」之道建矣。盡人物之性,而贊化育、參天地,則「峻極于天」之道建矣。中庸一力見得聖人有功于天地萬物,故發端即說位育。如何可云「不成要使他發育」?故知小注朱子之所云,必其門人之誤記之也。   況其所云「充塞」者,亦必有以充之塞之,而豈道之固然者本充塞乎?道之固然者天也,其可雲天充塞天地耶?即使雲天地之化育充塞天地,此亦不待言而自然,言之為贅矣。   章首說個「大哉聖人之道」,則是聖人所修之道,如何胡亂說理說氣?易云「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」,詩云「文王在上,于昭于天」,須是實有此氣象,實有此功能。而其所以然者,則亦其無私無慾,盡高明廣大之性,以盡人物之性者也。乃聖人修之為道,亦必使天下之可共繇,則所謂精一執中,所謂不動而敬、不言而信者,皆道之可以詔夫后之君子者也。   中庸說人道章,更不從天論起,義例甚明。於此更著「聖人」二字,尤為顯切。德性者,天道也。亦在人之天道。德性之尊者,聖人之道也。「尊德性」者,君子之功也。雙峰用小注之意,而益引人入棘,刪之為宜。 二   章句以存心、致知分兩截,此是千了萬當語。雙峰以力行生入,史伯璇業知其非,而其自為說,又于致知中割一半作力行,此正所謂騎兩頭馬者。總緣他于本文未得清切,故爾膠轕。   知行之分,有從大段分界限者,則如講求義理為知,應事接物為行是也。乃講求之中,力其講求之事,則亦有行矣;應接之際,不廢審慮之功,則亦有知矣。是則知行終始不相離,存心亦有知行,致知亦有知行,而更不可分一事以為知而非行,行而非知。故饒、史之說,亦得以立也。   乃此章句所云致知者,則與力行大段分界限者也。本文云「盡精微」,盡者析之極也,非行之極也。于察之則見其精微,於行之則亦顯著矣。「道中庸」者,以之為道路而不迷於所往也。如人取道以有所適,其取道也在欲行之日,而不在方行之日也。「知新」之為知,固已。「崇」之為言,尚也,以「禮」為尚,知所擇也。使以為力行之事,則豈禮本卑而君子增高之乎?是本文之旨,固未及乎力行,審矣。   乃其所以不及力行者,則以此章言聖人之道之大,而君子學之之事,則本以言學,而未及功用。「其次致曲」一章,自君子德之成而言之,故不述至誠之道以發端,而但從成德發論,乃因以推其行之誠、著、明,而效之動、變、化。此章以君子修德而言,故須上引聖道之大,以著其功之所自準,而其後但以凝道為要歸,而更不言行道。凝也者,道之有於心也。行也者,道之措於事也。有於心而後措於事,故行在凝之後。待第二十九章言本身、征民,而後言行。則方其修德,固以凝為期,而未嘗期於行也。   且君子之所凝者,「至道」也,聖人之大道也,發育峻極、禮儀威儀之道也。于以修夫「至德」,而凝其育物極天之道,則靜而存之於不言、不動、不賞、不怒之中,于私于欲,能不行焉,而非所措諸躬行者也,固不可謂之行也。于以修夫禮儀威儀之道,而凝之以待行焉,則行之有時矣,生今不能反古也;行之有位矣,賤不能自專也。唯其道之凝而品節之具在己也,居上而際乎有道,則以其所凝者行之;居下而際乎無道,則不能行而固凝焉。說夏而學殷、周,夫子固已凝之,而不信弗從,固未之行也。   要此以聖道之大者為言,而優優之大用,又必德位相資而後可行者。故於「精微」盡之,「中庸」道之,「新」知之,「禮」崇之,使斯道體驗於己,而皆有其條理,則居上可以行,而為下則雖不行而固已凝矣。此子與顏淵論治,所以可損益四代之禮樂,而非以為倍,亦凝也而非行也。至於孔子作春秋,而行天子之事,則固在從心不逾矩之餘,變化達天,而非君子修德凝道之所至。是以中庸言聖,必推其合天,言君子則但推其合聖,亦自然不可齊之分數也。   蓋此章所謂道,與第十三章、十五章言「君子之道」者不同。此聖人儘性參天、創製顯庸之大用,必時位相配,而後足以行。非猶夫子臣弟友,隨地自盡之道,無日無地而可不行,則必以力行為亟也。知此,則饒、史之論,不足以存。而「道中庸」者,但顏子之拳拳服膺而即然,非必如大舜之用中於民;「崇禮」者,孔子之學三代而即然,非必周公之成德也。 三   「溫故」者,乃尋繹其舊之所得,而以為非「道問學」之事,乃「尊德性」之功,此極不易理會。乃言舊所得,則行焉而有得於心者矣;而其所以有得者,豈非性之見功乎?章句以「時習」證此。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乎!」似此境界,豈不是尊德性事?   以性之德言之,人之有知有能也,皆人心固有之知能,得學而適遇之者也。若性無此知能,則應如夢,不相接續。故曰「唯狂克唸作聖」。念不忘也,求之心而得其已知已能者也。抑曰「心之官則思,思則得之」,「此天之所與我者」。心官能思,所以思而即得,得之則為「故」矣。此固天之所與我者,而豈非性之成能乎?   以德之成性者言之,則凡觸於事,興於物,開通於前言往行者,皆天理流行之實,以日生其性者也。「繼之者善」,而成之為性者,與形始之性也;成以為性,而存存以為道義之門者,形而有之性也。今人皆不能知此性。性以為德,而德即其性,「故」之為德性也明矣;奉而勿失,使此心之明者常明焉,斯其為存心而非致知也,亦明矣。 第二十八章 一   「考文」,只是辨其點畫形似,若漢獄史以「止句」為「苛」,馬援所論將軍印篆錯謬,宋人陜、失冉切,從夾。陜侯夾切,從夾。二州印文相亂之類,須與考定。然此又以建國之初,定一代之文者為言。如博古圖所繪商器款識文字,盡與周異,質文之別,居然可見,皆周公于商之舊文所損益者多矣。或問引秦以小篆、隸書為法證此,極當。洪武正韻有御定「群」「昹」 等字,亦其遺意。若文已頒而或亂之,則雖非天子,亦得而糾正之也。   朱子語錄謂「如『大』徒蓋切字喚作『大 』一駕切字」及東陽所云「名其字之聲」者皆誤。五方聲音之不正,如閩、粵人呼「花」為敷巴切,「紅」為房容切,北人呼「師」為商知切,「 賊」為旬為切,雖聖人而在天子之位,亦無如之何也。 二   朱子語錄分有位無德而不敢作禮樂為不自用,有德無位而不敢作禮樂為不自專,孔子不從夏、商為不反古,文義極順。章句云「孔子不得位,則從周而已」,語有疵。在孔子之必從周者,以時也。孔子即大用於當時,亦不得擅改周制。必若周公居鼎革之際,方得成其製作之功。然無位而擅為斟酌損益,亦是自專。若能說夏禮,便純用夏禮,既學殷禮,便純用殷禮,方是反古。「非天子」一節,以見賤之不可自專,「今天下」一節,以見生今之不可反古。下章言「上焉者」、「下焉者」,正從此分去。 第二十九章

  章句云:「鬼神者,造化之跡也。」造化者天地之用,故黃洵饒「與天地同用」之言,甚為分曉。乃細玩章句,于「造化」下加一「跡」字,則又自造化之已然者而言之,而非但用與體之別。云「考」、云「質」、云「俟」,無殊其云「本」、云「征」、云「建」,則考之、質之、俟之者,皆君子也。質如「質成」之質,是君子嘗以此道質正於鬼神矣。   天地之所以為道者,直無形跡。故君子之道:托體高明,便不悖于天之撰;流行不息,便不悖于天之序;立體博厚,便不悖于地之撰;安土各正,便不悖于地之理。然而天地之所見於人者,又止屈伸往來、陰陽動靜之化,則已非天地之本體。故可云「小德川流」,而不分此德曰仁、曰義、曰禮、曰知;可云「大德敦化」,而不可曰誠;則亦無所取正而質,而特可曰「建」。   若鬼神,則可以誠言之矣,以其屈伸往來,盡其實而必信也,斯亦可以仁義禮智言之矣。其生者仁,其止者義,其充滿者禮,其昭明者知也。故曰「明則有禮樂,幽則有鬼神」 。禮樂固以法陰陽之化,而亦可通鬼神于求之聲、求之氣之閑矣。   質以其所贊乎造化者為禮、為度、為文,非抑鬼神之所伸而揚鬼神之所屈。質以其對越乎靈爽者,則以禮、以度、以文,而有事乎鬼神,伸者可迎其來,屈者可紹其往。君子之以其三重之道質之於鬼神,以證其得失,蓋無異於三王之有其成憲而可考。其質之而無疑也,乃以毅然行其三重;而即或損造化之有餘,益造化之不足,亦無憂其心跡之差,蓋不異於庶民之有好惡而可征。   中庸此語,原非虛設,果有其可質之理,果有其質之之事。非但如小注所云「龜從、筮從」,取諸不可必之影響。而北溪之言曰「鬼神天理之至」,語尤顢頇。天理之至者,天地是也,建之而不悖者也,豈鬼神哉? 第三十章

  章句「此言聖人之德」一句,專就「譬如天地」四句說。雙峰乃云「此章言孔子之德 」,大為不審。   或問言「上律」、「下襲」之跡,夏時、周易云云,皆言道也,非言德也;又推之於古聖王迎日推策云云,亦言道也,非言德也。下云「萬物並育而不相害,道並行而不相悖」 ,亦言天地之道也,非言天地之德也。天覆地載,日月之明,四時之行,只是天道。其所以能括此道而統之,分為道而各紀之,則章句所謂「所以不害不悖」,「所以並育並行」者,乃德也。于堯、舜曰道,于文、武曰法,言道言法,則皆非德也。述其道,明其法,則亦仲尼之道也。   故「祖述」、「憲章」、「上律」、「下襲」者,道也;其為斟酌帝王律天襲地之統紀,以咸宜而不息者,德也。其統之也,則如無不覆載之咸備無缺,四時之具以成歲,日月之昱乎晝夜,仲尼敦化之德也。其紀之也,則如天所覆、地所載之品彙各成,四時之各正其序,日月之各行其陸,仲尼川流之德也。   凡此一章,皆以見天道、聖道,其大也一本于德,與二十七章意略相同。彼言君子之所以凝聖道者在修德,以聖人之道原繇聖德而凝;此言聖人之能合天道也唯其德,以天之所以為大者,原依天德而成。   中庸三支,皆始乎道,而極乎德。「中庸其至矣乎」以下八章,言道也;至「君子依乎中庸,遁世不見知而不悔」,則以見行道明道者唯聖德也。「道不遠人」以下,皆言道也;至「哀公問政」一章,始推知、仁、勇為行道之德,而一本于誠,于以見自子臣弟友,五達道。以至天人制作,九經。其修之者唯德也。「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」以下,皆言道也;天地、聖人、君子之道。至二十七章而後言君子之凝此著、明、變、化,成己成物之至道,本于尊性道學之德;至此而後言聖人之備此盡人物、參天地、博厚高明悠久之道,本于川流、敦化之德。德至而道乃以至,德大而道乃以大也。   故末章一歸重於德,而始推德之自入,以明致中和而以位以育之本,終贊德之所極,以著靜存動察、儘性至命之功。全篇大義,以德為基,以誠為紐,其旨備矣。明乎此,則許、史諸儒強以知、仁、勇立柱,及強以費隱、小大為第三支作骨脈者,徒增葛藤,曾何當耶?   第一支知、仁、勇之義,至第二支而始顯;第二十章。第二支誠之為義,至第三支而始詳。乃其言德也:以知、仁、勇為性之德,所以修率性之道,而為教之本;以誠為心之德,則以盡天命之性,而以為道之依。紀乎教,是以有其萬殊,而知、仁、勇則所以應事酬物,而川流不遺。統夫道,是以有其一本,而誠者則不貳以生不測,而敦化不息。此又小德、大德,合知、仁、勇於一誠,而以一誠行乎三達德者也。   以天地言之,則其「大明終始」者知也,「品物流形」者仁也,「時乘六龍」者勇也。其無妄以為大宗者,則所謂「一言可盡」而在人為誠者也。自其化而言,則見功於人物者,誠為天之道。自其敦化而言之,則立載於無聲無臭者,誠固為天地之德。然在道而可名言之曰「誠」,在德則不可斥言誠而但曰「大」,則誠為心德,而天固無心也。乃天地之德,雖不可名之曰「誠」,而仲尼配天之德,則可曰「所以行之者一」,而亦可曰「誠」,故下又以「唯天下至誠」為言。合離之際,微矣哉! 第三十一章

  「聰明睿知」,以至誠之本體言。「誠則明矣」,明非但知之謂也。或問兼安行言之,為盡其義。如大學之言「明德」,該盡緝熙敬止、恂慄威儀、具眾理、應萬事者,統以一明;與「致知」之知,偏全迥別。耳無所蔽其聞之謂聰,目無所蔽其見之謂明,思無所蔽其覺之謂睿,心無所蔽其知之謂知。人慾淨盡,天理流行,則以之知,不待困學;以之行,不待勉強也。   若下四德,則因事而用:仁以容其所待容之眾,義以執其所必執之宜,禮以敬其所用敬之事物,知以別其所當別之是非。其云「文理密察」,原以晰事之知言,自與「睿知」之知不同。「睿知」之知,乃靜中見理,感則能通,其辨在昭昏,而不在是非也。   小注所載朱子之說,顯與或問相悖。至所云「破作四片」,「破作八片」,矇頭塞耳,全無端緒,必其門人之傳訛,非朱子之言也。 第三十二章 一   章句云「夫豈有所倚著於物」,一「物」字,定何所指,小注中自有兩說:其云「為仁繇己而繇人乎哉」,則是物者,與己對者也;其云「不靠心力去思勉」,則是物者,事也。兩說似乎難通。乃孟子曰「物交物」,則外物與己耳目之力而皆謂之物,蓋形器以下之統稱也。   本文三句之中,理事異致,各有其倚,則各有其不倚。所云「倚」者,統詞也。凡其所倚,即謂之物。則章句所云物者,亦統詞也。   以「經綸天下之大經」言之,則其所不倚者,不倚于外物,而非不倚於心力之謂。所以然者,人倫之事,以人相與為倫而道立焉,則不特盡之於己,而必有以動乎物也。盡乎己者,己之可恃也。動乎物者,疑非己之可恃也:自非天下之至誠,則倚父之慈而親始可順,倚君之仁而上以易獲。其修之於己者既然,則以立天下之教,亦但可為處順者之所可率繇,而處變則已異致。唯夫天下之至誠,「肫肫其仁」,極至而無不可通,則雖如舜之父、文王之君,而我所以事之者,一無不可與天下共見而共繇之,初不倚君父之易順易獲而相得以章也。乃若心力之必盡,則如舜,如文,其為怨慕,為竭力,為小心,為服事,則固同於困勉者之篤行,非不思不勉而無待於心力。此以知:以物為外物而云「不繇人」者,為「大經」言也。   至於「立天下之大本」,則初無所因於人,即欲倚之而固不得。特其「不聞亦式,不諫亦入」之卓然,有以存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,斯至誠之「淵淵其淵」者,涵天下萬事萬物之節于靜深之地,不但學問之事無所藉于耳目,而警覺之幾亦無所資于省察。理以不妄而存,而非擇理以固執;欲以從心而不逾,而非執理以拒欲。未有所喜樂,而天下之待喜待樂者受益焉;未有所怒哀,而天下之待怒待哀者聽裁焉。要皆藏密以立道義之門,而擇執之心力不與焉。此「不靠心力」之說,為「大本」言也。   若夫「知天地之化育」,則至誠之「浩浩其天」者:其心之正,即天地之心;其氣之順,即萬物之氣;于其所必化而知其化,于其所必育而知其育;不但非恃心力以推測,而亦不如介然通天地之情、介然知萬物之感者,倚天地之所著見、萬物之所往來者以為知之之逕。此如仁恕之分:恕有推有譬,而即倚于情;仁之慾立欲達,無所倚于感也。知化之事,其為用最密,而所攝最大,則其有倚、無倚之分,為際尤微。此朱子所云「自知得飽,何用靠他物去」。此「物」字之義,又即以天地制化育之理、萬物受化育之跡而言也,則不但不以對己之物為物,並不但以在己之耳目心力為言矣。   經綸,有跡者也;立本,有主者也;知化,則無閑如字者也。其見功愈微,則其所倚者愈微,而其所謂物者益愈細。乃在立本之所謂物,以性為主,而以形為客;知化之所謂物,則凝於我之誠為主,而誠之察于天地萬物與我相為動者為客。則在立本而言物者,專於己之中;在知化而言物者,通於己之外:此又以翕闢而分表裡也。   勉齋「不思不勉」之說,亦止可為立本言,而不能通於經綸、知化,合朱子所言而後盡其旨。均云「倚」,均云「物」,同中之異不明,欲以一語煞盡之,鮮不泥矣。 二   既云「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,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」,又云「其淵其天,非特如之而已」,則似至誠之德非至聖所能比擬。潛室、雙峰苦執此語,強為分析,如夢中爭夢,析空立界,徒費口舌。   乃朱子又謂「外人觀其表,但見其如天如淵;至誠所以為德,自家裡面真是其天其淵 」,雖小異前說,終是捕風捉影。上章云「溥博如天,淵泉如淵」,系之「時出之」上,則固自其足出未出者言之。章句固曰「五者之德充積于中」,則亦自家裡面之獨喻者,而非外人之所能見,可知已。   東陽迷謬執泥,乃謂「聖人見得聖人真是天、真是淵,眾人見其如天如淵」,似此戲論,尤為可惡。楞嚴經言比丘入定,鄰僧窺之,唯見水而不見人。如此,方是聖人見聖人真是天淵之的實證據,不然則亦如之而已爾。聖德既不易知,而又撮弄字影,橫生億計,其妄更無瘳矣!   如實思之,言「如」、言「其」,果有別耶?前章所云「如天」、「如淵」之天淵,兼德與形體而言。天者青霄之謂也,淵者深澤之謂也,指天淵之形體以擬其德之相肖也。此云「其淵」、「其天」之天淵,則以德言耳。化育之廣大即謂之天,有本之靜深即謂之淵,非指青霄深澤而為言也。前章云「溥博」,即此「其天」者也;云「淵泉」,即此「其淵」 者也。此所云「淵淵」,即「如淵」之謂也;「浩浩」,即「如天」之謂也。是詞有一順一逆之別,而文義一也。   非「聰明聖知達天德者」,但不知其經綸、立本、知化之統于誠以敦化;而經綸之篤厚、立本之靜深、知化之廣大,即不謂盡人知之,而亦弗待于至聖。凡有血氣者之尊親,亦但于其見而敬之、言而信之、行而說之。至於足以有臨、足以容、執、敬、別之德,充積在中,溥博淵泉,與天淵合撰者,自非至聖之自知,亦孰能知之?   朱子煞認三「其」字,其說本于游氏。游氏之言,多所支離,或借逕佛、老以侈高明,朱子固嘗屢辟之矣。至此,復喜其新奇而曲從之,則已浸淫于釋氏。而不知釋氏所謂理事一相,地、水、火、風皆從如來藏中隨影出現,正「自家裡面真是天淵」之旨。若聖人之教,理一分殊,天自天也,淵自淵也,至誠自至誠也,豈能于如淵如天之上,更有其淵其天、當體無別之一境哉? 三   廣平以上章為至聖之德,此為至誠之道,語本有病,必得朱子「誠即所以為德」一語以挽救之,而後說亦可通。使其不然,則「肫肫其仁,淵淵其淵,浩浩其天」,可不謂之德而謂之道乎?經綸、立本、知化,道之大者也。乃唯天下至誠為能之,則非備三者之乃為至誠,而至誠之能為三者。故曰「誠即所以為德」,德大以敦化而道乃大也。   上章因聖而推其藏,故五德必顯,然至於言及「時出」,則亦道矣。蓋言聖則已屬道,有臨而容、執、敬、別,皆道也。故推其「足以」者有川流之德,以原本其道之咸具于德也。   此章之言道者,唯大經、大本、化育,則道也;所以經綸之、立之、知之者,固德也。肫肫、淵淵、浩浩之無倚者,皆以狀其德矣。蓋言誠則已屬德,仁也、淵也、天也,皆其德也。故推其所為顯見於天下者,而莫非道之大也。   以此言之,則廣平道、德之分,亦無當於大義,而可以不立矣。是以朱子雖取其說,而必曰「非二」以救正之。乃朱子之自為釋也,則固曰「承上章而言『大德敦化』」,又已明其言德而非言道矣。   然其所為存游氏之論者,則以末一節,或執鄭康成之說,將疑夫至誠、至聖之為兩人;故必分別大經、大本、化育之為道,而聰明睿知、仁義禮知之為德,固有不妄、達以一誠者之為大德;有其大德而聖德乃全,有其聖德而至誠之所以能體夫大道之蘊奧可得而知,誠則明,明而後誠無不至也。故朱子曰「此非二物」,又云「此不是兩人事」,其以言至聖之躬體而自喻之,固已明矣。   然朱子於此,則已多費轉折,而啟後人之疑。是其為疵,不在存游氏瓜分道、德之說,而在輕用康成「唯聖知聖」之膚解。康成之於禮,其得當者不少,而語及道、德之際,則豈彼所能知者哉?因仍文句,而曰「唯聖知聖」,則其訓詁之事畢矣。朱子輕用其說,而又曲為斡旋之,則胡不直以經綸、立本、知化為聖人之化,而以至誠之不待有倚而自肫肫、淵淵、浩浩者為敦化之德之為安乎?   惟無倚之仁、無倚之淵、無倚之天,肫肫、淵淵而浩浩,故根本盛大而出不窮,而大德之所顯所藏,極為深厚,自非躬備小德者不足以知之。唯其有之,乃能知之。因有其敦化者,而後川流不息;既極乎川流之盛,自有以喻其化之所自敦矣。如此,則豈不曉了串徹,有以盡夫中庸之條貫而不爽。   夫章句之支節,何居乎又存康成之言以為疑府,而復假廣平之說以理亂絲耶?鄭說汰,則遊說亦可不留矣。至有吮康成之餘沈,如新安所云「知堯、舜唯孔子」者,則適足以供一哂而已。 第三十三章 一   末章唯言德而更不及道,所以為歸宿之地,而見君子之得體夫中庸者,實有德以為之體也。民勸、民威而天下平,道亦大矣,而非遵道而行之可致也。君子之道,皆君子之德成之,前已詳釋。 二   「君子之道」,言君子為學修教之方。此一段且統說自立心之始,至德成道盛之日,一「闇然而日章」也。固與「費隱」諸章言「君子之道」者別。然曰「闇然」,則有其闇然之實矣;存養、省察是。曰「日章」,則有其日章之事矣。馴至於天下平。   云峰誤看章句「下學立心」四字,遂以君子小人立心之不同,求異於第二章,殊為不審。小人是不知而妄作者,如叔孫通之類。其亦有道,則所妄作之道也。既已妄作,故的然可觀,而後不可繼。若但其立心也,則何的然之可見?的然者,如射的之可見也。且本未嘗有,而 又何亡哉? 三   為己是立心之始,規畫得別。君子小人到底分別,即從此差異。「知遠之近」三句,乃入德之初幾,方是揀著下手工夫。以詩證之:為己者,惡文著而不尚錦也;「知遠之近,知風之自,知微之顯」,則知錦而衣之也。到此,卻不更說尚絅事。   或問「用心於內,不求人知,然後可以慎獨」,一轉甚清切。為己是大架步,始終皆然。知近、知自、知微,是慎獨入手工夫,內省無惡,從此而起。陳氏用「又能」二字轉下,則為己、慎獨,平分兩事,非知學者也。慎獨固為己之一大端也。 四   知者,知其然而未必其能然。乃能然者,必繇于知其然。故「知遠之近,知風之自,知微之顯」,則可與省察、存養而入「無言」、「不顯」之德矣。   知見於彼者繇於此,則知民勸、民威而天下平之不在賞罰之施,而[在]德之顯也。知著乎外者之本乎內,則知敬之著于動、信之著于言者不在其動與言,而在不動不言之所存也。知有諸內者之形諸外,則知潛雖伏而孔昭,內省無惡,而不可及之德成也。   三語一步漸緊一步,而以意為入德之門。是三知相為次,而入德之門唯在慎獨。先儒謂誠意為「玉鑰匙」,蓋本於此。諸說唯何潛齋得之,惜于「知遠之近」句未與貼明。何意蓋疑「奏假無言」二段為成德之效,非入德之事。不知知德之所成,則知所以入之功效,原相準也。 五   存養、省察之先後,史伯璇之論,可謂能見其大者矣。其云「有則俱有」,誠有以察夫聖功之不息;其云「動靜無端」,則又以見夫理事之自然。而「立言之序,互有先後」,所以「無不可」者,則抑有說。   中庸之言存養者,即大學之正心也;其言省察者,即大學之誠意也。大學云:「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。」是學者明明德之功,以正心為主,而誠意為正心加慎之事。則必欲正其心,而後以誠意為務;若心之未正,則更不足與言誠意。此存養之功,所以得居省察之先。蓋不正其心,則人所不知之處,己亦無以自辨其孰為善而孰為惡;且昏睯狂迷,並所謂獨者而無之矣。此章句于首章有「既嘗戒懼」之說,而大學所謂「毋自欺」者,必有其不可欺之心;此云「無惡于志」者,必有其惡疚之志。如其未嘗一日用力于存養,則凡今之人,醉夢于利慾之中,直無所欺而反得慊,無所惡而反遂其志矣。故大學以正心次修身,而誠意之學則為正心者設。中庸以道不可離,蚤著君子之靜存為須臾不離之功,而以慎獨為加謹之事。此存養先而省察后,其序固不紊也。   大學云:「意誠而後心正。」要其學之所得,則當其靜存,事未兆而念未起,且有自見為正而非必正者矣。動而之於意焉,所以誠乎善者不欺其心之正也,則靜者可以動而不爽其靜,夫乃以成其心之正矣。然非用意于獨之時一責乎意,而於其存養之無閑斷者為遂疏焉。亦猶「家齊而後國治」,欲治其國之心始終以之,而治國之功大行於家齊之後,則君子之化為尤遠也。知動之足以累靜,而本靜之所得以治動。乃動有息機,而靜無閑隙;動有靜,而靜無動;動不能該靜,而靜可以該動;則論其德之成也,必以靜之無閑為純一之效。蓋省察不恒,而隨事報功;存養無期,而與身終始。故心正必在意誠之後,而不言之信、不動之敬,較無惡之志而益密也。此省察先而存養后,其序亦不紊也。   蓋於學言之,則必存養以先立乎其本,而省察因之以受。則首章之先言戒懼以及慎獨者,因道之本然以責成於學之詞也。即大學「欲正其心」先於「欲誠其意」之旨。   于德言之,則省察之無惡者,遏欲之功征于動,而動固有閑;存養之恒敬恒信者,存理之功效于靜,而靜則無息。此章之繇「入德」而「內省不疚」,繇「無惡于志」而「不動而敬」、「不言而信」,因學之馴至以紀其德之詞也。即大學「意誠而後心正」之旨。   功加謹者,用力之循常而益倍;德加密者,有得之繇勉以趨安。審乎此,則先後之序,各有攸當,不但如伯璇所云「無不可」,而實有其必不可逆者矣。 六   雙峰分「奏假無言」二段,各承上一節,其條理自清。史伯璇以章句所云「加密」及 「愈深愈遠」之言證之,誠為有據。   且動之所省者意也,意則必著乎事矣。意之發為喜也,勸民者也;發為怒也,威民者也。民之於君子也,不能喻其靜存之德,而感通於動發之幾。喜怒不爽于節以慊其所正之志,則早已昭著其好惡之公,而可相信以濫賞淫刑之不作,其勸其威,民之變焉必也。   若敬信之存於心也,未有喜也,未有怒也,欲未見端而理未著於事也,不顯者也,民之所不能與知也。唯百辟之於君子也,受侯度而觀德者也,固不但感於其喜怒之不忒而以為勸威矣。進前而窺其德容之盛,求之於素而有以知其聖功之密,則相觀以化,而奉若以正其家邦者,無不正矣。   故「奏假無言」者,省察之極功,而動誠之至也;「不顯惟德」者,存養之極功,而靜正之至也。然則所云「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」者,一言其「不動而敬,不言而信」之德而已矣。   天不可謂之敬,而其無妄不貳者敬之屬。天不可謂之信,而其無妄不爽者信之屬。而天之不言不動,乃至聲臭之俱泯,其固然已;而抑于聲臭俱泯之中,自有其無妄者以為之載,是以於穆而不已。則以配君子之德,密存而不顯于言動未形之中,乃至思勉之俱化;而抑于言動不形之地,自有其篤厚之恭,以存其誠,是以敦化而不息。乃要其存誠不息而與天同載如字,事也。者,則于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,致中者是也;自戒慎恐懼而約之,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,其守不失者是也。而為顯其實,則亦敬信而已矣。   乃此專紀靜存之德而不復及動察者,則以慎獨之事,功在遏欲,故唯修德之始,于存理之中,尤加省察;及乎意無不誠而私慾不行矣,則發皆中節,一率其性之大中,以達為和而節無不中。則所謂義精仁熟,不待勇而自裕如者,又何動靜之殊功哉?   約而言之,德至於敬信,德至於「不動而敬,不言而信」,則誠無息矣,人合天矣,命以此至、性以此盡、道以此修、教以此明而行矣。故程子統之以敬,而先儒謂主敬為存誠之本。在動曰「敬」,在言曰「信」,一也。則此章于誠之上更顯一「篤恭」,以為徹上徹下居德之本。若游氏「離人立獨」之云,蓋敬之賊也,誠之蠹也,久矣其索隱而亡實矣! 七   誠者所以行德,敬者所以居德。無聲無臭,居德之地也;不捨斯謂敬矣。化之所敦,行德之主也;無妄之謂誠矣。盡己以實則無妄。無妄者,行焉而見其無妄也。無聲無臭,無有妄之可名也。無有妄,則亦無無妄。故誠,天行也,天道也;敬,天載也,天德也。君子以誠行知、仁、勇,而以敬居誠,聖功極矣。中庸至末章而始言「篤恭」,甚矣其重言之也!

學而篇 一   讀論語須是別一法在,與學、庸、孟子不同。論語是聖人徹上徹下語,須於此看得下學、上達同中之別,別中之同。   如「學而時習之」一章,聖人分中亦有此三種:「時習」則自「說」,「朋來」則自 「樂」,「不慍」則固已「君子」。初學分中亦有此三種:但「時習」即「說」,但「朋來 」即「樂」,但「不慍」則已為「君子」。   又「時習」、「朋來」而「不慍」,斯「說」、「樂」而「君子」,則學者內以安其心,外以成其身,渾然具足而無所歉。抑「時習」而已「說」,「朋來」而已「樂」,「不慍」而已「君子」,則學者可無求「說」、「樂」于外物,而他有待以成其德。   且學者之於學,將以求「說」、「樂」也,將以為「君子」也。乃必於此而得之,則亦當自勉于「習」,廣益於「朋」,而無以「知」「不知」動其心,固可以開初學入德之門。乃言乎「說」而天理之來複者盡矣,言乎「樂」而天理之流行者著矣,言乎「君子」而天德之攸凝者至矣,則亦可以統作聖之功。   果其為「學」,則「習」自不容中止,「朋」自來,「不知」自「不慍」,德即成於不已。然「學」而不「習」,「習」而不「時」,「時習」而不能推以及人,得「朋」為「 樂」,而「不知」則有所「慍」,亦學者之通病。故必「時習」而抑有以得夫「朋來」之「 樂」,「樂」在「朋來」而抑不以「不知」為「慍」,乃以有其「說」、「樂」,而德以成,則「說」、「樂」、「君子」所以著「時習」、「朋來」、「不慍」之效。然非其能「說 」、能「樂」、能為「君子」,要不足以言「學」,則亦以紀學者必至之功。   夫子只就其所得者,約略著此數語,而加之以詠歎,使學者一日用力于學,早已有逢原之妙,終身率循于學,而不能盡所得之深。此聖人之言,所為與天同覆,與地同載,上下一致,始終合轍;非若異端之有權有實,懸羊頭賣狗腿也。集註兼采眾說,不倚一端,可謂備矣。然亦止於此而已矣。他如雙峰所云「說」之深而後能「樂」,「樂」之深而後能「不慍」,則「時習」之「說」,與「朋來」之「樂」,一似分所得之淺深;而外重於中,以「 朋來」之「樂」遣「不知」之「慍」,尤為流俗之恒情,而非聖人之心德。   又小注為此三段立始、中、終三時,尤為戲論。「朋來」之後,豈遂無事于「時習」 ?安見「人不知」者,非以「朋」之未「來」言耶?至於專挈「時習」為主,如雲峰之說,則直不知樂行憂違,成物以成己,安土而樂天,為聖賢為己之實功,而但以學、問、思、辨概聖學而小之,則甚矣其陋也!   論語一部,其本義之無窮者,固然其不可損,而聖意之所不然,則又不可附益。遠異端之竊似,去俗情之億中,庶幾得之。 二   本文一「學」字,是兼所學之事與為學之功言,包括原盡,徹乎「時習」而皆以云「 學」。若集註所云「既學而又時時習之」一「學」字,則但以其初從事於學者而言耳。「既 」字、「又」字,皆以貼本文「時」字,故集註為無病。小注所載朱子語,則似學自為一事,習自為一事,便成差錯。胡氏之說,自剔得集註分明。集註云「必效先覺之所為,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」,此豈暫一嘗試于學之謂乎?「時習」兼「溫故知新」在內,非但溫理其舊聞而已。   學有對問、對思、對修而言者,講習討論是也。此「學」字與「大學之道」「學」字同,該括廣大,故上蔡以「坐如尸、立如齊」言之。昨日之坐尸、立齊者,自昨日事;今日之坐立,又今日事。事無窮,道自無窮。豈今日之坐立,以溫理昨日之如尸、如齊者乎?   馮厚齋專就講習討論上說,只作今經生家溫書解。此俗學、聖學大別白處,不容草次。知集註「既學」之「學」,非實詮本文「學」字,則此疑冰釋矣。 三   前後統言孝弟,而朱子以前所言孝弟為「資質好底人」,則又分上一層說得容易,下一層說得鄭重。是以金仁山有「前以質言,后以學言」之說。乃集註直云「上文所謂孝弟」 ,則又似乎無分。是以陳新安有「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」之說。   以實求之,則朱子謂上言資質者本無病,而仁山所云下以學言,則不成語也。此處亦易分曉。世豈有孝弟而可謂之學耶?學也者,後覺效先覺之所為。孝弟卻用此依樣葫蘆不得。雖所為盡道以事親者,未嘗無學,而但以輔其儘性之功,則輔而非主。為孝子、悌弟者,止勉求遠乎不孝、不弟,而非容有效孝、效弟之心。效則不名為孝弟矣。以孝弟為學,故姚江得譏有子為支離。而有子豈支離者哉?集註言「為仁猶言行仁」,只在用上說,故小注有水流三坎之喻,言其推行有漸,而非學孝、學弟以為學仁民、學愛物之本。故注又云「學者務此」,但如本文言務而不言學。「學」字與「務」字,義本不同。學者,收天下之理以益其心;務者,行己之德以施於天下。知此,則知為仁也,不犯也,不亂也,皆以見於天下之作用言而一揆也。   大抵有子此章,言德而不言學,故程子曰「孝弟,順德也」。不犯、不亂,德之淺者也。為仁,德之大者也。孝弟,德之本也。要以言德而非言學也。   乃孝弟而不犯、不亂,極乎下以淺言之,而深者亦在其中。不特善事之難能,而推夫不犯不亂之至,則文王之服事小心,周公之「赤舄幾幾」,亦但以免夫犯亂。特就其淺者言之,則鄉黨自好者之守法安分,亦得與焉。此極乎下以通上也。   孝弟為為仁之本,極乎上而大言之,而小者亦在其中。不特孝弟之無異文,而即夫人之恩施姻亞、睦輯鄉黨而仁及人,不殺一啟蟄、不折一方長而仁及物,亦莫非仁道之生。特就其大者言之,則君子之以弘夫愛之理,而全夫心之德,亦此道焉。此極乎上以通下也。   要則孝弟皆以儘性言,而淺者則因其性之所近而得合,深者則有以盡夫性而無所缺耳。在夫人,固因其質之美,而實不無專心竭力之功。在君子,甚有至德弘道之功,而要不可謂之學。故支離之病,仁山實啟之,非有子之過也。 四   「鮮矣」與「未之有也」,文勢低昂,以分輕重耳,正不當於此細碎分裂。潛室之說,殊增葛藤。   或人「若說鮮矣,則未以為絕無」一問,極不惺忪。總緣他泥著下章注「專言鮮」一 「專」字。且如「知德者鮮矣」,千里一聖,猶比肩也,使當世而有一二知德者焉,詎致勞聖人之嘆?   潛室不與直截決去其疑,乃為「縱是有之」之說,則愈入棘叢。且即使謂鮮非絕無,亦以人而言。猶雲天下之能孝能弟者而好犯上,千百人之中不過一二人而已。豈謂此一人者少作犯上之事哉?犯上之事,止一已足。況本文不但云「犯上」,而必云「好」。好則不厭頻為,偶一過誤為之,不可謂好。中心之好惡,寧可較量多少?   下章「鮮矣仁」語,意亦如此。言凡天下之巧言令色者,鮮矣其能仁也。方于「矣」 字文理無礙。知此,則知程子「非仁」之說,甚合本旨。不然,夫人心德之仁,必無不仁而後可為仁,故子曰「道二,仁與不仁而已矣」,豈可以多少論哉? 五   集註「必其務學之至」六字,是朱子活看末二語處,極駴俗目。玩小注所引朱子之言,則似朱子初年亦將「未學」當真煞說。逮其論定而筆于集註,添一「或」字,與「吾」字作對,意謂:人或疑其未學,而我則信其已學;使未學也,則亦安能爾哉?所以兼采游、吳二說以存疑。而所云「茍非生質之美」者,則除下聖人生知、安行一例以為言,亦理有固然,而非故作兩頭馬之詞也。   蓋本文之旨,原以考學之成,而非泛論人品。使其抑學揚行,則當云雖其未學,亦與學者均矣。子夏到底重學,以破一切高遠之說,謂此親賢盡倫之事,人有妄謂其無假于學者,而我必謂非務學之至者不足與此。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聖賢哉?   上四段原是據現成人品說,非就用力敦行者說。則亦憑空立此一規格,以驗學之所至耳。「吾必謂之學矣」六字,是聖學、異端一大界限,破盡「直指人心,見性成佛」一流邪說。於此見子夏篤信聖人處。知此而後知集註之精。 六   雙峰云「有子論仁論禮,只說得下面一截」。東陽云「有子是說用禮」。只此二語,見得此章在集註自從本源上別起一番議論,非正釋也。   所以然者,以有子說「禮之用,和為貴」,言「為貴」,則非以其體言,而亦不即以用言也。「用」只當「行」字說,故可云「貴」。若「和」竟是用,則不須揀出說「貴」矣。「用」者,用之於天下也。故曰「先王之道」,曰「小大繇之」,全在以禮施之於人而人用之上立論。此「用」字不與「體」字對。「貴」者,即所謂道之美而大小之所共繇也。「 和」者,以和順於人心之謂也。用之中有和,而和非用禮者也。有子蓋曰:禮之行於天下而使人繇之以應夫事者,唯和順於夫人之心而無所矯強之為貴;唯其然,斯先王之以禮為小大共繇之道者,以純粹而無滯也。   集註以從容不迫釋「和」之義,則是謂人之用禮,必須自然嫻適而後為貴。使然,將困勉以下者終無當於禮,而天下之不能繇禮者多。且先王之道,亦但著為禮而已,未嘗有所謂和也。從容不迫者,行禮者之自為之也。必從容不迫而後可為貴,則先王之道非美,待人之和而後美矣。   且所云「和」者,有以德言,則中庸發皆中節之和是也。此則為禮之本,而非禮之用。繇其有和,可使喜、怒、哀、樂之中節,則禮於是起焉。和,性情之德也。禮,天下之達道也。唯和乃中節而禮以達,斯和體而禮用,不得云「禮之用,和為貴」矣。   若云繇吾性之德有禮,仁義禮智,性之四德。而情之德乃有和,則中庸之所謂和者,又情之根夫仁義禮智具足之性以生,而不專倚于禮。且在性之所謂仁義禮智者,有其本而已,繼乎天之元亨利貞而得名者也,在率性之前而不在修道之後。今曰「先王之道,斯為美,小大繇之」,則固指教而言矣。如之何紜紛膠轕,而以此和為性情之德耶?   夫性情之德,則盡人有之。而君子致之者,其功在省察、存養,而乃以經緯乎天地。是所貴在戒懼慎獨而不在和,又何以云「禮之用,和為貴」哉?   況乎中庸之言「和」者,又非從容不迫之謂,乃情之不戾于節者也。故彼之言「和」 ,乃以贊夫人情中固有之德,而亦以贊君子省察極致、動必中禮之德,故曰「謂之」,而非有所致力之詞,以與「敬」相為對者也。未發謂中,已發謂和。可云敬以致中者,以靜存之功,主敬為本;則亦當云誠以致和,以動察之功,存誠為要。今此以敬、和相對而言,其可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敬乎?   禮之為節,具足於喜怒哀樂之未發;而發皆中節,則情以率夫性者也。敬者人事也,和者天德也。繇人事以達天德,則敬以為禮之本,而因以得和。和者德之情也,樂者情之用也。推德以起用,則和以為樂之所自生,而樂以起。此禮樂相因一致之理有然者,故程、范得並言樂而不悖。而有子則固曰:禮原中天下之節,有節則必有和,節者皆以和也;是以禮之用於天下者,使人繇之而人皆安之,非其情之所不堪,亦非其力之所待勉,斯以為貴。故制禮者當知此意,勿過為嚴束以強天下,而言禮者不得視禮為嚴束天下之具而賤之。勿過為嚴束以強天下,先王之道所以無弊,而無小大之可或逾。不得視為嚴束天下之具而賤之,則以先王之道既盡其美,而小大皆不能逾。原非可云「前識之華」,「忠信之薄」也。   乃非以為嚴束,而要以和順夫人心,亦必不廢禮之節而後得和,此文質同體之固然者。如有見夫節者之不過以和順夫心,因以謂節以效和,而所貴非節,則將有如老聃之知禮而反賤禮者。要之,舍禮亦終不能和,而又何以行哉?故東陽以前節為正意,後節為防弊之言,深得有子之旨;非前節重和,後節重節,為兩相回互之語也。   有子大旨,只是重禮。前三句謂能知禮意,則洵為貴美而不可廢。后四句則以為能達禮意,而或廢禮者之防。若夫不知禮之用而可貴者,唯以和故,乃貿貿然以禮為程限,而深其畏葸,以自役而役人,則必將見禮之不足貴,而與于無禮之甚者矣。知其用於天下之本旨,則禮未嘗不可損益,以即乎人心;而知人心必于禮得和,而舍禮無和,則雖有可損益,而必不可過乎其節。此斟酌百王、節文自性者所必謹也。   大抵有子在製作上立言,故曰「用」,曰「繇」,曰「行」。是故雙峰以為在下面一截說,與前論仁而言行仁一例,而君子之靜存動察以立大本而行達道者,固未及也。王陽明疑有子之支離以此,而有子之切事理以立言,終異於姚江之淪於禪者,亦正在此。固不必更就上面一截起論,為頭上安頭之說矣。   且使從本而言之,則禮固以敬為本,而非以和。若曰「敬之碎底是和」,則和者敬之分體也。此不成義。知敬之分而用之,其于禮必加詳,何為不以禮節而不可行哉?且抑與從容不迫之釋,自相背戾矣。   要以中庸之所謂和,乃本然德體之天則,此之謂和,乃妙用推行之善道,固不可強合為一。況即集註所云從容不迫者,自非可有意以之為貴而用之。使功未至而機未熟,則有意貴和者,正墮「知和而和」之病。如其必自然得和而後可為貴,則于和之上,又加一自然,而豈不贅歟?矧自然從容不迫者,乃動容周旋中禮,盛德已至之聖符,非可與天下共率繇之,更不必言「為貴」、「為美」,而抑以不節為慮。有子本以言王道,而不以言天德。徒為深入之言,則所在皆成齟齬,此不能強徇集註而廢饒、許也。 七   朱子又曰「敬為體,和為用」,須是撇開有子另說方可。朱子自說學,有子自是說道。先王之道,賢者俯就,不肖企及,豈可以君子之為學律之?他言王道者,可與天德合轍,而此必不可。如朱子之意,蓋謂未發而主敬,必發而從容不迫,乃為可貴;未發能合,已發能分,乃散應事物而無不宜。以此言之,烏可不知和,烏可不「知和而和」哉?   且中庸章句、語錄,括已發未發而一之於敬。愚謂未發功在敬,不顯之篤恭是也;發則功在誠,大學之慎獨以誠意,中庸之「行之者一」是也。致中者敬之至,致和者誠之功。存養、省察,為學之體;敬以具節而禮明,和以達節而樂備,為學之用。故程、范之說,小異於有子而可相通,而小注朱子所云,則皆成矛盾。   唯「嚴而泰、和而節」以下一段,集註明切可觀。其曰「禮之全體也」,可見章首一 「禮」字,原以體言,而本文「用」字,非與體為對待之詞,則從容不迫之義,固不得立矣。「毫釐有差,失其中正」,恰在製作上說,而非生疏拘迫、不能從容之謂差也。拘迫不從容,正是掙扎得不差處。唯製作不和順於心,而苦人以所難,方成差謬。   朱子此注,與前注早已不同。實則此為諦當,不必更說向深妙處去。云峰乃為割裂而曲徇之,過矣。云峰之篤信,乃以成朱子之失;饒、許之分別,乃以通朱子之窮。故有功先儒者,不在阿也。 為政篇 一   北辰之說,唯程氏復心之言為精當。朱子輪藏心、射糖盤子之喻,俱不似,其云「極似一物橫亙于中」,尤為疏矣。   使天之有樞,如車之有軸,轂動而軸不動,則自南極至北極,中閑有一貫串不動的物事在。其為物也,氣耶?抑形耶?氣,則安能積而不散,凝而不流?若夫形,則天地之閑未有此一物審矣。且形,固能運形而不能運氣者也。天樞之於天,原無異體。天之執行,一氣俱轉,初不與樞相脫,既與同體,動則俱動。特二十八宿、三垣在廣處動,北辰在微處動,其動不可見耳。今將一圓盤,點墨記于中心,旋盤使轉。盤既動,則其墨記之在中心者,亦東西南北易位矣。特墨記圓纖,不可得而辨也。   夫子將此擬「為政以德」者之治象,取類不虛。「為政以德」而云不動,云無為,言其不恃賞勸刑威而民自正也。蓋以施於民者言,而非以君德言也。若夫德之非無為,則與北辰之非不動均也。不顯、篤恭之德,原靜存、動察之極功。而況「德之為言得」者,即「政之為言正」之意,故言「為」言「以」。如欲正人以孝,則君必行孝道而有得於心;欲正人以慈,則君必行慈道而有得於心。其以此為政也,動之於微而未嘗有及於民之事,而理之相共為經綸、氣之相與為鼓盪者,以居高主倡,自有以移風易俗而天下動矣。   故其不急於動民者,「北辰居其所」之象也;天下共效其動者,「眾星共」之象也。 「居其所」云者,猶言自做自事,無牽帶眾星之事也。北辰即不為眾星須動之故,而彼亦自不容不運之於微。人君即不為人有不正而須正之故,亦自不容不內修其德。各修其所當爲,而星之環繞以動者,自與北辰俱轉;民之自新不已者,自與人君同正。只此乃德之用微,而其化顯。若以軸喻,則脫然兩物,故為不動以持轂而迫之轉;則是有意不動,以役使群動。此老氏所謂「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」,陽為靜而陰挾之以動,守乎雌以奔走天下之雄。其流為申、韓者,正此道也。此則以無為為德,因正於天下而己無所正,豈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之謂乎?是故「居其所」者,非北辰之德也,北辰之勢也。   陳氏云「譬為政以德之君」,其說自確,以不云「譬為政所以之德」也。程子曰「為政以德,然後無為」,朱子曰「則無為而天下歸之」,無為者,治象也,非德體也。動于微而不動于顯,德微,政顯。動于獨而不動于眾。北辰之與君德合者,慎動以不息而已矣。   極論此章,亦不過大學「以修身為本」之意,孟子至誠動物之旨,而特推上下理氣感通之機,以顯其象于天,見為理之不可易者而已。若更于德之上加一「無為」以為化本,則已淫入于老氏「無為自正」之旨。抑于北辰立一不動之義,既于天象不合,且陷入于老氏「 輕為重君,靜為躁根」之說。毫釐千里,其可謬與? 二   以「志學」為知,「立」為行;「不惑」、「知命」、「耳順」為知,「從欲不逾矩 」為行;此乃強將自己立下的柱子栽入聖言內,如炙鐵相似,亦能令其微熱而津出,究于彼無涉也。   「十五而志於學」是何等志,何等學,乃但以屬知!豈但講習討論,儲以待三十而行之,如蘇秦之習為揣摩,須羽毛豐滿以高飛乎?「三十而立」又是何等為立!到者地位,所知所行,皆已臻至處,又豈只守著前所知者,埋頭行去耶?   只此十五年,是夫子一大段聖功在。「志於學」者,博文、約禮之謂也。聖人於此,不容與學者有異。故其教人,亦以此二者,而曰「可以弗畔」。弗畔,則幾於立矣。博合於約,而文皆其心得;約合於博,而禮顯于文章:行既定而知益審矣。   東陽所謂「知行並進」者,則亦以此二位而言爾。若過此以往,固不可分知與行,且不可云「知行並進」。聖人之為功者,固非人所易知矣。   蓋云知行者,致知、力行之謂也。唯其為致知、力行,故功可得而分。功可得而分,則可立先後之序。可立先後之序,而先後又互相為成,則繇知而知所行,繇行而行則知之,亦可云並進而有功。   乃聖人既立之後:其知也,非待于致也,豁然貫通之餘,全體明而大用行也;其行也,非待于力也,其所立者條理不爽,而循繇之則因乎事物之至也。故既立之後,「誠則明矣 」。明誠合一,則其知焉者即行矣,行焉者咸知矣。顏子之「欲從末繇」者在此,而豈可以 「知行並進」言哉?   乃至於此,其所行者,大端亦不離於「三十而立」之所行。知至而幾,知終而存義,其行也有精微而無改徙,是以唯就明言之,而不復就誠言之。然「不惑」則純乎理而無閑, 「知天命」則理無不窮而性無不盡,「耳順」則聞言無違逆,而於土皆安,「從欲不逾矩」 則於我皆真而知化不貳。故「不惑」、「耳順」,皆順乎彼之詞,而「知命」、「從欲」,皆達乎此之意。要以所行者聽乎知,而其知也愈廣大愈精微,則行之合轍者,愈高明愈博厚矣。   故以跡言之,則至於「不惑」以上,而知之事為多。以實求之,則「立」者誠之復,而「不惑」以上,誠之通也。復已極乎知行之至,而通唯窮神知化以為德之盛,非待有所加於行,以至乎昔之所不能至者。   若夫「從心所欲,不逾矩」,固未嘗不于德業有可征者。要亦「耳順」以還,明誠合而無閑,明者一誠,更不可云誠中所生之明矣。   集註分「耳順」為「不思而中」,「從欲不逾」為「不勉而得」,亦跡似而無實。不思而中,斯不勉而得,是皆「耳順」之境也。豈不思而中之時,尚有難得之慮哉?故唯胡氏 「心即體、欲即用」之說為當。「即」字速妙。而心之與欲,亦無分界,則體用合,誠明一,如天之非自明而誠矣。   要以「志學」與「立」,聖學固有事於心,而皆著於事;「不惑」以後,雖不離事以為道,而凝德唯心;斯可名為聖德之進,而不可名為學矣。在學則知行分,在德則誠明合。朱子曰「聖人自有聖人底事」,不可以初學之級求,明矣。 三   「耳順」自就聽言上說。集註一「聲」字,但因「耳」字上生出,在言者謂之言,聞者謂之聲也。除卻言語,耳更何順?   樂固聲也,而彼自有專家之學。聖人亦不過與摯、襄同能,而無與于進德。乃近見有人說,凡松聲、水響,鶯囀、蛩吟,皆無所違逆。此是聖學、異端一大分界處。彼所云者,不過釋氏「木樨無隱」之唾餘耳。   然即就聽言說,又不可似陳氏取「聞滄浪之歌」以作證。陳氏語有兩種病。以深言之,隨觸即悟,則亦釋氏聽人唱「他若無情我也休」而悟道之旨。以淺言之,感物警心,則人之茍有學思之功者,亦即能然。如韓嬰說詩,往往觸類旁通。至於游、夏之徒,則固久矣優為之矣。   總此一段聖功,極難下思索,作的實解。憑虛言之,則只是釋家妙悟。征事言之,又不過小小靈警的聰明。慶源「是非判然」四字,差為有據。而判然者,亦不足以為順,且當其「不惑」而早已判然矣。   愚按孟子曰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」,從大而小不能奪者為大人。聖人則大而化之矣,卻將這不思而蔽於物之官,踐其本順乎天則者以受天下之言,而不恃心以防其奪,則不思之官,齊思官之用。唯其思者心亦臻於不思,不思而中。故不思之用齊乎思也。   集註云:「聲入心通,無所違逆。」夫所謂無違逆者,以為無逆于聲,是「木樨無隱 」之說也;以為無逆于耳,是「聞滄浪之歌」之說也。朱子之意,亦謂無逆於心耳。耳之受聲不逆於心,則言之至於耳也,或是或非,吾心之明,皆不患其陵奪;耳之受夫聲者,因可因否,皆不假心之明而自不昧。進德至此,而耳之形已踐矣。耳,形色也;形色,一天性也;固原以順而不以逆于大體也。于形得性,無小不大,斯以為聖人與!   然耳目者,固順而無逆者也,非有蔽,而蔽之者欲也。踐耳之形,盡耳之性,而聞皆順心,能用受蔽之官,而未能用夫蔽耳目之欲也。「從心所欲,不逾矩」,則蔽耳目者亦從之而即于順矣。耳雖在我,而順者天下之言;欲麗於物,而發之自己。故愚以「耳順」為于土皆安,「從欲不逾」為於我皆真也。嗚呼!難言之矣。 四   「違」字原有兩義。有知其然而故相違背,如「違道以干百姓之譽」是也。有相去而未逮,如「忠恕違道不遠」是也。乃此兩義,要亦相通。如此所言生事、死葬而祭不以禮者謂之違;其于品物器飾,鋪排得輝煌,便將者個喚作禮、喚作孝,只此一念,早是茍且,而事之愛、葬之哀、祭之敬,為人子所自致者,以有所藉以自解而其不盡者多矣。且僭禮之心,豈果以尊親故與?無亦曰,為我之親者必如是其隆,而後張己之無不可得於魯也。則是假親以鳴其豫,而所當效于親者,其可致而不致者從可知矣。   聖人之言,一眼透過,知其故相背者之非能有過而唯不逮,故大端說個禮。無違者求之心,禮者求之於事,此亦內外交相省察之意。蓋自孝子而言,則所當致於親者,無違中之條理品節,精義入神,晨干夕惕以赴之,盡心竭力以幾之,沒身而固不逮,豈有餘力以溢出于非禮之奢僭,是以無違而中禮也。自求為孝子者而言,雖盡心竭力以求無違,而未知所見為無違者,果能無違否也。故授之禮以為之則,質準其文,文生於質,畫然昭著,而知自庶人以達于天子,皆有隨分得為之事,可以不背于理,而無所不逮於事親之心,是以禮而得無違也。因無違而自中禮者,聖人之孝,繇內達外,誠而明者也。必以禮而得無違者,以外治內,明而誠者,則無違其綱而禮其目也。   懿子無請事之心,不能自求下手之著,故夫子于樊遲發之。如懿子者,豈能不立禮為標準而得無違者哉?孝為百行之源,孝道盡則人事咸順。故曰「中於事君,終於立身」,亦曰「資以事君而敬同」。使懿子于孝而無不逮,則僭不期去而自去。   聖人之言廣矣,大矣。若其所問者孝也,乃借孝以為立言之端而責其僭,是孝為末而不僭為本,既已拂乎天理之序;且人幸有返本親始之一念以請教,乃摘其惡於他以窮之,而又為隱語以誹之,是豈聖人之言哉?   朱子雙立茍且與僭二義,東陽發明「不及之意,亦在其中」,確為大全。若集註云「 三家僭禮,以是警之」,是未免以私意窺聖人。且此三言者,曾子嘗述之,而孟子稱之矣,其又何所警哉?   胡氏云「心無窮而分有限」,說尤疏妄。分固有限,初不可以限孝子之心。故曰「孝子之至,莫大乎尊親;尊親之至,莫大乎以天下養」。至如歌雍舞勺,私慾之無窮耳,自尊以蔑上而辱親之邪心無窮耳,豈欲孝其親之心無窮哉? 五   中庸言學,則是方有事之詞,故「溫故」之中,即有引伸精義之意,而知其故中之新,亦在「溫故」項下說;若「知新」,則更端以求知昔所未知也。論語說教學,未到大綱成就處,尚有所全未及知而須知者,其不可為師也,固然不待論;所以故之外無新,而「知新 」者即知故中之新也。此學以言未至,而師言已至之別也。   乃君子修德凝道之事,直是廣大精微,則其日新者亦無窮。故無有盡天下之理皆已為故之一日,而已精已密,尚有其新。若此云「可以為師」,則亦專言講習討論之事。雖徹上言之,極乎聖人之教;乃徹下言之,則古人自二十博學不教之後,便有為人師之道。修一業、通一藝者,皆可以教,則其為見聞,固可有程限,但于故中得新焉,即可以為師矣。為師非修德凝道之了境,故說命曰「斅學半」。夫子進德,七十未已,而四十時弟子已日進矣。為師非了境,則守故得新,隨分可以誨人,特不容以記問之學當之而已。此朱子所以有與中庸不同之辨也。   若朱公遷以中庸「故」字為「存乎己」,此為「聞於人」,則謬。存於己者,既非空空地有不立文字、不墮見聞之德性;聞於人者,非用其德性不昧之明以存持之,是亦記問之學而已。故集註云「所學在我」,亦為溫故而言也。   記問之學,只為他初頭便錯了。非得於己,不可名為故。不可名為故。則漠然無餘味,不欲溫之,而亦何用溫之耶?注云「無得於心」,業無得矣,而尚可謂之故哉?如人之有故舊,必其與我素相親匿無閑者。因人相與,僅識姓名,其可謂之故舊否耶? 六   夫子尋常只說君子,不言聖人,為他已到者地位,不容推高立名,只君子便是至極處。小注「夷清、惠和,亦只做得一件事」。觀伯夷待天下之清,柳下惠不易三公之介,豈無全副本領?特所以行其大用者有未妙耳。夷、惠且未能不器,則不器者豈非聖人哉?足知朱子所云「君子體不如聖人之大,用不如聖人之妙」,乃為他處以君子、聖人並論者言,而輯大全者誤繫於此。   其曰「通上下而言」,則所謂上者固聖人矣;所謂下者,則謂凡學為君子者,便須立志于高明廣大之域,以體此無方無體之道,則其為學之始,規模已自不同,而不區區向一事求精,一行求至也。下學者下也,上達者上也。下學敦其體,上達顯其用,效異而量同也。 七   論語一書,先儒每有藥病之說,愚盡謂不然。聖人之語,自如元氣流行,人得之以為人,物得之以為物,性命各正,而栽者自培,傾者自覆。如必區區畫其病而施之藥,有所攻,必有所損矣。釋氏唯欲為醫王,故藥人之貪,則欲令其割血肉以施;藥人之淫,則絕父子之倫。蓋凡藥必有毒,即以人蔘、甘草之和平,而參能殺肺熱者,甘草為中滿人所忌,況其他乎?   且病之著者,如子張學干祿,子貢方人,夫子固急欲療之矣,乃曰「祿在其中」,曰 「賜也賢乎哉」,亦終不謂祿之污人,而人之不可方也。言祿污人,則廢君臣之義;言人不可方,則是非之性拂矣。   又如子路曰「何必讀書,然後為學」,病癒深矣。夫子亦但斥其佞,使自知病而已矣。如欲藥之,則必將曰必讀書而後為學,是限古今之聖學于記誦詞章之中,病者病而藥者愈病矣。是知夫子即遇涸寒烈熱之疾,終不以附子、大黃嘗試而著為局方;又況本未有病者,億其或病而妄投之藥哉?   子貢問君子,自是問求為君子者親切用力之功,記者櫽括其問語如此。因問而答之曰,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」,夫子生平作聖之功,吃緊處無如此言之切。亦以子貢穎悟過人,從學已深,所言所行,于君子之道皆已具得,特示以入手工夫,使判然于從事之際耳。至於所言者皆其已行而行無不至,所行者著之為言而言皆有徵,則德盛業隆,道率而教修,此唯夫子足以當之。而心法之精微,直以一語括聖功之始末,斯言也,固統天、資始之文章也,而僅以藥子貢之病耶?   范氏曰「子貢非言之艱而行之艱」,其語猶自活在。然「非言之艱而行之艱」,不獨子貢也。且云「先行其言」,則「其言」云者,未嘗言之,特知其理而可以言耳。此固說命所謂「非知之艱,行之惟艱」之旨,古帝王聖賢之所同病,亦人道自然有餘不足之數也。即非子貢,其有易於行而難於言,行非艱而知惟艱者哉?易於行者,其行非行。則范氏固已指夫人之通病以為子貢病。   至於小注所載朱子語,有「子貢多言」之說,則其誣尤甚。子貢之多言,后之人亦何從而知之?將無以其居言語之科耶?夫子貢之以言語著者,以其善為辭命也。春秋之時,會盟征伐交錯,而唯辭命是賴。官行人而銜使命,乃其職分之所當修。國語所載定魯、破齊、伯越、亡吳之事,既不足信。即使有之,亦修辭不誠、以智損德之咎,而非未行而遽言之為病。如以此為病在不先行其言,豈子貢之拒百牢、辭尋盟者,為其所不能行,而徒騰口說乎?   夫此所謂言,非善說辭命之言,而善言德行之言也。善言德行者顏、閔也,非子貢也。且亦非徒口說之為言也,著書、立說,答問、講論,皆言也。要以言所行而非應對之文也。聖門如曾子、有子、子游、子夏,皆有論著,而子貢獨無。其言聖道也,曰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,不可得而聞」,蓋兢兢乎慎重於所見,而不敢輕置一詞矣。則寡言者,莫子貢若,而何以云多言耶?子貢既已無病,夫子端非用藥,而先行後言,自是徹上徹下、入德作聖之極功,徹始徹終、立教修道之大業,豈僅以療一人之病哉?   因此推之,語子路以知,自致知之實學,而謂「子路強不知以為知」,亦懸坐無據。而陳新安以仕輒而死為征,乃不知子路之死輒,自始事不謹之害,而非有自欺之蔽。如謂不知仕輒之不義,不當固執以至於捐軀,抑將如趙盾之拒雍,祭仲之逐突,食言背主,而可謂之「不知為不知」耶?   要此為致知言,而不為行言;故可曰隨所至之量,以自信而不強。如以行言,其可曰能行則行之,不能行則不行也哉?故言知則但可曰「困而知之」,不可曰勉強而知之,而行則曰「勉強而行之」。知、行之不同功久矣。子路勇於行,而非勇於知,有何病而又何藥也?   至於四子問孝,答教雖殊,而理自一貫。總以孝無可質言之事,而相動者唯此心耳。故於武伯則指此心之相通者以動所性之愛;若云「無違」,云「敬」,云「色難」,則一而已矣。生事、死葬、祭而以禮,則亦非但「能養」;而奉饌服勞,正今之「能養」者也。內敬則外必和,心乎敬則行必以禮。致其色養,則不待取非禮之外物以為孝;而無違于理者,唯無違其父子同氣、此心相與貫通之理。順乎生事之理,必敬于所養,而色自柔、聲自怡。順乎葬祭之理,必敬以慎終,敬以思成,而喪紀祭祀之容各效其正。明乎此,則同條共貫,殊塗同歸。奚必懸坐武伯之輕身召疾,而億揣子夏以北宮黝之色加於其親,誣以病而強之藥哉?   又其甚者,聖門後進諸賢,自曾子外,其沉潛篤實、切問近思者,莫如樊遲。跡其踐履,當在冉、閔之閑。夫子所樂與造就者,亦莫遲若。乃謂其粗鄙近利,則病本弓蛇,藥益胡越。文致古人之惡,而屈聖言以從己,非愚之所敢與聞也。 八   集註所引程子之言,博學、審問、篤行屬學,慎思、明辨屬思。明辨者,思其當然;慎思者,思其所以然。當然者,唯求其明;其非當然者,辨之即無不明也。所以然者,卻無憑據在,故加之以慎。不然,則至謂天地不仁,四大皆妄,亦不能證其非是,如黑白之列於前也。思中有二段工夫,缺一不成。至於學之必兼篤行,則以效先覺之為,乃學之本義;自非曰「博學」、曰「學文」,必以踐履為主,不徒講習討論而可云學也。 九   記言「子張學干祿」,是當世實有一干祿之學,而子張習之矣。程子既有定心之說,及小注所引朱子之語,曰「意」,曰「心」,乃似子張所學者亦聖人之學,而特有歆羨祿位之心。使然,則子張亦只是恁地學將去,記者乃懸揣其心而以深文中之,曰其學也以干祿也;夫子亦逆億而責之,曰汝外修天爵而實要人爵也。云峰語。此酷吏莫須有之機械,豈君子之以處師友之閑乎?   春秋齊、鄭如紀,本欲襲紀,且不書曰「齊、鄭襲紀不克」,但因其已著之跡而書曰 「如」,使讀者于言外得誅意之效,而不為苛詞以摘發人之陰私。豈子張偶一動念于祿,而即加以「學干祿」之名耶?   干祿之學,隨世而改,於後世為徵辟、為科舉。今不知春秋之時其所以取士者何法,然「敷奏以言,明試以功」,唐、虞已然,于周亦應未改。王制大司馬造士、進士之法,亦必有所論試矣。士而學此,亦不為大害。故朱子之教人,亦謂不得不隨時以就科舉,特所為科舉文字,當誠于立言,不為曲學阿世而已。夫子之告子張,大意亦如此。蓋干祿之學,當亦不外言行;而或摭拾為言,敏給為行,以合主者之好,則古今仕學之通病,於是俗學與聖學始同終異。其失在俗學之移人,而不在學之者之心。故夫子亦不斥其心之非,而但告以學之正:「寡尤」、「寡悔」。就言行而示以正學,使端其術而不為俗學所亂,非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也。   聖人之教,如天覆地載,無所偏倚,故雖云「不志於谷,不易得也」,而終不以辭祿為正。學者之心,不可有欲祿之意,亦不可有賤天職、天祿之念。況如子張者,高明而無實,故終身不仕,而一傳之後,流為莊周,安得以偶然涉獵于俗學,誣其心之不潔乎? 十   集註云:「凡云『在其中』者,皆不求而自至之辭」,此語亦未圓在。如雲「餒在其中」,豈可云不求餒?天下無求餒者,則固不得云不求餒也。新安泥注而不達,乃云「直在其中,仁在其中,其訓皆同」。父子相隱,雖非以求直,而豈可云不求直如不求祿之比?祿自不可求,直其不可求乎?況「博學、篤志,切問、近思」,正求仁之先務哉?藉不求仁,則學、問、志、思以何為?且仁而可以不求自至,是道弘人而非人弘道矣。知彼二者在中無不求之意,則此之不學干祿而祿自至,亦于言外見意,而不藉在中以顯不求之義。   在中者,猶言在里許,相為包涵之詞。有以大包小言者,則此與「直在其中」一例。 「寡尤、寡悔」,自君子大亨至正、修己治人之道,于以得祿,亦其中功效之一端。「父為子隱,子為父隱」,自君子盡倫率性、貞常利變之道,而於以言直,亦其中無所矯拂之一德。此以大包小,而小在大中也。有以顯含藏者,則「仁在其中」是也。學、志、問、思,功之顯;仁,德之藏也。顯以顯仁,而藏固藏於用,則道問學而即以尊德性,致知而即以存心,即其博者而約不離博,即其著者而微不離著,故曰「仁在其中」。此以顯含藏者也。   以顯含藏而曰「在其中」,則見其中已深,而更無內之可入。以大包小而曰「在其中 」,則見其中已備,而更無外之可求。證父攘羊,索直於人心天理之外者也。干祿之學,求祿于博文約禮之外者也。闕、慎只是以禮約之。人心天理[之外]有沽直之行,而此中原自有直,何事蹈證父之惡?博文約禮之外有干祿之學,而此中原自有祿,則亦何事習干祿之俗學哉?   要此以辨學術之邪正,而非以責其心之妄求。妄求之心,因富貴而起。干祿之學,沿流俗而成。子張終身不仕,非屑屑於富貴者。徒以才高意廣,欲兼人而盡知天下之學,以俯同流俗,如晚宋葉適、陳亮之所為,初不可以有求祿之心責之。子張既無求祿之心,則夫子亦何必以不求自至歆動之耶? 一一   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,統謂之禮,故六官謂之周禮。三綱五常,是禮之本原。忠、質、文之異尚,即此三綱五常見諸行事者品節之詳略耳。所損所益,即損益此禮也。故本文以「所」字直頂上說。馬季長不識禮字,將打作兩橛,三綱五常之外,別有忠、質、文。然則三綱五常為虛器而無所事,夏之忠、商之質、周之文,又不在者三綱五常上行其品節而別有施為。只此便是漢儒不知道、大胡亂處。   夫三綱五常者,禮之體也;忠、質、文者,禮之用也。所損益者固在用,而用即體之用,要不可分。況如先賞后罰,則損義之有餘,益仁之不足;先罰后賞,則損仁之有餘,益義之不足:是五常亦有損益也。商道親親,舍孫而立子,則損君臣之義,益父子之恩;周道尊尊,舍子而立孫,則損父子之恩,益君臣之義:是三綱亦有損益也,豈但品物文章之小者哉?至如以正朔三統為損益,則尤其不學無識之大者。   夫三統者:天統以上古甲子歲,春前仲冬月,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;地統以次古甲辰歲,地化自丑,畢於辰。春前季冬乙丑月,甲辰朔雞鳴冬至為曆元;人統以又次古甲申歲,人生於寅,成於申。孟春丙寅月,甲申朔平旦立春為曆元。曆元者,日月合璧,五星連珠,七曜複合,一元之始也。繇此而步閏、步余、步五星之法生焉。古之治歷,有此三法,其閑雖有小異,歸於大同。特人統寅正,以曆元近步法差易而密耳。三代以其受命之數相符合者,循環迭用,而於推步之法,未嘗有所損益也。推之者人,而曆元實因天體之自然。天其可以損益之也哉?   東陽不知此理,乃謂「改正朔,易服色,以新視聽」。使徒欲新視聽而已,則秦為無道,實用天正歷,而特易建亥為歲首以愚民,視聽亦新,而逆天背數。三代之王,豈亦等暴秦之為哉?   又其舛者,謂夏承唐、虞用人統,則尤杜撰。不審胤征已有三正之文,堯固以甲辰為曆元,用地正,舜紹堯未改,而禹改之也。故曰「行夏之時」,不曰行唐之時。要以歷不可聽人之損益,而損益者,人治之先後詳略也。故經禮、儀禮,治法畢具,而獨不及歷,歷非禮之所攝也明矣。 八佾篇 一   黃勉齋分為二說以言本,極為別白。所以謂奢儉[易]皆不中禮者,以「天下之大本」言也。其以儉戚為本者,「初為本、終為末」之謂也。勉齋之以「初為本、終為末」者,為范、楊言之,而非夫子之本旨也。   林放問禮之本,他只見人之為禮,皆無根生出者儀文來,而意禮之必不然,固未嘗料量到那大本之中上去。夫子於此,亦難下語在。若說吾性所固有于喜怒哀樂之未發者,原具此天則,則語既迂遠;而此天則者,行乎豐儉戚易之中而無所不在,自非德之既修而善凝其道者,反借口以開無忌憚之端矣。故但從夫人所行之禮上較量先後,則始為禮者,于儉行禮,以戚居喪,雖儉而已有儀文,但戚而已有喪紀,本未有奢,而不能極乎其易,然而禮已行焉,是禮之初也。   抑此心也,在古人未有奢、未盡易者既然;而後人既從乎奢、既務為易之後,亦豈遂迷其本哉?茍其用意于禮,而不但以奢、易夸人之耳目,則夫人之情固有其量,與其取之奢與易而情不給也,無寧取之儉與戚而量適盈也。將繇儉與戚而因文之相稱者以觀乎情之正,繇此而天則之本不遠焉。情之正者,已發之節。天則之本,未發之中。迨其得之,則充乎儉之有餘,而不終於儉,極乎戚之所不忍不盡,而易之事又起,則不必守儉而專乎戚,而禮之本固不離也。   蓋以人事言之,以初終為本末;以天理言之,以體用為本末。而初因於性之所近,終因乎習之所成。則儉與戚有所不極而尚因於性之不容已,用皆載體而天下之大本亦立。此古道之不離於本也。奢則有意為奢,易則有意為易;儉則無意為儉而見禮之備于儉,有意則為吝而非儉。戚則無意為戚而但戚以盡其哀。有意則非戚。故儉不至於廢禮而戚之非以偷安於不易者,此自性生情,自情生文者也。   故知楊氏「其本儉」、「其本戚」之說,滯而未達也。儉者見豐而不見儉,繇奢故有儉之名。戚者可戚而亦可易,繇有專乎易者而戚始孤行。初者繇有終而謂之初,本者非繇有末而固有本。故儉戚原不與奢易為對。使儉戚而與奢易為對,則禮有兩端,古人僅有本,而今人亦得有末矣。無本則並不得有末。   唯有繇體達用、因性生情、因情生文之德,則繇乎儉戚而禮自日充。不然,而棄禮以為儉戚,則又不足名為儉戚,而但名為無禮。業已有禮矣,繇儉流奢,繇戚生易,故儉戚可以云本。若徒奢與易,則既離乎本,而末亦非禮。故奢與吝對,易與茍且對,而不可與儉戚對。此范、楊所以可謂儉戚為本。然而終以繇奢名儉,繇易見戚,則必以禮所行乎儉戚者為本,而不可徑云儉戚為本。則本自本,儉戚自儉戚。林放問本,而夫子姑取初為禮者使有所循以見本,而非直指之詞也。   若求其實,則上章所云「人而不仁如禮何」者,乃為徑遂。儉與戚近乎仁,而非仁之全體大用;奢與易不可謂仁,而亦非必其不仁。仁也,中也,誠也,禮之本也。勉齋言「天下之本」,得之矣,通范、楊之窮而達聖人之微言者也。小注「樂於喪而非戚」之說,失之遠矣。 二   仁孝誠敬之至,可以與于禘之說,則可以治天下,乃自治天下言之。茍其為仁孝誠敬之至者,雖不得天下而治之,而天德王道之經綸化裁,咸備于躬而無所讓,隨其所得為者而效即著,君民親友未有不動者。乃自禘言之,雖其為仁孝誠敬之至,茍不得天子之位,即欲減殺典禮以祀其所自出之祖,理不至,則誠必不達而神必不格。於此思之,須更有說在。   「不王不禘」,原不是先王自尊而卑人,安下者界限,所以易云「聖人之大寶曰位」 。到者上面,天子與聖人敵等;而德之有聖人,位之有天子,則亦初無二理。書曰「亶聰明作元后,元后作民父母」,理一串而事雙行也。天子有天子的脈絡,聖人有聖人的脈絡。仁孝誠敬,聖人之脈絡也。「不王不禘」,天子之脈絡也。子產「取精用物」之說,可即以尋此處條理。故「不王不禘」,不但法所當然,亦理之必明而誠之可格者也。聖人,合理體誠者也。天子為理之所當尊,而理之所當尊者固有而無妄,則亦誠也。   仁孝誠敬之不至,而不足以禘者,易知。仁孝誠敬之至,而允可以禘者,難知。「不王不禘」之法易知,而王者之禘難知。不然,則仁孝誠敬以格鬼神,因於理氣之本合;而「 不王不禘」,則徒因於名以立分,分以立法,是人為而非天理,何以見先王之精義入神也哉?   倘但云「遠難格而近易孚」,則伯禽之於文王,與杞、宋之於上帝,相去何若,而杞、宋乃得行天子之事守,魯何以不但不可以禘嚳,雖密邇如文王而亦不可乎?此「不王不禘 」之說,亦必天理現前,充周流貫,本末精粗,合為一致,而實知干之不息、坤之厚德,與天尊地卑、上下以定、方以類聚、物以群分之理,合同無閑,然後即此為法,即此為仁孝,即此為理,即此為誠。聖人所以但贊其知之妙,而終不言所以知之。嗚呼!誠有難言者。   此章乃論語中天德王道絕頂文字,不許小儒下口處。而集註云「魯所當諱」,則猶屈千鈞之弩為鼷鼠發機也。 三   范氏說「誠是實,禮是虛」二句,大有理會處。虛卻非虛妄之謂,唯禮之虛,所以載誠之實。此一「實」字,與易「缊」字、書「衷」字一義。實體虛,虛函實也。須著實底,方持得虛底教有;而虛者,所以裝裹運動此實者也。   慶源說攝祭之禮為虛,卻誤。攝祭,權也,非禮也。使可謂之禮,則亦何至「如不祭 」耶?   新安云「誠是實心」,語自無病。誠是實心,禮是實理;心為實,理為虛,相因互用。無此心,則亦無此理。攝祭雖權有此理,而心不充之,實者缺,則虛者亦廢。故聖人以為 「如不祭」矣。   知此,則知小注「非所當祭而祭,則為無是理矣;若有是誠心,還亦有神否」一問,極為粗率。非所當祭而祭,則無是理矣。無理,則更無誠。無實者尚可容虛者之有其郛郭,無虛者則實者必無所麗矣。盡他癡敬、癡畏、癡媚,也總是虛妄,不可謂之誠。或有時召得那鬼神來,亦所謂以妄召妄而已。   理便無妄,氣則有妄。生人之妄,緣氣而生。鬼神既不純乎理,而因乎氣之屈伸,故亦有妄。以妄召妄,則妄或應,如腐肉之召蠅蚋,亡國之致妖孽一理。君子從其不爽者而言之,亦謂之誠有;而與仁人孝子所以格帝饗親之誠心,則話分兩頭,全無干涉矣。   唯禮行而誠不相及,則君子以為深戒。在聖人則又無此患,故唯有故不與之為歉然。知此,則「禮為虛」云者,非不誠之謂,而待誠之詞。凡禮皆然,不獨指攝祭而言也。 四   若說「入太廟」是助祭,則當「奏假無言」之時而諄諄詰難,更成甚禮!荀子所記孔子觀欹器事,亦是閑時得入。想古宗廟,既無像主,又藏於寢,蓋不禁人遊觀;而諸侯覲、問、冠、昏皆行於廟中,或有執事之職,君未至而先於此待君,故得問也。   「每事問」,即非不知,亦必有所未信。從好古敏求得者,若未手拊而目擊之,終只疑其為未然。聖人豈必有異於人哉?尋常人一知便休,則以疑為信,知得來儘是粗疏,如何會因器以見道!夫子則知問者信之繇,不問者疑之府;而禮之許人問者,乃使賢者俯就,不肖者企及,以大明此禮于天下也。   若已知已信,而故作謹縟之狀,此正朱子所云石慶數馬之類,又何足以為聖人?尹和靖「雖知亦問」之說,祗要斡旋聖人一個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謹,而誠偽關頭,早已鶻突。蓋不知不信,原有深淺之分,而聖人之知,則必以信為知。未信而問,問出于誠,聖人之所以忠信好學不可及者,正以此耳。 五   集註謂管仲「不知聖賢大學之道,故局量褊淺,規模卑狹」,此為探本之論。乃繇此而東陽執一死印板為大學之序,以歸本于「格物致知工夫未到」。其在管仲,既非對證之藥,而其于大學本末始終之序,久矣其泥而未通也。   大學固以格物為始教,而經文具曰「以修身為本」,不曰格物為本。章句云「本始所先」,夫豈有二先哉?格物致知,一修身之事也。經云「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」云云,必先欲之而後有所先,吃緊頂著修身工夫,卻是正心、誠意。正心、誠意之於修身,就地下工夫也。致知、格物之於誠正,藉資以廣益也。只劈頭說「欲明明德于天下」,便是「知止為始」。從此雖六言「先」,而內外本末,主輔自分。   今以管氏言之,其遺書具在,其行事亦班然可考。既非如霍光、寇準之不學無術,又非如釋氏之不立文字,瞎著去參;而其所以察乎事物以應其用者,亦可謂格矣;其周知乎是非得失,以通志而成務者,亦可謂致矣。如雲「招攜以禮,懷遠以德」,豈為知不及道,但仁不能守之耳。以視小儒之專己保殘,以精訓詁,不猶賢乎?然而終以成其為小器者,則不以欲修、欲正、欲誠之學為本,而格非所格、致非所致也。   譬之作器者,格物如庀梓漆,致知如精雕鏤。器之大者,亦此材也,亦此巧也;器之小者,亦此材也,亦此巧也;規模異而已矣。物不格則材未庀,知不致則巧未工。欲以作大器而大器不成,孔子之所謂「太簡」是已;即以作小器而小器亦不成,此則欲為管仲而不能,宋襄公、物不格。王介甫知不致。之流是已。管仲既已得成為器,則其材非不庀,而巧非不精。特其不知止至善以為始,而無「欲明明德于天下」之心,故規模以隘;不以欲誠、欲正之心從事焉,故局量益褊爾。   大學之格物,亦與權謀術數之所格者,初無異事。權謀術數之所知,亦未嘗與大學所致之知,是非得失背道而馳。楚書、秦誓可見。但在欲修、欲正、欲誠之學者,則即此而見天德、王道之條理;其非欲修、欲正、欲誠者,則徒以資其假仁義、致知。致富強之術而已。   以格物為始教者,為異端之虛無寂滅、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言也。彼未嘗不有求於心意,而以理不窮、知不致之故,則心之所存,益托于邪,意之所察,益析于妄。此則過在擇執之未精,物累心而知蕩意也。   以知止為始者,為權謀術數、茍且以就功名者言也。彼未嘗不格物以充其用,致知以審夫幾,乃以不知明德、新民、至善之功,在存養以正、省察以誠之故,知益流於權謀之巧變,物但供其術數之億度。此則差在志學之末端,心役物而意詭知也。   今縱不得謂管仲之所格者為盡物理之當然,所致者為盡吾心之所能致,乃于格致責用力者,為學問思辨之淺深、勤怠言也,若其或大或小,或正或駁,不于其本求之,而但于知與物責其功效,則且拘葸猶豫,天下之物皆為疑府,而吾心之知,不有誠者以為天則,亦知孰為妄之非所宜致者哉?故曰,誠意者,天德、王道之關也。欲誠其意,而意期無妄;欲正其心,而心矢不邪;則以之格物而物皆有則,以之致知而知一民義,意益實而心益廣矣。此大學之條目,相為首尾,端不自格物始而以平天下終;特其效之已成,則自物格以向于天下平,為以次而益大耳。   曾西之所以下視管仲者,正在誠意正心之德。故朱子亦曰「生平所學,止此四字」。若以格物、致知之功言之,則聖門諸子,雖如求、路,必不能為管仲之所為,則亦其博識深通之有未逮,又豈東陽所得議其長短哉?   大學之道,天德也,王道也;顯則為周官之法度,微則為關雎、麟趾之精意者也。徒于格物、致知爭學之大小乎?今使朱子以正心、誠意之學,正告管仲,彼雖不能改而從我,而不敢自誣為已得。使東陽以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勸勉之,直足供其一笑而已。如小學之弟子職,亦出管子。蓋朱子之重言格致者,為陸子靜救也。其于陳同父,則必以誠正告之。聖道大全,而正經以防邪慝者自別。此又與藥病之說異。舉一廢百,固矣哉! 六   雙峰分始、從、成為三節,東陽奉之以駁上蔡。看來,饒、許自是不審,上蔡未甚失也。   「以成」二字,緊頂上三句,原不另分支節。而上蔡之小疵,在「故曰『繹如也,以成』」七字,似專以「繹如」屬成。蔡覺軒亦然。「從之,純如也、皦如也、繹如也,以成 」;十三字本是一句。言既從之後,以此而成樂之一終也。止有兩節,不分為三。本文一「 以」字是現成語,而「繹如也」連上二句一滾趨下,斷不可以「純」「皦」屬「從」,「繹如」屬「成」。上蔡語病,正在強分三支,割裂全錦。東陽反以不分三支咎上蔡,其愈誤矣。   以樂理言之,元聲之發,固非無歸,而必不別立之歸。故曰「禮主其減」,減者,有變易之節也;「樂主其盈」,盈者,無孤立之餘也。「禮減而進」,進非加益,不兩端隆而中殺,在變不忘則進也。「樂盈而反」,反非拆合,不中放而兩端收,一止無餘為反也。若已盈而又減之以反,是氣不昌而為樂極之悲矣。故「以成」者,即以此三者為「成」,終其 「成」而不易也。   今之鼓琴者,鄭聲也,是以有泛;今之填詞,淫樂也,是以端有引而尾有煞。若夫古之雅樂,與天地四時同其氣序,則貞元渾合而非孤余以終,亦非更端以終也。   鬥合於人紀,而日合於天紀。一陽之復,在去冬之半,而大寒之末,不足以為歲終。故曰「同歸而殊涂,一致而百慮」。始於同,從於殊;始於一,成於百。逮其殊涂百慮,而不復束之以歸,斯與異端「萬法歸一」之說相為霄壤。而易終於未濟,亦用泰三陰三陽之盛而極致其文耳。從者泰也,成者未濟也,豈有二哉?   故中呂之實,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,必倍用其全,為十三萬一千七十二;而其增也,則又起于未之大呂,而不于中呂。斯「成」與「從」無二致之理,尤自然之不可閑矣。「始 」可異於「從」而為二節者,盈之漸也;「成」不可離乎「從」而非三節者,盈即反而反於盈也。   唯樂之理通於文藝,故古之工於文者,微有發端,而終無掉尾收合之體。其有此者,則世之所謂「八大家」是已。和不充而氣不持,汲汲然斷續鉤鎖,以為首尾,如蚓之斷,僅有生氣施於顛末,是鄭聲之變,哀音亂節之徵也。乃欲以此例先王之樂,豈不誣哉! 七   孟子七篇不言樂,自其不逮處,故大而未化。唯其無得於樂,是以為書亦爾:若上篇以好辯終,下篇以道統終,而一章之末,咸有尾煞。孔子作春秋,即不如此。雖絕筆獲麟,而但看上面兩三條,則全不知此書之將竟。王通竊仿為元經,到後面便有曉風殘月、酒闌人散之象。故曰「不學詩,無以言」。   詩與樂相爲表裡。如大明之卒章,才說到「會朝清明」便休,綿之卒章,平平序「四有」,都似不曾完著,所以為雅;關雎之卒章,兩興兩序,更不收束,所以為南;皆即從即成,斯以不淫、不傷也。若穀風之詩,便須說「不念昔者,伊予來塈」,總束上「黽勉同心」 之意;崧高、烝民,兩道作誦之意旨以終之;所以為淫、為變。雅與南之如彼者,非有意為之,其心順者言自達也。其心或變或淫,非照顧束裹,則自疑于離散。上推之樂而亦爾,下推之為文詞而亦爾,此理自非韓、蘇所知。 里仁篇 一   「做工夫且須利仁」,為此問者,定是不曾做工夫底。如要去「利仁」,則已不利矣。若云見仁之利而不仁之不利,此正是謀利計功之心,五伯之假仁是已。   「安仁」、「利仁」,總是成德后境界。利字如易「利有攸往」之利,一路順利,無有阻難,原不可作「獲利」字說。若說到岸為獲利,則上蔡所云「謂之有所得則未可」者,已自破得分明。若云利其有獲,顯與「先難後獲」相反,不得謂之仁矣。   仁固有得於理,亦可有得於效。抑不特效之得不得,不可預期;即理之得不得,亦不可早生歆羨。顏子說「雖欲從之,末繇也已」,具此心期,方能勾「不改其樂」。若刻畫著理中所必得之功,立地要做仁人,到蹭蹬處,卻大是一場么懜,而「不可以久處約,長處樂」,正在此矣。   足知「利」字上用工夫不得。唯知者見得分明,一徑做去,自然無不利耳。唯爾,所以云味之無窮,而所守者不易也。工夫自在仁者知者上一層。如所云「克復」、「敬恕」、 「先難後獲」,都是安仁的本領;「務民之義」,便是利仁的本領。在此章,則以寫仁知之心德,固不曾煞緊說工夫。聖賢文字,亦須參觀,不可隨句尋頭尾也。 二   「不仁者」三字,在夫子口中,說得極嚴,與孟子所稱「不可與言」、「不保四體」 等不同。孟子在發用上說,孔子在全體上說,故又曰「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」。除下安仁、利仁,便是不仁者。集註「失其本心」四字,下得忒重。但不得其本心便不仁,非必失也。   聖人言「久」言「長」,言「約」言「樂」,字字皆有意味。今人說天下只有約、樂兩境,又云只有富貴、貧賤兩涂,總孟浪語。約者,窘迫拘束不得自在之謂。樂者,在君子則須是「中天下而立,定四海之民」;在常人也須有志得意滿、縱橫皆適之事。以此思之,則非約、非樂之境多矣。若鮑焦、黔婁,則允為貧賤;如天子、諸侯,則洵為富貴。至於孔、孟之在當時,固不可云富貴,而又豈可謂之貧賤乎?則貧富之外,自有不貧不富,貴賤之外,自有不貴不賤之境也。   想來,不仁者只恁平平地不約不樂,也還不見大敗缺在。則他本領上無個主宰,而於所措施盡有安頓發付不得底,故既處約樂,便露乖張,待其長久,則益不自攝持,逢處皆破綻矣。所以上蔡說「仁者心無內外、遠近、精粗之閑」,又說「不亡」、「不亂」,俱謂其有恒也。   不可久長者,則所謂「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」也。「或承之羞」者,非必然之羞,事久情變,羞出於所不自持也。乃夫人之德,唯仁斯恒。若陳仲子者,非不克意以處約,而以妻則食,以井李則匍匐而就,義可襲取而仁不適主爾。   除卻聖賢心德,「克己復禮」而「務民之義」,必能乎暫,而不能乎久,能乎不約不樂,而不能乎約樂。聖人於此勘人,極盡事理。不然,則慼慼于貧賤、汲汲於富貴者,與安仁、利仁之心體,天地懸隔,豈足與同類而相形哉?   吳氏說「不仁者不可一日處約樂,聖人之言待人以厚,故以久長言之爾」。夫聖人之厚,豈吞吐含糊,說一半留一半,為不肖者存餘地之謂哉?其曰「鄉原,德之賊」,又曰「 譬諸小人,其猶穿窬之盜」,是何等風霜雪霰語!此不仁者原無主名,而何事為之諱耶? 三   「不處」、「不去」,是該括始末語,本文原是大段說。集註「審富貴,安貧賤」,亦寬說在,下得「審」字、「安」字極好。審有臨幾分明之義,如射者鏃鵠齊入目之謂審是也;亦有詳察之義,如審錄之審是也。安有安頓之義,如易言「安其身」是也;亦有相安之義,如書言「安安」是也。自其詳察而安頓者,則所謂「取捨之分明」也。自其臨幾分明而相安者,則所謂「取捨之分益明」也。   「君子去仁」兩句,只結上文,無生下意。雙峰所言未是。只「不處」、「不去」,便是存仁、去仁一大界限。到得「君子無終食之閑違仁」,則他境界自別:赫然天理相為合一,視聽言動,出門使民,不但防人慾之見侵,雖人慾不侵,而亦唯恐天理之不現前矣。   人自有人慾不侵而天理不存之時。在為學者,撇除得人慾潔凈,而志不定、氣不充,理便不恒;境目前,則因事見理;境未目前,天理便不相依住。即在未學者,天理了不相依,而私智俗緣未起之時,亦自有清清楚楚底時候。在此際,教他設法去取富貴,舍貧賤,亦非所樂為。此其可謂之君子乎?可謂之仁乎?   所以一意在富貴貧賤上用工夫,只掙扎得者段境界,便是他極致,而於天理自然之則,全未搭著涯際。蓋當天理未存之先,其誘人以去仁者,莫大於富貴、貧賤之兩端;而於私慾既遏之後,其無所誘而亦違仁者,不在富貴、貧賤,而在終食之積與造次、顛沛之頃。所以集註說「不但富貴貧賤之閑而已」。   唯存養之既密,則其于「不處」、「不去」,卻是泰山壓卵之勢,立下粉碎。而所以精夫「不處」、「不去」之義以入神審,順夫「不處」 、「不去」之心以樂天者安,要亦完其「不處」、「不去」之道。事境分明,入目不亂,亦可謂之審。心境泰定,順物無逆,亦可謂之安。此始學之與極致,可同予以「不處」、「不去」之名,而其所不同者,則言「去」,言「違」,淺深自別也。   「去」者,對存而言,有意存之為不去,有意去之為去。「違」者對依而言,未與相依之謂違,依而無閑之謂無違。無違則不但存,而更不可以不去言矣。小注「須是審」、「 卻要安」之說,只說得上截,與程子「特立者能之」一例。聖人本旨,則大綱說下,不墮一邊也。 四   遏欲有兩層,都未到存理分上:其一,事境目前,卻立著個取捨之分,一力壓住,則雖有欲富貴、惡貧賤之心,也按捺不發。其于取捨之分,也是大綱曉得,硬地執認,此釋氏所謂「折服現行煩惱」也。其一,則一向欲惡上情染得輕,又向那高明透脫上走,使此心得以恒虛,而於富貴之樂、貧賤之苦未交心目之時,空空洞洞著,則雖富貴有可得之機,貧賤有可去之勢,他也總不起念。繇他打點得者心體清閑,故能爾爾,則釋氏所謂「自性煩惱永斷無餘」也。   釋氏棋力、酒量,只到此處,便為絕頂。繇此無所損害於物,而其所謂「七菩提」、 「八聖道」等,亦只在者上面做些水墨工夫。聖學則不然。雖以奉當然之理壓住欲惡、按捺不發者為未至,卻不恃欲惡之情輕,走那高明透脫一路。到底只奉此當然之理以為依,而但繇淺向深,繇偏向全,繇生向熟,繇有事之擇執向無事之精一上做去;則心純乎理,而擇夫富貴貧賤者,精義入神,應乎富貴貧賤者,敦仁守土。繇此大用以顯,便是天秩天敘。所以說 「一日克己復禮,天下歸仁」,非但無損於物而以虛愿往來也。   集註說兩個「明」字,中閑有多少條理在。貧無諂、富無驕之上,有貧樂、富好禮。德業經綸,都從此「明」字生出。 五   集註將終食、造次、顛沛,作一氣三平說,玩本文兩云「必於是」,語氣既緊,而「 必」字亦有力在,足知集註之精。真西山分三段,卻錯。西山似將末兩句作效說,又將終食說得易,造次、顛沛說得難。不知此之難易,原以人資稟之所近而分,非有畫然一定之差等也。   以淺言之,如陶靖節一流,要他大段不昧此心卻易,到造次、顛沛時,未免弱在。若張睢陽、段太尉,盡在造次、顛沛上生色,以無終食之閑違仁之功期之,不特未嘗從事於此,且恐其雖欲從之而力亦不給也。   所以君子不但恃其資之所近,而動靜交養,常變一心,既以志帥氣而持之於恒,亦以氣配義而貞之於險。只此方是依仁之全功。不可謂終食無違為「可勉而至」,造次顛沛必「存養之熟而後不失」也。故謂此章分兩節則可,分三段則不可。   所以分二節而可者,終食之閑,未有可欲、可惡之事接於心,故必靜存天理以于仁無違,非但動遏人慾以不去夫仁。若造次、顛沛,茍非至不仁之人,若項煜、馮銓之類,亦無暇有所欲,有所惡矣。即此以見欲惡不至之境,除天理現前、充周應用者,遏欲之功,全無可恃。何也?以此境之無慾可遏也。 六   在入手工夫,只富貴貧賤有依據,分得者取捨之限界明白;若說造次顛沛該是怎生,卻說不得。到造次顛沛時,只此心此理是一致,事蹟上全無粉本,故但恃功之密而不恃分之明。殷之三仁,「自靖,人自獻于先王」,隨所取捨,無不可也。若先說該是怎生,如非道之富貴不可處,非道之貧賤不可去者,然則趙孟俯之仕元,一微子也;劉休炳之同豕食,一箕子也;泄冶之死,一比干也。   大抵在欲惡持權之地,遠去仁之害,則界限自有其常,如藥之治病,可以配合分兩。在欲惡不至之境,生死得失之地,求仁以得仁,則此理之周流六虛者,原不可為典要,如食之養生,不可額設一餐必吃多少,屬飽而已矣。到不違仁而於仁無違地位,其以處夫富貴貧賤者,中閑有多少精義入神之用在。所以夫子只迤說下,更不回互。而集註所云「取捨之分益明」,雖為回互語,乃其云「益明」者,非但向之不以欲惡去仁已也。 七   「一日用力于仁」,較前所云「好仁、惡不仁者」,只揀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工夫說,原不可在資稟上分利、勉。朱子云「用力,說氣較多,志亦在上面」,此語雖重說氣;又云「志之所至,氣必至焉;志立,自是奮發敢為」,則抑以氣聽於志,而志固為主也。「氣 」字是代本文「力」字,「志」字乃補帖出「用力」「用」字底本領。其曰「志,氣之帥也 」,則顯然氣為志用矣。   用力于仁,既志用氣,則人各有力,何故不能用之於仁?可見只是不志於仁。不志於仁,便有力也不用,便用力也不在仁上用。有目力而以察惡色,有耳力而以審惡聲,有可習勞茹苦之力,卻如懶婦魚油燈,只照博弈,不照機杼。夫子從者處所看破不好仁、不惡不仁者之明效,所以道「我未見力不足者」。   如蘇秦刺股懸樑,慧可立雪斷臂,以此用之於仁,何難之不可為?下至無賴子弟,投瓊賭采,連宵徹曙,及至父母病,教他坐侍一夜,瞌睡便驅不去。又如歸安茅元征割股以療其妾,怎生他父母疾時,卻不能?即此可知:盡不肖者,皆有做忠臣、孝子底力在;而其所以于彼偏用,於此偏不用者,則唯志也。其志之偏,志於彼而不志於此者,則唯其所好所惡者異也。   顯然,須是好仁、惡不仁,方能勾用力于仁。如人不好酒,則志不在酒;志不在酒,則氣不勝酒,安能拚著一日之醉以浮白痛飲耶?故夫子提出病根在好惡上,札著古今人不能用力于仁的血髓。曰「我未見力不足者」,非力不足,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誠哉?   好惡還是始事,用力才是實著。唯好仁、惡不仁,而後能用力。非好仁、惡不仁,雖欲用力,而恒見力之不足。是非好仁、惡不仁之為安行,而高過於用力者之勉行,可知矣。   若說好仁、惡不仁,已成之境,用力乃求成之功,則必將謂用力以好仁,用力以惡不仁,此又大屬不審。且試體驗看,好惡如何用得力?好之誠如好好色,惡之誠如惡惡臭,天下有好好色、惡惡臭而須用力者乎?抑人之或不好好色、惡惡臭者,其能用力以好惡乎?   朱子但緣本文「無以尚之」二段,說得鄭重,故以前一節為成德,后一節為勉強。不知夫子之須鄭重以言好惡者,緣上文驀地說「我未見好仁者、惡不仁者」,恰似懸空遙斷;而好惡隱於人心,人固可曰何以知我之不能好惡也,故說兩個榜樣與他看。好惡隱,而「無以尚之」、「不使加身」,顯也。繇其不能「無以尚之」,知其非好;繇其不能「不使加身 」,知其非惡。使有能好仁、惡不仁者,則必有「無以尚之」、「不使加身」者,現其誠中形外之符。而既「無以尚之」,則必壹志以求仁;「不使加身」,則必正志以去不仁。繇此亙亙綿綿,篤實精靈,一力到底,以從事於仁,何憂力之不足哉?   乃即一日之用力,雖暫而未久,生而未熟,然亦必其一日之中,好之誠而「無以尚之 」,惡之誠而「不使加身」,情專志壹,氣亦至焉,而後耳目口體,一聽令於心之所之,有力而不憚用,用而不詭其施也。   前一節是大綱說,兼生熟、久暫在內。後言一日,則摘下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為言。實則因好惡而後用力,終身、一日,自然、勉強,其致一也。   至云「我未見力不足者」,則但以征好惡誠而力必逮,初不云我未見一日用力于仁者。其云「蓋有之而我未見」,雖寬一步說,要為聖人修辭立誠,不詭于理一分殊之節目;不似釋氏所云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之誣,謂人之性情已正,而氣力不堪,在大造無心賦予中,莫須有此。而終曰「我未之見」,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略同,而性情之為物慾所蔽者頓異。性情言好惡。蓋志靈而動,親聽於情,故受蔽;氣動而不靈,壹聽於志,而與情疏遠,故不受蔽。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,于理可或有,以氣賤于志故。而於事則無也。   「我未見力不足者」以下三句文字,如水行地,曲折皆順。乃集註阻其順下之勢,強為分折,將兩個「未見」作一例解。不知夫子要見者用力而力不足底人何用?若果有之,固聖人之所深為矜閔,如瞽之廢視,兇服者之廢禮然;曾愿見之,而以未見為嘆哉? 八   雙峰以下諸儒,將禮讓對爭奪說,朱子原不如此。只此是微言絕而大義隱。朱子之遺意,至宋末而蕩然,良可悼已!   本文云「如禮何」,言其有事于禮而終不得當也。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,不奪不饜。若到怎[恁]即[郎]當地,還有甚麼禮?豈但不能「如禮何」,而禮亦直無如此人、此世界何矣。   讓固有對爭而言者,然字義之有對待者,其例不一。如聖對狂,是盡著兩頭對也。聖亦可對賢,則不能聖而但至於賢,以相近而相形也。今曰「不能以禮讓為國」,則亦就能以禮讓者形而見之,如賢不能聖之比也,而豈遂至於爭乎?   「不能以禮讓為國」者,自世主庸臣之恒。如雲以爭為國,則古今之兇頑貪鄙者,亦但爭而已矣,無有以之為國者也。齊桓公殺其弟以爭國,初不立一殺弟奪財之令以施之民;季氏四分公室而逐君,卻不許南蒯子仲之叛;則世之無以爭為國者,審矣。   不能讓,不可謂之爭;而但不爭,亦不可謂之讓。抑以臨財讓多取、步趨讓先行之謂讓,則此之為讓,特禮之末節耳。並此不能,亦無禮之甚,而抑不可云「如禮何」也。黃氏讓畔、讓路之說,但趁著「讓」字類填古語,自不曾曉得讓畔、讓路是何等境界。讓畔、讓路,乃是「為國乎何有」極至處底聖功神化,豈為人君者修為政而立為教,以之為國而使人遵者乎?使然,且見道周田畔,彼責此之不先讓,而此責彼之不速讓,亦交爭告訐而不可止矣。   此章乃聖人本天治人,因心作極,天德王道底本領。如何抹下,將爭不爭說,又在儀文上計較推遜!故集註曰「讓者禮之實也」。   朱子又云「若以好爭之心,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,如何感化得他!」又云「先王之為禮讓,正要樸實頭用」。看來,所謂「樸實頭」者,正與巧笑章注中「忠信」字一脈相通。曲禮曰「君子恭敬、撙節、退讓以明禮」。只是反求之心德,必忠而已無不盡,信而已無不實,則在人恒見其有餘,而在己恒見其不足。故於物無敢慢,於事無敢侈,于儀文無敢過情,自然見得者「禮儀三百、威儀三千」,皆天理固然之則,以自治而治人者,盡著自家志氣,精神收斂,遜順做去,虧欠他一點不得。如此,方能與禮相應,而經之緯之以治國者,有餘裕矣。此所謂「有關雎、麟趾之精意,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」也。   關雎不得之思,既得之樂,都是從愛敬之心上發出來,以尊親夫淑女而無所侈肆;麟趾之不踐、不觸、不抵,一倍自然底忠厚,以無犯於物,此就二詩一分禮讓底精意而說。夫是之謂讓。豈但上下截然,不奪不攘之謂哉?湯之「聖敬日躋」,文之「小心翼翼」,皆此謂也。其非訓詁之儒所得與知,宜矣。 九   上下不爭,以淺言之,亦不是讓。天子有天下,諸侯有國,大夫有家,相安而不爭奪,豈諸侯讓天下於天子,大夫以國讓諸侯,士庶人以家讓大夫乎?故以淺言之,亦曰推己所有以與人者,讓也。雙峰不思,乃至於此。   緣其意,但為春秋時執政爭權,疑夫子刺之。乃不知聖人見地,「上下與天地同流」 ,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。若隨處隨說,只辦一口氣,與趙鞅、陳恒、季斯、叔州仇幾個沒行檢的廝哄,何以為孔子?此類以孔子相魯事征之,自見。 十   朱子雖云「忠是一,恕是貫」,卻必不可云忠以恕之。看來「盡己之謂忠,推己之謂恕」,兩「己」字微有分別。至聖人地位,乃無分別。若無分別,則推而不盡,不可謂推,盡而不推,何以言盡,亦不須言忠復言恕矣。   忠亦在應事接物上見。無所應接時,不特忠之用不著,而忠之體亦隱。即如說「維天之命,於穆不已」是忠,也須在命上方有已不已。命者,天之命物也,即與物以為性命者也。然則言忠是體、恕是用者,初不可截然分作兩段,以居於己者為體,被於物者為用矣。   盡與推都是繇己及物之事,則兩字更不得分曉。故知合盡己言之,則所謂己者,性也、理也;合推己言之,則所謂己者,情也、欲也。如堯授天下於舜,所性之理,大公無私,而順受得宜者,既盡乎己性之德;乃舜之德必為天子而後盡其用,舜之情也;天下臣民必得舜為天子而後安,天下之情也。舜欲兼善天下之情,亦堯所有之情;天下欲得聖人以為君之情,亦堯所有之情。推此情以給天下之慾,則所謂推己者,又于情慾見之也。   唯其如是,所以說忠恕是學者事。何也?未至於聖人之域,則不能從心所欲而皆天理,於是乎潔之於理而性盡焉,抑將潔之於情而欲推焉。兩者交勘,得其合一,而推所無滯者亦盡所無歉,斯以行乎萬事萬物而無不可貫也。   若聖人,則欲即理也,情一性也,所以不須求之忠而又求之恕,以于分而得合;但所自盡其己,而在己之情、天下之慾無不通志而成務。故曰「惟天下至誠,為能盡其性;能盡其性,則能盡人物之性」。不須復如大賢以降,其所盡之己,須壁立一面,撇開人慾以為天理;于其所推,則以欲觀欲而後志可通矣。   才盡乎己,恕道亦存;而但言忠,則疑夫己之所盡者,必理之當盡,而未徹于天下之情。所以于聖人物我咸宜處,單說是忠不得,而必曰誠、曰仁、曰儘性。誠者,誠于理,亦誠于欲也。仁者,心之德,情之性也;愛之理,性之情也。性者,情之所自生也。   又推而上之,以言乎天,則忠恕直安不上。何也?天無己也,天亦無性也。性,在形中者,而天無形也。即此時行物生者,斯為天道不息,而非有生死之閑斷,則大公而無彼此之區宇也,是無己也。故但有命而非有性,命則無適,丁歷切。而性有疆矣。   但其無息而不窮於施,有其理則畢出以產生者,即此為在人所盡之己,而己之無不盡。其於物之性情,可以養其欲給其求,向于善遠於惡,無不各得,而無一物之或強,即此為在人所推之己,而己之無不推。所以不可以忠恕言聖言天,而亦可於聖人與天見忠恕也。   曾子見夫子所以貫之者,欲合乎理,性通於情,執大中而於理皆實,隨萬化而於情皆順;到此說誠,說盡性,則又成孤另,而似乎以其誠、以其性入物之虛以舉其實,則且暗與後世「散錢索子」鄙倍之說相似;故於其流行上以忠恕為言,然後聖道之撲滿充周、理無不得、情無不通者,浹洽言之而無所礙。   要以忠恕之貫于天下而物受之者飽滿於其性情,則雖天道、聖人,亦可以忠恕言之。而方其盡己、推己,兩俱不廢,以求萬事之理、萬物之情,則唯學者為然,而聖人不爾。   乃聖人不可以恕言,而非不可以忠言。故朱子謂「下不得一個『推』字」,亦以見聖人有必盡之己,而無己之可推。聖人才儘性,即盡情,即盡乎欲。要盡乎理欲,有分界可以言推,理本大同,不可以推言也。   然竟舍恕言忠,則又疑於一盡于理,而不達于情。故至誠無息者,即萬物各得之所;萬物各得之所,即聖人自得之所。理唯公,故不待推;欲到大公處,亦不待推;而所與給萬物之慾者,仍聖人所固有之情。則曾子以忠恕言夫子之道,非淺于擬聖。而宋儒以忠恕專屬學者,正以明夫人作聖之階,理亦未嘗不合符也。而以此思「一以貫之」之旨,亦約略可識矣。 一一   聖人有欲,其欲即天之理。天無慾,其理即人之慾。學者有理有欲,理盡則合人之慾,欲推即合天之理。於此可見:人慾之各得,即天理之大同;天理之大同,無人慾之或異。治民有道,此道也;獲上有道,此道也;信友有道,此道也;順親有道,此道也;誠身有道,此道也。故曰「吾道一以貫之」也。   如此下語,則諸說同異可合,而較程子「有心、無心」之說為明切,可以有功于程子。愚此解,樸實有味。解此章者,但從此求之,則不墮俗儒,不入異端矣。 一二   于天理達人慾,更無轉折;於人欲見天理,須有安排:只此為仁恕之別。 一三   只理便謂之天,只欲便謂之人。饑則食、寒則衣,天也。食各有所甘,衣亦各有所好,人也。但以「食不厭精」、「不以紺緅飾」兩章觀之,則以此而裁成萬物,輔相天地,忠動以天,恕亦動以天矣。 一四   勉齋說「忠近未發」,體程子「大本、達道」之說,甚精。者所盡之己,雖在事物應接處現前應用,卻於物感未交時,也分明在。和非未發時所有,中則直到已發后依舊在中,不隨所發而散。故存養無閑于動靜,省察必待于動時。但言忠,固將有恕,但言恕,或離於忠,故曰「忠近未發」。須玩一「近」字。   動則欲見,聖人之所不能無也。只未發之理,誠實滿足,包括下者動中之情在內,不別於動上省其情,斯言忠而恕已具矣。若於喜、怒、哀、樂之發,情慾見端處,卻尋上去,則欲外有理,理外有欲,必須盡己、推己並行合用矣。   倘以盡己之理壓伏其欲,則于天下多有所不通。若只推其所欲,不盡乎理,則人己利害,勢相捍格,而有不能推;一力推去,又做成一個墨子兼愛,及忘身徇物之仁矣。   曾子見得聖人動靜一致、天人一理處,故雖無所于推,而求之於盡己而無不盡者,即以求之於推己而無不推,確然道個「忠恕而已矣」,更無不徹處。 一五   天無可推,則可云「不待推」。天雖無心於盡,及看到「鼓之以雷霆、潤之以風雨」 、絪缊化醇、雷雨滿盈處,已自盡著在,但無己而已。只此是命,只此是天,只此是理,只此是象數,只此是化育亭毒之天。此理落在人上,故為誠,為仁,為忠恕,而一以貫之,道無不立,無不行矣。   朱子引詩「於穆不已」、易「乾道變化」為言,顯然是體用合一之旨。若云「天不待盡」,則別有一清虛自然無為之天,而必盡必推之忠恕,即貫此天道不得矣。   非別有一天,則「一以貫之」。如別有清虛無為之天,則必別有清虛無為之道,以虛貫實,是「以一貫之」,非「一以貫之」也。此是聖學、異端一大界限,故言道者必慎言天。 一六   詩說「於穆不已」,是贊天命無閑斷。朱子斷章引來,卻是說天命不閑斷,中庸意亦如此。盡著者太極絪缊,陰陽變合,以命萬物而無所已也。知此,則「不待盡」之說,未免犯道家「天地不仁」疆界。言天差,則言道皆差也。   中庸說「無為而成」,以其不因名法、智力而就功耳。經綸、立本、知化,見而敬、言而信、行而說,何嘗不是全副本領,盡著用去?以此配天,天可知矣。 一七   潛室看來不用朱子「忠是一、恕是貫」之說,解自分明。其言「生熟」亦好。熟非不待推,只所推者無別已耳。朱子拆下一「恕」字,分學者、聖人。曾子合言「忠恕」,則下學而上達矣。一事作兩件下工夫,唯其生也。合下做一件做,唯其熟也。下學上達,天人合一,熟而已矣。 一八   潛室倒述易語,錯謬之甚也。易云「同歸殊途,一致百慮」,是「一以貫之」。若云 「殊途同歸,百慮一致」,則是貫之以一也。釋氏「萬法歸一」之說,正從此出。   此中分別,一線千里。「同歸殊涂,一致百慮」者,若將一粒粟種下,生出無數粟來,既天理之自然,亦聖人成能之事也。其云「殊塗同歸,百慮一致」,則是將太倉之粟,倒並作一粒,天地之閑,既無此理,亦無此事。   而釋氏所以云爾者,他只要消滅得者世界到那一無所有底田地,但留此石火電光、依稀若有者,謂之曰一,已而並此一而欲除之,則又曰「一歸何處」,所以有蕉心之喻,芭蕉直是無心也。   若夫盡己者,己之盡也;推己者,己之推也;己者「同歸」「一致」,盡以推者「殊涂」「百慮」也。若倒著易文說,則收攝天下固有之道而反之,硬執一己以為歸宿,豈非「 三界唯心,萬法唯識」之唾餘哉?比見俗儒倒用此二語甚多,不意潛室已為之作俑! 一九   小注中有問「『幾諫』是見微而諫否」者,說甚有理。以字義言,「幾」雖訓「微」 ,而「微」字之義,有弱也、細也、緩也、隱也四意。「幾」之為「微」,則但取細微之一義,而無當於弱、緩與隱。微可謂之隱,幾固不可謂之隱也。檀弓所云「有隱無犯」,隱原不對犯而言。觀下云「事師無犯無隱」,倘以直詞為犯,微言為隱,則無隱何以復得無犯,無犯何以復得無隱?然則所謂隱者,但不昌言于眾之謂耳。   父子之際,恃談言微中以解紛,此諺所謂「逢人且說三分話」者,中閑留一抽身法,而真愛早已滅裂矣。且微詞之所動,必慧了人而後能喻。使其父母而或樸鈍也,兼母言之,尤必婦人所得喻。將如以棘刺切骨之疽,其不相及遠矣,豈事父母之通義乎?   內則云「下氣、怡聲、柔色」,彼亦但言辭氣之和,而非謂言句之隱。氣雖下,色雖柔,聲雖怡,而辭抑不得不盡。假令父母欲殺人,而姑云「此人似不當殺,請舍之,以體好生之德」,豈非「越人關弓,談笑而道」之比哉?   以此知「幾諫」者,非微言不盡之謂,而「見微先諫」之說為允當也。到郎當地位,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;而在幾微初見之際,無一發難收之勢,可無用其垂涕之怨,則唯「幾諫」為體,而後「下氣、怡聲、柔色」得以為用,二者相因,而益以知「見微先諫」 之妙也。   「見志不從」一「志」字,明是過之未成。不從則漸成矣,故以「又敬不違」之道繼之。若其必不從而至於「勞」,則亦必己之直詞盡言有以嬰父母之怒。若微言不盡,約略含吐,則雖甚暴之父母,亦何至有撻之流血之事?既云微言不盡,又云得罪于父母,一章之中,前後自相矛盾矣。   凡此,皆可以知「見微而諫」之說為優。蓋人子于親,不忍陷之於惡,關心至處,時刻警,遇有萌芽,早知差錯,恰與自家慎獨工夫一樣細密。而家庭之閑,父母雖善蓋覆,亦自無微不著,與臣之事君,勢位闊殊,必待顯著而後可言者自別。故臣以幾諫,則事涉影響,其君必以為謗己,而父母則不能。且君臣主義,故人臣以君之改過為榮;而親之於己,直為一體,必待其有過之可改,則孝子之心,直若己之有惡,為人攻發,雖可補救於後,而已慚恧于先矣。   朱子之答問者曰:人做事,亦自有驀地做出來,那裡去討幾微處?」此正不足以破見微之說。驀地做來底,自是處事接物之際,輕許輕信、輕受輕辭之類。此是合商量底事體,即[既]有商量,不名為諫。所必諫者,必其聲色貨利之溺,與夫爭鬥仇訟之事也。此其眈之必有素,而釀之必有因。天下豈有驀地撞著一個女子,便摟之入室;忽然一念想及非分之財,驀地便有橫財湊手之理?則為之於一時,而計之已夙,他人不知其幾,而子固已知之矣。   至於一朝之忿,或發於無根。乃以惡本無根,則發之速而成之亦速,迨其已成,則已為既往之不咎,而無所于諫。若云列其前愆,以防其貳過,則於前過為著,而於後過為幾。足知凡當諫者,必其有幾,而驀地之失不與焉。驀地之失,在事而不在志,安得有志之不從,以待「又敬」之再諫乎?以本文推之,大義炳然。惜乎問者之不能引伸以相長於斅學也。 二十   子之諫親,只為不忍陷親于惡,故須權以審乎輕重。內則云「與其」、云「寧」者,正人子處變之時,千迴百折,熟思審處來底。以此,益知朱子所云「驀地做出來」底,不在諫例。「驀地做出來」底,其惡必淺,較之怙過愎諫,而撻子流血以賊父子之恩,則彼輕而此重矣。   即至忽然一棒打死一人,雖于常情見其大,然亦只是過誤殺人,不陷重辟,鄉黨州閭亦且憐之,不得云「得罪于鄉黨」。故孟子亦唯立一竊負而逃之法,以惡出無心,不可責善以賊恩,而業已殺人,諫亦無益也。   假使因酗酒而誤殺,則固有可諫之幾在。其平日痛飲無節,使酒妄怒時,正好預陳酒中或有誤殺之害,卻于彼時則須垂涕泣以盡其辭。「不怨」云者,不以己之被撻痛楚為怨也。不怨而後諫之再三不已,怨則不復諫矣。若親方將陷於惡,己乃歡容笑口,緩頰而談,則豈復有人之心哉? 二一   西山推「幾諫」之義,而及於天子、諸侯之子,此未嘗審之於義也。天子、諸侯之子,卻無諫諍之禮。所以內則但云「得罪于鄉黨州閭」,非文有所遺,待西山之補疏也。   天子、諸侯之有過,自公卿以至於矇瞍、工輿,不患諫者之無人矣。所以世子自問安視膳之外,皆非其職。朝廷之政,既非其所與聞;宮壺之閑有所失德,則正為嫌隙窺伺之府。夫以救過以全恩之不暇,而敢以空言激成實釁,以賊父子之仁哉?即其萬不得已而有所言,必其關於君身之安危,亦以情而不以理。若如西山所云「得罪于天下」者,固非青宮之所得與聞也。   蓋天子、諸侯之子,于其父有子道,抑有臣道;當世及之天下,則又有先後相承、時位相逼之道。既不患諫諍之無人,是可藉手以全恩矣,何事效草野之倨侮,以犯危疑耶?   漢明帝「河南、南陽不可問」之對,亦偶爾與聞,微言以釋上怒耳,初非諫也。然且以成君父易儲之過,疑于炫才以奪嫡,不得與叔齊同其仁矣。若懿文太子之懷疑以致夭折,非不遇明主慈父,且以召過傷恩,釀再世之禍,況其下此者乎?故曰「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,守經事而不知宜,遭變事而不知權」。權者,輕重之所取定也。   夫曰「諫」而必曰「不從」,曰「勞」,則諫之至於不從而且勞者,固其恒也。特在士庶之家,則父母有不順之志,所發露而見端者,止此兄弟仆妾之儔,無相乘以取厚利之事。其在天子、諸侯,則屬垣之耳,傾危伏焉。志一見端,將李泌所謂「就舒王而獻首謀」者,於此起矣,況「不從」之,且至於「勞」也?   士庶之子,撻而已矣,撻而流血而已矣。夫人即以非道撻其子,即至於流血,而要非其過之大者。以權之於「得罪于鄉黨州閭」,其為善惡、利害,皆彼輕而此重。若天子、諸侯之於子,而豈徒爾哉?小者為宜臼,而大者為申生。要亦一怒也,亦一撻也。以惡言之,則戕國本以危宗廟。雖有他惡,曾莫得與比重。以害言之,則小者為晉之亂,而大者為西周之亡。亦害之莫有重焉者也。故士庶之子,以不諫而陷親于不義;天子、諸侯之子,正恐以諫而陷親于大惡。故曰「處變事而知權」,言其其輕重之審也。內則之云「與其」、云「寧」者,亦審乎輕重之詞也。   士庶之子,蒙撻流血而道在不怨,則以撻子流血,親之過小者也。天子、諸侯之子,蒙怒見廢,則親之過大矣。親之過大而不怨,是為不孝,孟子于小弁,言之詳矣。不審其始,冒昧以諫,卒逢親怒,禍首宮庭,怨耶?不怨耶?其又何以自靖耶?   聖人酌權以立萬世之經,故不為天子、諸侯立以子諫父之禮。蓋親而賢也,則端人正士自盡其讜言,而無待于子。若其不賢也,則可使有誅逐諫臣之事,而不可使搖國本以召天下之兵端。嫌疑之際,微子且不能效諸不肖之弟,而況子之於親乎?西山不知春秋之義,以士庶例天子、諸侯,將使仁而陷於愚,義而流於訐,啟不善讀書者無窮之害。故君子之立言,不可不慎也。 二二   雙峰云「聖人言常不言變」,看得聖人言語忒煞小了。流俗謂「儒者當置之高閣,以待太平」,皆此等啟之也。   聖人一語,如天覆地載,那有滲漏?只他就一事而言,則條派原分。子曰「不遠遊」 ,但以言游耳,非概不遠行之謂。游者,遊學、遊宦也。仕與學雖是大事,卻儘可從容著,故有閒遊之意。若業已仕而君命臨之,如蘇武之母雖存,匈奴之行,十九年也辭不得。蓋武之行原非游比也。游固常也,即銜君命而遠使,亦常也,何變之可言而聖人不言哉?至於避仇避難,則與父母俱行;若商賈之走四方,所謂「禮不下於庶人」:非所論也。「父母在不遠游」,一言而定為子者之經,何有變之未盡? 二三   馮氏以「講說」釋「言」字,可補集註之疏。有講說則必有流傳,故從千百年后,而知其「言之不出」。若日用之閑有所酬答,措施之際有所曉譬,則古人言之煩簡,夫子亦何從而知之?   孟子說「見知」、「聞知」,皆傳道之古人也。太公望、散宜生既無傳書,伊尹、萊朱所作訓誥,亦皆因事而作,不似老、莊、管、呂,特地做出一篇文字。叔孫豹曰「其次有立言」,至春秋時習尚已然,而古人不爾。「恥躬之不逮」者,不逮其所撰述之理,非不踐其所告語之事,本文自明。朱子云「空言無實」,「空言」字從夫子「我欲托之空言」來,明是說著述。范氏「出諸口」一「口」字,便有病。   此章與孟子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」一理,卻與「仁者其言也讱」不同。辭之多寡靜躁,繫於存心;著述之有無,則好名、務實之異。古人非必存心之皆醇,特其務實之異於後世耳。 二四  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「德」,唯行道之所得者為「不孤」。若只依附著道,襲取而無所得,則直是浮游于倫物之際,自家先不關切,而聚散無恒,物亦莫之應矣。   「德」在心,「不孤」在物。到此痛癢相關之處,名言將窮。所以陳新安著個「天理自然之合」六字,大概說來,微妙親切。伯夷便必有叔齊,太伯便必有仲雍。乃至蕭、曹,丙、魏,自爾相成。若謝靈運,盡他說「忠義感君子」,畢竟無助之者。   此與「堯、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,桀、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,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」,意旨正同。故朱子以小人之德反證,以驗其理之同,則亦大學桀、紂帥暴民從之義爾。讀小注當分別活看,大率類然。 二五   「德不孤」是從原頭說起,朱子所謂以理言是也。唯有其理,斯有其事。不然,則古今俱為疑府,如何孔子之門便有許多英材?事既良然,而所以然者不易知也,則唯德之不孤也。   至於德之所以不孤,則除是孔子見得親切,說得如此斬截;不但有上觀千古、下觀萬年識量,而痛癢關心之際,直自血脈分明。鄰者,「如居之有鄰」,偶然相遭而遂合,非有心招致之也。其為德先於天則志動氣,其為德後於天則氣動志,特不可為無德者道耳。所以集註云「故有德者必有其類」。于「德不孤」之下添個「有德者」,集註之補帖精密如此類者,自不可粗心看過,方信得有德者必有鄰之上,有德本不孤的道理。   易云「同聲相應,同氣相求」,人也;又云「水流濕,火就燥」,天也。水無心而赴濕,濕亦無心而致水;火無心而趨燥,燥亦無心而延火。到此處,說感應已差一層,故曰「 天理自然之合」。乃近海之區,一勺之水,亦自達于海;枯暵之候,一星之火而焚林。與夫黃河經萬里堅燥之壤以赴海;通都大邑,火發既烈,則濕薪生芻,亦不轉盼而灰飛。前者氣動志,而後者志動氣,其歸一也。   蓋德之深淺,與時之難易,亦天理自然之訊息,而伯夷能得之叔齊,季札不能得之闔廬,不足疑也。要其為「德不孤」之理,聖人則已洞見之矣。   論語中,唯言及德處為不易知。「為政以德」,則「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眾星共之」 ,此又驀地說個「德不孤」,皆夫子搬出家藏底珍寶,大段說與人知。知者知其所以然,不知者可以知其必然而已。嗚呼,難言之矣! 公冶長篇 一   除孔子是上下千萬年語,自孟子以下,則莫不因時以立言。程子曰「曾點、漆雕開已見大意」,自程子從儒學、治道晦蒙否塞後作此一語,後人不可苦向上面討滋味,致墮疑網。蓋自秦以後,所謂儒學者,止於記誦詞章,所謂治道者,不過權謀術數,而身心之學,反以付之釋、老。故程子於此說,吾道中原有此不從事蹟上立功名,文字上討血脈,端居無為而可以立萬事萬物之本者。為天德、王道大意之存,而二子為能見之也。   及乎朱子之時,則雖有浙學,而高明者已羞為之,以奔騖于鵝湖,則須直顯漆雕開之本旨,以閑程子之言,使不為淫辭之所託,故實指之曰,「『斯』指此理而言」。恐其不然,則將有以「斯」為此心者,抑將有以「斯」為眼前境物、翠竹黃花、燈籠露柱者。以故,朱子於此,有功于程子甚大。   而又曰「夫子說其篤志」,則以夫子之門,除求、路一輩頗在事蹟上做去,若顏、閔、冉、曾之徒,則莫不從事於斯理,固不但開為能然;而子之所以說開者,說其不自信之切于求己,而非與程子所謂「見大意」者同也。   朱子謂「未能決其將然」,陳氏謂「工夫不到頭,止於見大意」,下語自實。春秋之世,夫子之門,其為俗儒者正少,必不得已而以子路、冉有當之,然其視蕭、曹、房、杜,則固已別矣。即至劉子,也解說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,威儀所以定命」。則當時士大夫風味習尚可知,而「見大意」者,豈獨一開哉?   上蔡云「不安於小成」,成者亦事功之成也,而事功必有本領。朱子於此,卻以仁義忠孝帖出,直是親切。若朱子又云「推其極只是性」,則原程子言外之旨,原有「性學」二字,以別於俗儒、俗吏之學,故為引伸以推其極至如此。若漆雕開言「斯」之時,初未嘗即含一「性」字在內。   仁、義、忠、孝,固無非性者,而現前萬殊,根原一本,亦自不容籠統。性即理也,而有于「性」學者,抑有于「理」學者。易曰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,固已顯分差等。性藏夫理,而理顯夫性,故必窮理而乃以儘性,則自明誠者,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誠明之天道。學必有其依,性必有其致。然則開之求信者,亦但於事言理,初未于理言性。即其言而熟繹之,當自知其所指矣。   程子之言,有為而言也。從俗儒、俗吏風尚浮詭之餘,而悠悠然于千載之上,有開與點,求諸此心、此理以為仕學,程子所為當諸心,而見其可說也。   開之言,非有為而言也。當洙、泗教隆之日,才可有為,而略小以圖大,欿然求諸己以必其無不信者,則所爭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,而不在事理之精粗。斯朱子「說其篤志」之言為尤切也。   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說以正聖學而絀事功,是以存其言,而顯其實曰「性」;亦恐性學說顯之後,將有以「三界惟心,自性普攝」之邪說,文致此章「信斯」之旨,是以別之曰理、曰篤志、曰仁義忠孝,反覆于異同之閑,而知良工之心獨苦矣。讀者毋驚其異而有所去取,抑毋強為之同,如雙峰之所附會者,則可無負先儒矣。 二   程子曰「浮海之嘆,傷天下之無賢君也」,只此語最得。慶源不省程子之意,而云「 憤世長往」,則既失之矣。至胡氏又云「無所容其身」,則愈謬甚。   無所容其身者,則張儉之望門投止是已,而夫子豈其然!道雖不行,容身自有餘地也。若云「憤世長往」,則茍其欲隱,奚必于海?自衛反魯以後,夫子固不仕矣,何至悻悻然投身於無人之境而後遂其志哉?   程子傳春秋,于魯桓公及戎盟而書「至」,發其意曰「此聖人居夷浮海之意」。蓋謂聖人傷中國之無君,欲行道于海濱之國也,豈長往不返如管寧之避兵耶?海值魯東費、沂之境,其南則吳、越,其北則九夷、燕,其東則朝鮮、追貊。聖人不輕絕人,故亦聊致其想望。   然夷之於越,終視諸夏為難化,斯反覆思之,要不可輕舍中華以冀非常之事,則裁度事理,不得徒為茍難者也。子路勇於行道,不憚化夷之難,故曰「好勇過我」。或謂好勇為勇退,則仕衛輒、使子羔之子路,豈勇退者哉? 三   臧文仲不仁者三,不知者三,繇其不善之積成,著而不可掩,則但據此六者,而其人之陷溺於惡已極矣。此六者是文仲相魯下很手、顯伎倆處,此外尚其惡之小者。故夫子他日直斥其竊位,而春秋于其告糴,特目言其罪。安得有如吳氏所云「善者多」哉?   若子產有君子之道四,其四者則修己、治人、敦倫、篤行之大德也。子產之於君子,其不得當者,蓋亦鮮矣。吳氏揚積惡之臧辰,抑備美之子產,吾不知其何見也!   若區區于「三」「四」兩字上較全缺,則人之不善者,豈必千不仁、萬不知之可指數;而夫子云「君子之道四」,「君子道者三」,亦為闕陷之詞耶?   臧孫之惡,若躋僖下展,隨得其一,即天理蔑盡;居蔡之事,猶其小者,特以征其昏迷狂妄之本耳。以其躋僖公之心,得當為之,弒父與君可也。以其下展禽之心,使宰天下,李林甫、史彌遠蔑以加也。若子產,自三代以上人物,垂、益、呂、散之流亞,自非吳氏章句之智所知。 四   「不知其仁」,是說當時人物有屬望之意,言不決絕。「未知,焉得仁」,則心既不可知,跡猶不可許,故直曰焉得而謂之仁,是竟置之不仁之等矣。故集註向後補出「不仁可見」一段,原非分外。其云「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」,找定他君臣之閑,新舊之際,所為忘榮辱、忘恩怨者,只要大家一心攛掇教楚做個亂首。而文子仕齊,既不討賊,未幾而復反,則避亂之意居多,亦自此可見。唯然,故夫子決言之曰「焉得仁」,猶言「焉得儉」、 「焉得剛」也。   乃所以必云「未知」者,非但聖人不輕絕人之德,而於理亦自有難以一概言者。據此,二子大體,則是不仁。特此二事,或其去位之際,避難之時,偶然天理髮見,而子文前之所謀僭王猾夏之志,因而脫然如失,文子後日之復反於齊,仍與崔、慶同列者,亦持守之不足,轉念為之,而非其初心;乃若當事一念,則與乍見孺子入井之惻怛同其發現。故不能直斥此二事之不仁,而以「未知」疑之。   然使其當事一念,即無所私而發於天理,要為仁之見端而非即仁,況其猶在不可知之天者乎?子文只是盡心所事,文子只是利祿情過輕。遇著平居時,兩件無所見長,則敗缺盡見;一蒞乎變,恰恰好教者忠、清露穎而出,故一似中當事之理而若無私,然亦一事之忠、清而已。若夷、齊之清,比干之忠,卻千回萬折,打迭到天理人心極處,才與他個恰好底忠、清。故箕子之與比干言者,曰「自靖,人自獻于先王」;夫子之論夷、齊,曰「求仁而得仁」;明其非信著一往之志氣,一直做去便好。子文心有所主,故事堪持久,而所失愈遠;文子心未有主,故驀地暢快,且若無病,而後不可繼。托體卑小,而用乘于偶然,其與全體不息以當理而無私者,直相去如天淵矣。   繇此思之,則程子有云「聖人為之,亦止是忠、清」者,或亦砭門人執事忘理之失,而非允論也。聖人之去位而不慍、辭祿而不吝者,必不可以忠、清盡之。乃聖人之所為者,則亦必不同於二子。使聖人而為子文,其所告于僚友者,既萬不如子文之所告矣。使聖人而為文子,則不但以棄十乘為高,而前乎所以消弒逆之萌,后乎所以正討賊之義者,其必有為矣。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,正以不為二子之所為,而豈可云爲之亦但忠、清也哉?   仁、不仁之別,須在本體上分別,不但以用。然有其體者,必有其用,則聖人之異於人者,亦可於用征之,而非其異以體者有同用,異於德者有同道也。曾聖人而僅忠、清也乎?凡小注所引程子之說為集註所不收者,大抵多得理遺事之論,讀者分別觀之可也。   南軒所云「類此」二字,較為精密;而又云「不妨」,則亦有弊。聖人正於此等去處見仁之全體大用,豈但不妨而已耶? 五   程子言思,在善一邊說,方得聖人之旨。那胡思亂想,卻叫不得思。洪範言「思作睿 」,孟子言「思則得之」。思原是人心之良能,那得有惡來?思者,思其是非,亦思其利害。只緣思利害之思亦云思,便疑思有惡之一路。乃不知天下之工於趨利而避害,必竟是浮情囂氣,趁著者耳目之官,揀肥擇軟。若其能思,則天然之則,即此為是,即此為利矣。故洪範以思配土。如「水曰潤下」,便遊移不貞,隨地而潤,隨下而下。若「土爰稼穡」,則用必有功也。   季文子三思而行,夫子卻說「再斯可矣」,顯然思未有失,而失在三。若向利慾上著想,則一且不可,而況于再?三思者,只是在者一條路上三思。如先兩次是審擇天理,落尾在利慾上作計較,則叫做為善不終,而不肯于善之一途畢用其思,落尾掉向一邊去,如何可總計而目言之曰三?   後人只為宣公篡弒一事,徯落得文子不值一錢。看來,夫子原不于文子施誅心之法,以其心無可誅也。金仁山摘其黜莒仆一事,為奪宣公之權。如此吹毛求疵,人之得免於亂賊者無幾矣。   文子之黜莒仆,乃其打草驚蛇之大用,正是一段正氣之初幾,為逆亂之廷作砥柱。到後來不討賊而為之納賂,則亦非但避一身一家之禍,而特恐其不當之反以誤國,故如齊以視強鄰之從違而為之計。文子始終一觀釁待時之心,直算到逐歸父之日,是他不從賊一大結果。看來,做得也好,幾與狄梁公同。   且弒嗣君者,仲遂也,敬嬴也,非盡宣公也。屈之於宣公,而伸之於東門氏,亦是義理極細處。宣公亦文公之子也。惡、視既死,而宣公又伏其辜,則文公之血脈摧殘幾盡矣。故文子於此熟思到底,也在義理上遲迴審處。不然,則妾不衣帛,馬不食粟,遇苕丘之難而不屈,豈懷祿畏死而甘為逆黨者哉?特其圖畫深沉,作法巧妙,而非居易俟命之正道,則反不如逐莒仆時之忠勇足任爾。   其對宣公之詞曰「見無禮于君者,誅之如鷹鹯之逐鳥雀也」,又曰「于舜之功二十之一」,皆諷宣公以誅仲遂。仲遂誅,則宣公固不妨如叔孫舍之得立也。宣公既不之聽,便想從容自下手做。乃以夫子「再斯可矣」之義處之,則當亟正討賊之詞,即事不克,此心已靖,而不必決逐東門之為快耳。除聖人之大中至正,則文子之與溫太真、狄梁公,自是千古血性人,勿事輕為彈射。 六   凡為惡者,只是不思。曹操之揣摩計量,可謂窮工極巧矣,讀他讓還三縣令,卻是發付不下。緣他迎天子都許時,也只拚著膽做去,萬一官渡之役不勝,則亦郎當無狀矣。又如王莽于漢,也只乘著時勢莽撞,那一事是心坎中流出的作用,後來所以一倍蠢拙可笑。三代而下,唯漢光武能用其思,則已節節中理。掣滿帆,入危地,饒他奸險,總是此心不靈,季文子則不然。後世唯魏相、李泌似之。益以知思之有善而無惡也。 七   緣說孔子之志大於顏子,又云氣象如天地,故不知者務恢廓以言其大,即此便極差謬。如以人之多少、功之廣狹分聖賢,則除是空虛盡、世界盡、我願無盡,方到極處,而孔子之言,亦眇乎小矣。繇此不審,乃有老者、朋友、少者「該盡天下人」之一說,跡是實非,誤後學不淺。   且勿論夫子言老者、少者,初非以盡乎天下之老少,必須其老、其少與我相接,方可施其安之、懷之之事。而所謂朋友者,則必非年齒與我上下而即可謂之朋友,則尤明甚。天下之人,非老、非少,林林總總皆是也。若咸以為朋友,則屠羊酤酒之夫,亦君子之應求乎?于孺悲則無疾而言疾,于陽貨則瞷亡而往拜,如此類者,不以信朋友者信之,蓋多矣。   同門曰朋,同志曰友。同門、同志,而後信以先施也。朋友既然,老少可知。不可與安者,亦不得而強安之;不可與信者,亦不得而強信之;不可與懷者,亦不得而強懷之。特聖人胸中,不預畜一不安、不信、不懷之心,以待此等,則已廓然大公矣。   安一老者亦安也,安天下之老者亦安也。懷一少者亦懷也,懷天下之少者亦懷也。而朋友之多寡,尤其不可強焉者也。時之所值不同,位之得為有別,勢之所可伸者亦有其差等。聖人本兼小大、多少而為言,而其不可施吾安、信、懷者,正如天地之化有所不能產生而非私耳。   特在為老、為少,則原為愛敬、哀矜之理所託,故親疏雖有等殺,而即在疏者,茍與吾以事相接,亦必酌致其安之、懷之之心。若其非老、非少,則非愛敬所宜加隆、哀矜所宜加厚者。其為涂之人也,雖與我名相聞而事相接,終亦涂之人而已矣。終為涂之人,則吾忠告善道、鶴鳴子和之孚,自不容於妄投。故夫盡天下之人,茍非朋友,特勿虞勿詐而已足矣。信之者,豈但勿虞勿詐而已哉?言必以情,事必加厚,踐之於終,必其循而無違於始也。   安、信、懷者,施之以德也,非但無損於彼之謂也。如天地之有明必聚于日月,五性之靈必授於人,而禽獸草木不與焉。即此可想聖人氣象與造化同其撰處。若云盡天下之人,非安即信,非信即懷,泛泛然求諸物而先喪其己,為墨而已矣,為佛而已矣。善觀聖人氣象者,勿徒為荒遠而失實也。 八   子路愿共敝裘、馬,顏子愿無伐、無施,其氣象不如夫子之大處,正在訊息未到恰好地。老、少、朋友三者,已分節目,而三者之外,尤為一大界限,所以體不失而用不匱。張子西銘一篇,顯得理一分殊,才與天道聖性相為合符。終不可說會萬物為一己者,其唯聖人也。出釋氏肇論。 雍也篇 一   說「居敬則行自簡」,亦天理自然之相應者。如湯之「聖敬日躋」,則其寬仁而不苛責於民,固條理之相因,無待已敬而又別求簡也。故朱子曰「程子之言,自不相害」,集註雖不用其說,而必存之。   然繇敬得簡者,敬德已成之功也。若方事居敬之始,則不得不用力于敬;用力于敬,則心已密,而是非得失之不自欺者,必無小、無大、無人、無己而不見其一致,則且不安於簡而至於求物已煩者多矣。故不得不將居於己與行於民者,分作兩事,而一以敬、一以簡也。   程子怕人將敬、簡分作兩橛,則將居以仲弓、行以伯子,而血脈不相貫通,故要其極致而言之,謂敬則必簡,以示敬德之大,坤之直方所以不習而無不利者,天德、王道之全也。   朱子則以南面臨民,居雖其本,而行乃其實;既不容姑待我敬德之充實光輝而後見諸臨民之事,則持己以敬,御人以簡,兩者之功,同時並舉,斯德以嚴而日成,教以寬而漸喻,不躐求之於理之一,而相因於分之殊,此修天德、行王道之津涘也。   仲弓只是論簡,而於簡之上更加一敬,以著修己治人之節目不可紊亂,則「居簡而行簡」者病也,居敬而責人以敬者亦病也。簡為夫子之所已可,故其言若歸重於敬,而實以論簡之可;則在簡者必求諸敬,而不能簡者,其規模之狹隘,舉動之瑣屑,曾不足以臨民,又不待言矣。仲弓蓋就行簡者進求純粹之功,非驀頭從敬說起,以敬統簡之謂。求之事理,求之本文,知朱子之說,視程子為密切矣。 二  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,無不以居敬為德,敬者非但南面之所有事也。行簡則唯君道宜然。唯君道為然,則仲弓之語,於行簡上進一步說居敬,實于君子之學,居敬上更加一法曰行簡也。   且如「畜馬乘,不察于雞豚」,雖以遠利,若在命士以下,即與料理,亦未必不為敬而為煩。蓋就非南面者而言之,則只是敬;敬德之成,將有如程子所云「中心無物」者,自然一切可已而不已之事,不矜意肆志去攬著做。若其為南面也,則不待矜意肆志以生事,而本所應求於民之務,亦有所不可責備。   只此處規模自別,故曰理一而分殊。窮居之不簡,必其所不當為者;若所當爲,本自不煩。帝王,則所當爲者固有不得盡為者矣;直到無不敬而安所止田地,方得以其易知簡能者統馭天下,如一身一家之事。若其未逮於此,但以窮居獨善之居行而心中無物者試之人上,恐正不能得簡也。   仲弓且未到「從心不逾矩」地位,故夫子于見賓、承祭之外,更須說不欲勿施,使之身世兩盡,寬嚴各致。程子遽以一貫之理印合之,則亦未免為躐等矣。 三   直到伯子不衣冠而處,大不可地位,以之治民,自亦無不可。若君人者必使其民法冠深衣,動必以禮,非但擾民無已,而勢亦不可行矣。到行於民處,豈特仲弓之行簡無以異於伯子,即五帝、三王亦無異也。   兩「行簡」字,更無分別。伯子有得於名法之外,則必不以自弛者張之於民,于以治人,人且易從,故夫子曰「可也」,言其亦可以南面也。居者,所以自處也;行者,行之於民也。   程子似將居屬心、行屬事看,此王通「心、跡之判」,所以為謬。假令以堯、舜兢業之心,行伯子不衣冠之事,其可乎?   出令於己曰行,施令於民曰臨。臨者即以所行臨之也。「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」,猶言自治敬而治人簡也。謂自治敬則治人必簡,亦躐等在;須到「協和萬邦,黎民于變時雍」時,方得貫串。夫子曰「可使南面」,仲弓曰「不亦可乎」,下語俱有斟酌,且不恁地高遠。 四   居敬既不易,行簡亦自難。故朱子以行簡歸之心,而以呂進伯為戒。看來,居敬有餘,行簡不足,是儒者一大病痛;以其責於己者求之人,則人固不勝責矣。且如醉飽之過,居處之失,在己必不可有,而在人必不能無。故曰「以人治人」,不可執己柯以伐人柯也。   曹參飲酒歡呼以掩外舍吏之罪,則先已自居不敬,固為不可。若置吏之喧豗于不問,以徐感其自新,亦奚病哉!欲得臨民,亦須著意行簡,未可即以一「敬」字統攝。 五   朱子既云「不遷怒、貳過,是顏子好學之符驗」,又云不是「工夫未到,而遷怒貳過只且聽之」,只此處極不易分曉。朱子苦心苦口,左右怕人執語成滯;總為資質魯鈍人,須教他分明,而道在目前,舉似即難。後人讀書,正好於此左疑右礙處,披沙得金,若未揀出,直是所向成棘。   蓋不遷怒者,因怒而見其不遷也;不貳過者,因過而見其不貳也。若無怒、無過時,豈便一無所學?且捨本以治末,則欲得不遷而反遷,欲得不貳而又貳矣。故曰「卻不是隻學此二事。不遷不貳,是其成效」。然無怒無過時,既有學在,則方怒方過時,豈反不學?此扼要處放鬆了,更不得力。故又曰「但克己工夫未到時,也須照管」。總原要看出顏子心地純粹謹嚴、無間斷處,故兩說相異,其實一揆。易云「有不善未嘗不知」,此是克己上的符驗;「知之未嘗復行」,是當有過時工夫。可見亦效亦功,並行不廢。   以此推之,則不遷怒亦是兩層該括作一句說。若是無故妄怒於所不當怒者,則不復論其遷不遷矣。怒待遷而後見其不可,則其以不遷言者,必其當怒者也。怒但不遷而即無害於怒,效也;于怒而不遷焉,功也;則亦功、效雙顯之語也。然夫子于顏子既沒之後,追論其成德,則所言功者,亦已成之詞矣。   朱子不說效驗之語,為問者總把這兩件說得難,似無可下手處,而一聽之克己既熟之後,則直忘下臨幾加慎一段工夫,故不嫌與前說相背。   而集註云「顏子克己之功,至於如此」八字,下得十成妥穩,更無滲漏。其言「至於如此」,則驗也;而其曰「功」者,則又以見夫雖不專於二者為學,而二者固有功焉,則不可言效至如此而必言功也。   此段唯黃勉齋說得該括精允。所云「未怒之初,鑒空衡平;方過之萌,瑕颣莫逃」,是通計其功之熟也。其云「既怒之後,冰消霧釋;既知之後,根株悉拔」,則亦于怒與過加功,而非坐收成效之謂矣。嗚呼!此勉齋之親證親知,以踐履印師言而不墮者,為不可及也。 六   自為學者言,則怒與過是己私將熾時大段累處,吃是要緊,故即此正當用力。自顏子言,則不遷、不貳,是天理已熟,恰在己私用事時見他力量,則未過未怒時,其為學可知已。   克己之功,「非禮勿視,非禮勿聽,非禮勿言,非禮勿動」。所謂非禮者,於物見其非禮也,非己之已有夫非禮也。若怒與過,則己情之發,不繇外至矣。外物雖感,己情未發,則屬靜;己情已發,與物為感,則屬動。靜時所存,本以善其所發,則不遷、不貳者,四勿之驗也。所發不忒于所存,而後知所存者之密,而非托于虛矣。   動靜不可偏廢。靜有功,動豈得無功?而此所謂動者,則又難乎其為功者也。餘怒不忘,即已是遷。後過之生,不必與前過為類,無此過,更有彼過,亦是貳。到此地位,豈是把捉可以取效?顏子之學,已自篤實而光輝矣。「篤實光輝」 四字,方形容得他出。   蓋學之未至者,天理之所著,自在天理上見功,不能在己私上得力。怒,情也,又情之不平者也。過則又不待言矣。情者,己也。情之不平者,尤己之不能大公者也。故怒與喜同爲情,而從出自異。凡喜之發,雖己喜之,而必因物有可喜,以外而歆動乎中者也。若怒之發,則因乎己先有所然、有所不然,物觸於己之所不然而怒生焉。故天下之可怒者未必怒,而吾情之所怒者非必其可怒。雖等為可怒,而見盜則怒,見豺狼蛇蝎則惡之,畏之,而怒不生;豈非己先有怒,而不徒因其能為人害也哉?   己先有怒,則不因於物;不因於物,故物已去而怒仍留,遷之所自來也。故人有遷愛,無遷喜;無遷哀,而有遷怒。喜因物,則彼物與此物殊,而雖當甚喜,有怒必怒。怒在己,則物換而己不換,當其盛怒,投之以喜而或怒也。感乎物而動己,則外拒而克之易;發乎己而加物,則中制而克之難。故克己之功,必驗之怒而後極焉。   因於己則怒遷,因於物則怒不遷。喜怒哀樂,本因於物;昏者不知,以己徇物,而己始為害。故廓然知其因於物,則即物之己可克矣。而以其本因於物,則蕩而忘反之己,較易知而易克。怒因於己,不盡因物,而今且克之使因於物,則固執之己私,亦蕩然而無餘矣。   夫在物者天理也,在己者私慾也。于其因於己而亦順於天理之公,則克己之功,固蔑以加矣。是豈非靜存之密,天理流行,光輝發見之不容掩者哉?故以知顏子之功為已至也。   怒與過,總是不容把制處。所以然者,則唯其皆成於己也。過者,亦非所遇之境必于得過也,己自過也。己有過,而誰知之乎?知之,而誰使之不復行乎?夫人之有過,則不自知也,雖知之而未嘗自懼其復行。既不以為懼而復過者,固然矣。假令他人之有過,則無不知也,則無不疑其後之復然也。有過而知,知而不復行,此非以大公之心,視在己者如其在人而無所迷,因以速知其不可而預戒於後者,詎能然乎?蓋以己察人之過者,是非之心,天理之正也。即奉此大公無私之天理以自治,則私己之心,淨盡無餘,亦可見矣。   夫子於此,直從天理人慾,輕重、淺深,內外、標本上,揀著此兩項,以驗顏子克己之功至密至熟、發見不差者而稱之。非顏子不能以此為學,非夫子亦不深知如此之為好學,非程、朱二子亦無以洗髮其本原之深,而豈易言哉!若於怒於過,雖功未至而必有事,則為初學者言,正未可盡不遷不貳之德也。 七   情中原有攻取二涂:喜,取于彼也;怒,以我攻也。故無濫取者,易於屬厭;無妄攻者,發不及收。攻一因物之可攻,而己無必攻之心,則克己之功,豈不至乎!   取緣己之不足,攻緣己之有餘。所不足、所有餘者,氣也,非理也。氣不足,則理之來複易;氣有餘,則將與理捍格而不受其復。唯奉理以御氣,理足在中而氣不乘權,斯可發而亦可收,非天理流行充足者不能也。   理居盈以治氣,乃不遷怒;理居中以察動,乃不貳過。慶源所云「遇怒則克,遇過則克」,是志學事。朱子所云「全在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上」,是「適道」與「立」事。「 遇怒則克,遇過則克」,不怒、不過時,又將如何?此慶源之言所以使人學為顏子,而朱子之言則顏子之學為聖人也,其亦有辨矣。 八   「遇怒則克,遇過則克」,克不得,不成便休?又豈只痛自悔艾于無已乎?固知朱子之言四勿,正與慶源一下手處。然人亦有依樣去視、聽、言、動上循禮而行,卻于怒、過乘權時不得力;則正好因此遷、貳之非幾,以生警省而自求病根。故慶源之說,亦不可廢。   此項須困心衡慮,到克不去時,方知四勿之功是如此做,而悔悟夫向之從事於視、聽、言、動者,徒描模畫樣,而不足與于復禮之學也。故可因怒、因過以生其篤志,而功則不盡於此。 九   小注朱子答問中,有「聖人無怒」一語,多是門人因無過之說而附會成論,非朱子之言也。集註引舜誅四兇一段,明說聖人亦但不遷怒耳。喜、怒、哀、樂,發皆和也,豈怒獨無必中之節哉?鯀為禹父,又位在八議之條,豈舜恬然愉然而殛之,如伐惡木、除蕪草相似?孔子歷階而升,以責齊侯,命樂頎、申句須下伐郈人時,當自不作謝安圍棋賭墅風味。此方是天理大公,因物付物之正。朱子嘗曰「談笑殺人,斷乎不可」,則豈有聖人無怒之理哉?   怒者緣己之有餘。氣有餘者,眾人之怒也;理有餘者,聖人之怒也。其以攻己之所異,則一而已矣。今不敢謂顏子之無異於聖,然不遷怒者,聖學之成,聖功之至也。顏子非學聖而何學?學而不與聖人合,何云好學?區區於此較量淺深,固矣夫! 十   莊子說列禦寇「食豕如食人」,釋氏說「我為歌利王割截支體時,不生我見、人見」 ,所謂「聖人無怒」者,止此而已矣。春秋書「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」,只此九字,千載后如聞雷霆之迅發! 一一   許衡云「顏子雖有心過,無身過」,甚矣,其敢以愚賊之心誣聖賢也!   橫渠云「慊於己者不使萌于再」。慊者,心慊之也,而心之所慊者,則以心而慊其身之過也。心動于非,迷而誰覺之乎?心之有惡,則謂之慝,不但為過。若其一念之動,不中於禮,而未見之行事,斯又但謂之此心之失,而不成乎過。過者有跡者也,如適楚而誤至於越也。失則可以旋得,過則已成之跡不可掩,而但懲諸將來以不貳。倘於心既有不可復掩之愆,徒于容貌動作之間,粉飾周遮,使若無瑕疵之可摘,是正孔子所謂鄉原,而許衡之規行矩步,以講道學于蒙古之廷,天理民彝,不顧此心之安,徒矜立坊表、炫人耳目、茍免譏非者。衡之所以為衡者此也,而顏子其然乎?   蓋唯顏子心德已純,而發見于外者,不能幾於耳順、從心之妙,則如曾子襲裘而吊之類,言動不中於禮者,時或有之;乃其心體之明,不待遲之俄頃,而即覺其不安,是以觸類引伸,可以旁通典禮,而後不復有如此之誤矣。   衡云「無身過易」,何其談之容易也!心者,性情之所統也,好學者之所得而自主也。身者,氣稟之所拘,物交之所引者,形質為累,而患不從心。自非盛德之至,安能動容周旋而一中於禮!故以曾子之臨深履薄,而臨終之頃,且忘易大夫之簀。衡乃云「無身過易」 ,吾以知其心之久迷於流俗,而恃其「非之無舉,刺之無刺」者為藏身之偽術矣。   總以大賢以上,于性見性易,于情見性難;不遷怒,則于情而見性。于道見道易,于器見道難;不貳過,則于器而見道。此以為天理渾然,身心一致者也,而豈悖天理、亂民彝之許衡所得知哉! 一二   「三月不違仁」,夫子亦且在顏子用功上說。「其心」二字,是指他宅心如此。如以心體之成效言,則與「日月至焉」者,不相對照矣。只集註數語精切不差,程、張之說亦未得諦當。諸小注只向程、張說處尋逕路,則愈求愈遠。   集註言「能造其域」,謂心至仁也,非謂仁之來至也。從其不閑而言,則謂之「不違 」;從其有依有違而言,則謂之「至」;而當其「至」,與其「不違」則亦無所別。勉齋云 「心為賓,在仁之外」,幾幾乎其有言說而無實義矣。   注言「無私慾而有其德」,究在「有其德」三字上顯出聖學,而非「煩惱斷盡即是菩提」之謂。西山云「諸子寡慾,顏子無慾」,則寡慾者斷現行煩惱之謂,無慾者斷根本煩惱之謂。只到此便休去、歇去,一條白練去,古廟香罏去,則亦安得有聖學哉?   以此思之,則朱子所謂「仁為主,私慾為客」,亦擇張子之語有所未精,而與「見聞覺知只許一度」者相亂。朱子「知至意誠」,不是配來話。此等處,唯朱子肯盡情示人,程、張卻有引而不發之意。   孔顏之學,見於六經、四書者,大要在存天理。何曾只把這人慾做蛇蝎來治,必要與他一刀兩段,千死千休?且如其餘之「日月至」者,豈當其未至之時,唸唸從人慾發,事事從人慾做去耶?此不但孔門諸賢,即如今尋常非有積惡之人,亦何嘗唸唸不停,唯欲之為汲汲哉?既飽則不欲食矣,睡足則不欲寢矣。司馬遷說盡天下之人奔走不休,只是為利,此亦流俗已甚之說耳。平心論之,何至如是?既然,則以人慾不起為仁者,將凡今之人,其為日一至、月一至者,亦車載斗量而不可勝紀。李林甫未入偃月堂時,殺機未動,而可許彼暫息之時為至於仁乎?   異端所尚,只掙到人慾凈處,便是威音王那畔事,卻原來當不得甚緊要。聖賢學問,明明有仁,明明須不違,明明可至,顯則在視、聽、言、動之間,而藏之有萬物皆備之實。 「三月不違」,不違此也;「日月至焉」,至於此也。豈可誣哉!豈可誣哉! 一三   張子賓主之分,只以乍去乍來為賓,安居久住為主。其內外之辨,亦以所存之理應外至之感為內,于外至之感求當然之理為外。其云「賓」者,既不必別立一主;其云「主」者,亦初非對待有賓。   朱子云「在外不穩,才出便入」,亦乍來久住之別也。其借屋為喻,亦須活看。不可以仁為屋,心為居屋之人;尤不可以心為屋,仁為出入之人;更不可將腔子內為屋裡,腔子外為屋外。緣張子之意,但以戒人逐事求理,事在理在,事亡理亡,說得來略帶含糊;而「 賓主」二字,又自釋氏來,所以微有不妥。後人只向此處尋討別白,則愈亂矣。   顏子「三月不違仁」,也只三月之內克己復禮,怒不遷,過不貳,博文約禮,欲罷不能而已。聖學到者一步,是吃緊處,卻也樸實,所以道「闇然而日章」。更不可為他添之,繞弄虛脾也。 一四   「三月不違仁」中有「雷雨之動滿盈」意思,故曰「唯天下至誠,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……肫肫其仁」。朱子鏡明之說,非愚之所敢據。若只與鏡相似,只是個鏡,鏡也而仁乎哉! 一五   紛紛賓主之論,只為「心外無仁」四字所膠轕。不知心外無仁,猶言心中有仁,與「 即心即佛」邪說,正爾天淵。且此「心」字是活底,在虛靈知覺之用上說。將此竟與仁為一,正釋氏「作用是性」之狂解,烏乎可! 一六   聖人亟于稱三子之長,雙峰巧以索三子之短,而下斷案處又淺薄。學者如此以為窮理,最是大病。且如「賜也達」,是何等地位,豈容輕施貶剝?如雲達於事,未達于理,天下有無理之達乎? 一七   朱子以「有生之初,氣稟一定而不可易者」言命,自他處語,修大全者誤編此。胡光大諸公,直恁粗莽!   伯牛不可起之疾,無論癩與非癩,皆不可歸之氣稟。以氣言,則是李虛中生剋旺廢之說;以稟言,則素問三陰三陽相法而已;君子正不以此言命。術之所可測者,致遠則泥也。如雲氣稟弱荏,不足以禦寒暑風日,而感疾以劇,則洪範六極,分弱、疾、短折為三,初非弱者之必疾,疾者之必折也。夫「莫之致而至者」命也,則無時無鄉,非可執有生之初以限之矣。氣稟定於有生之初,則定於有生之初者亦氣稟耳,而豈命哉?   先儒言有氣稟之性。性凝於人,可以氣稟言;命行於天,不可以氣稟言也。如稻之在畝,忽然被風所射,便不成實,豈禾之氣稟有以致之乎?氣有相召之機,氣實召實,氣虛召虛;稟有相受之量,稟大受大,稟小受小。此如稻之或早、或遲,得粟或多、或少,與疾原不相為類。風不時而粟虛于穗,氣不淑而病中於身,此天之所被,人莫之致而自至,故謂之命,其于氣稟何與哉!謂有生之初,便栽定伯牛必有此疾,必有此不可起之疾,唯相命之說為然,要歸於妄而已矣。   聖人說命,皆就在天之氣化無心而及物者言之。天無一日而息其命,人無一日而不承命于天,故曰「凝命」,曰「受命」。若在有生之初,則亦知識未開,人事未起,誰為凝之,而又何大德之必受哉?   只此陰變陽合,推蕩兩間,自然于易簡之中有許多險阻。化在天,受在人。其德,則及爾出王遊衍而為性;其福,其[則]化亭生殺而始終為命。德屬理,福屬氣。此有生以後之命,功埒生初,而有生以後之所造為尤倍也。   天命無心而不息,豈知此為人生之初,而盡施以一生之具;此為人生之後,遂已其事而聽之乎?又豈初生之頃,有可迓命之資;而有生之後,一同于死而不能受耶?一歸之於初生,而術數之小道繇此興矣。 一八   夫子說顏子「不改其樂」,賢其不改也。周、程兩先生卻且不問其改不改,而亟明其樂,其言較高一步,而尤切實。樂而後有改不改,倘無其樂,則亦何改之有哉?   不改是樂之極致,于貧而見之,樂則不待貧而固有也。學者且無安排不改,而但問其樂何如。未究其樂而先求不改,則且向「山寺日高僧未起」、「莫笑田家老瓦盆」上作生活,氣質剛者為傲而已矣,其柔者為慵而已矣。此所謂「樂驕樂、樂佚遊」之損者也。 一九   程子謂顏子非以道為樂,後人卻在上面說是一是二,這便是弄風捉影語。唯朱子委實親切,故為之易其語曰:「要之,說樂道亦無害。」蓋樂道而有害,則伊尹、孟子都是「將道為一物而玩弄之」矣。真西山語。   但以道為樂雖無害,而大概不能得樂。如嗜酒人,自然于酒而樂。若云以酒為樂,則本非嗜酒,特借酒以消其磊砢不平之氣,到底他臨觴之下,費盡消遣。   且人若任著此情以求樂,則天下之可樂者,畢竟非道,如何能勾以道為樂而不改!唯不先生一樂之之心,而後于道有可樂之實。此天理現前,左右逢原、從容自得之妙,豈可云 「以」,而豈可云「為」哉?以道為樂,只在樂上做工夫,而顏子之樂,乃在道上做工夫,此其所以別也。   在樂上做工夫,便是硬把住心,告子之所以無恐懼疑惑也。在道上做工夫,則樂為禮復仁至之候,舉凡動靜云爲,如馳輕車、下飛鳥,又如殺低棋相似,隨手輒碎,如之何無樂!如之何其改也! 二十   要知顏子如何「不改其樂」,須看「人不堪其憂」是怎生地。或問朱子「顏路甘旨有闕時如何」,此處正好著眼。   道之未有諸己,仁之未復于禮,一事也發付不下;休說簞瓢陋巷,便有天下,也是憔悴。天理爛熟,則千條萬歧,皆以不昧於當然;休說簞瓢陋巷,便白刃臨頭,正復優遊自適。樂者,意得之謂。于天理上意無不得,豈但如黃勉齋所云「凡可憂可戚之事,舉不足以累其心」哉?直有以得之矣。 二一   真西山所云「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,萬鐘九鼎不知其為富」,一莊生逍遙遊之旨爾。簞瓢陋巷,偃鼠、鷦鷯之境也。萬鐘九鼎,南溟、北溟之境也。不知其貧,南溟、北溟之觀也。不知其富,偃鼠、鷦鷯之觀也。將外物撇下一壁看,則食豕食人、呼牛呼馬而皆不知矣。聖賢之道,聖賢之學,終不如是。「綠滿窗前草不除,與自家意思一般」,豈漫然不知而已哉?   如唐人詩「薰風自南來,殿角生微涼」,與「南風之薰兮,可以解吾民之慍兮」,落處固自懸隔。自非聖賢,則總到說樂處,須撇開實際,玩弄風光。西山不知貧富之說,亦只到者一步。陶靖節云「眾鳥欣有托,吾亦愛吾廬」,意思盡好;到下面卻說「泛覽周王傳,流觀山海圖」,便與孔、顏之樂,相去一方。緣他到此須覓個療愁蠲忿方法,忘卻目前逆境也。孔、顏、程、朱現身說法,只在人倫物理上縱橫自得,非西山所庶幾可得。 二二   聖人尋常不輕道一「謙」字,而於贊易,唯以天之「益」、地之「流」、鬼神之「福 」、人之「好」言之,則亦應物之德柄,柄有權意。非入德之始功也。故曰:「謙,亨,君子有終。」必君子而乃有終,未君子而難乎其始矣。   上蔡云「人能操無慾上人之心,則人慾日消,天理日明」,此語未得周浹。在上蔡氣質剛明,一向多在矜伐上放去,故其自為學也,以去矜為氣質變化之候。然亦上蔡一人之益,一時之功,而不可據為典要。若人慾未消,無誠意之功;天理未明,無致知之力;但以孟之反一得之長為法,則必流入于老氏之教。孟之反原是老子門下人,特其不伐一節,近於君子之為己。亦其聞老氏之風而悅之已深,故漸漬成就,至於奔敗倉皇之時,居然不昧。蓋於謙退一路,已為爛熟,而孟之反之為人,亦如此而止矣,未聞其能繇是而日進于理明欲消之域也。   以淺言之,伐者亦私慾之一端,能去伐者,自是除下人慾中一分細過。細對粗而言。固有能去伐而他欲不必除者,如馮異、曹彬之流,其于聲色貨利之粗過,詎得淡泊?亦有不待去伐而欲已消、理已明者,則雖伯夷恐未能於此得釋然也。   若以深言之,則不伐之成德,自為遠怨息爭之一道,而聖賢以之為居德之量,是易所謂「善世而不伐」,書所謂「女唯不伐,天下莫與女爭功」。此在功德已盛之後,以自極于高明廣大之至,而即以移風易俗,成廷野相讓之化者,非待此而始有事于消欲、明理也。故顏子以之為愿,即孔子大道、為公之志,事有所待,而非與克己之功、亟請從事之比。聖賢之道,以此而善其成,故曰「君子有終」;以此而利行於天下,故曰「謙,亨」。明理消欲之始,焉用此哉?   既亦聖賢居德善世之妙用,故夫子亦稱許之反。然之反之能此,則亦徒具下此腔殼,可以居大德,載大功,而所居、所載之實,未之逮者多矣。微獨之反,即彼所宗之老子,其大端已非,而此「盛德,容貌若愚」之量,夫子亦不能沒其善。至於所居、所載,虛無亡實,乃至陰取陽與,而與「良賈深藏」同一機械,則終未免於私慾潛行、天理不明之病。唯其欲恃此以消欲而明理,則消者非其所消,明者非其所明。克伐不行,不足以為仁者,此也。   或問中有「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」之語,自是去伐之功,靠硬向聖賢學問中下手事。朱子不然其說,而云「只是心地平,所以消磨容得去」,乃就之反論之反,知其「知雄守雌 」、「無門無毒」之心如此耳。朱子看來識得之反破,故始終說他別是一家門風;而曰「孟之反他事不可知,只此一事可為法」,則即愚所謂「除下人慾一分細過」之說,亦不教人全身從此下手也。   若上蔡之學,其流入于老氏與否,吾不敢知,特以彼變化自家一偏氣質之事,以概天下之為學者,則有所不可。「無慾上人」四字,亦是一病。夫子說「君子矜而不爭」,特不與人對壘相角而已;到壁立萬仞處,豈容下人?孟子曰:「不恥不若人,何若人有!」斯學者立志之始事,為消欲明理之門也。 二三   「人之生也」一「生」字,與「罔之生也」「生」字,義無不同。小注中有不同之說,蓋不審也。不但本文兩句,連類相形,且夫子之意,原以警人直道而行;則上句固自有責成意,非但推原所以不可罔之故,而意全歸下句也。   二句之中,原有不直則不足以生之意。細玩本文,此意寓於上句之中,而云「人之生也直」,而不直則不生,義固系之矣。其又云「罔之生也幸而免」,則以天下之罔者亦且得生,而斷之以理,用解天下之疑耳。使上句但明有生之初,則下文不更言既生以後之當直,而遽云罔之幸生,于文字為無條理,而吃緊警人處,反含而不吐矣。此章是夫子苦口戒世語,不當如是。   且人生之初,所以生者,天德也;既生之後,所以盡其生之事而持其生之氣者,人道也。若夫直也者,則道也,而非德也,其亦明矣。以生初而言,則人之生也,仁也,而豈直耶?   蓋道,虛跡也;德,實得也。故仁、義、禮、智曰四德,知、仁、勇曰三德。而若誠,若直,則虛行乎諸德者。故中庸言「誠者天道,誠之者人道」。而言直也,必曰「直道」 ,而不可曰直德。直為虛,德為實。虛不可以為實。必執虛跡以為實得,則不復問所直者為何事,而孤立一直,據之以為德,是其不證父攘羊者鮮矣。   若人生之初,所以得生者,則實有之而可據者矣。「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」,一闔一辟,充盈流動,與目為明,與耳為聰,與頂為圓,與踵為方正,自有雷雨滿盈、絪缊蕃變之妙。而豈有即為有,無即為無,翕即不辟,辟即不翕之足以生人乎?   德也者,所以行夫道也。道也者,所以載夫德也。仁也者,所以行其直也。直也者,所以載夫仁也。仁為德,則天以為德,命以為德,性以為德,而情亦以為德。直為道,則在天而天道直也,直道以示人,天之事也;在人而人道直也,遵直道以自生,人之事也。   子曰「人之生也直」,固言人也。言人以直道載天所生我之德,而順事之無違也;言天德之流行變化以使各正其性命者,非直道而不能載,如江海之不能實漏卮、春風之不能發枯乾也,如慈父之不能育悖子、膏粱之不能飽病夫也。故人必直道以受命,而後天產之陽德、地產之陰德,受之而不逆也;而後天下之至險可以易知,天下之至阻可以簡行,強不凌弱,智不賊愚,仁可壽,義可貴,兇莫之嬰,而吉非妄獲也。   故南軒云「直者生之道」,蓋亦自有生以後,所以善其生之事而保其生理者言。其曰 「生之道」,猶老子所言「生之徒」、「死之徒」也。聖人之言此,原以吉兇得失之常理,惠迪從逆之恒數,括之於直罔之分,徹上知、下愚而為之戒,非專為儘性知天之君子言;則亦不待推之有生之初所受于天,與天地生生之德也。天地生生之德,固不可以直言之。而人之不能一體夫天地生生之理者,亦未即至於宜得死而為倖免之生。   龜山云「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」,語自有病。君子之無往不用者,仁、義、忠、正也。豈悻然挾一直以孤行天下乎?凡言仁,不但不暴之謂;言知,非但不愚之謂;言勇,非但不怯之謂。言德必有得,既去兇德,而抑必得夫令德。若言直,則即不罔之謂。道者,離乎非道而即道也。故天地生生,必有以生之,而非止不害其生。直特不害,而無所益。人之祈天永命、自求多福者,則不可期以必得,而但可守以不失。故仁、智以進德,而直以遵道。進德者以精義入神,遵道者以利用安身。聖賢之言,統同別異,其條理豈可紊哉!於此不察,則將任直為性,而任氣失理以自用。逮其末流,石之頑、羊之很、雁之信、螳之躁,不與相亂者幾何哉! 二四   「知之者」之所知,「好之者」之所好,「樂之者」之所樂,更不須下一語。小注有云「當求所知、所好、所樂為何物」,語自差謬。若只漫空想去,則落釋氏「本來面目」一種狂解。若必求依據,則雙峰之以格物、致知為知,誠意為好,意誠、心正、身修為樂,仔細思之,終是「捉著鄰人當里長,沒奈何也有些交涉」,實乃大誣。   近見一僧舉「學而時習之」一「之」字問人云:「『之』者,有所指之詞。此『之』 字何所指?」一時人也無以答之。他者總是鬼計、禽魚計,與聖學何與?緣他胸中先有那昭昭靈靈、石火電光的活計,故將此一「之」字,捏合作證。若吾儒不以天德王道、理一分殊、大而發育峻極、小而三千三百者作黃鉞白旄、奉天討罪之魁柄,則直是出他圈套不得。假若以雙峰之見,區區于大學文字中分支配搭,則于「學而時習之」,亦必曰「之」者謂知行而言,適足供群髡一笑而已。故曰「經正則庶民興,庶民興斯無邪慝」。聖人之言,重門洞開,初無喉下之涎,那用如彼猜度!   尹氏說個「此道」,早已近誕;賴他一「此」字不泛、不著。且其統下一「此」字,則三「之」字共為一事,非有身、心、意、知之分。聖人於此三語,明白顯切,既非隱射一物;而其廣大該括,則又遇方成圭,遇圓成璧,初不專指一事。凡論語中泛泛下一「之」字者,類皆如此。總之是說為學者之功用境界,而非以顯道。聖人從不作半句話,引人妄想。若欲顯道,則直須分明向人說出。今既不質言,而但曰「知之」、「好之」、「樂之」,則學者亦但求如何為知、如何為好、如何為樂而已。何事向「之」字求巴鼻耶?   以大學為依據,若以括其全者為說,意亦無害。而雙峰之病,則在割裂。大學云「欲誠其意者,先致其知」,豈當致知之日而意不誠哉?則亦豈當意誠之日,而心不正、身不修哉?有修身而未從事於誠意者矣,有誠其意而身不修者乎?則何以云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」也?   夫子以此三「之」字,統古今學者之全事,凡聖學之極至,皆以此三級處之。然合之而大學皆備者,分之而隨一條目亦各有之。如致知,則有知致知者,好致知者,知已致而樂者。乃至修身,亦無不然。從此思之,則知此三「之」字,既可全舉一切,亦可偏指一事。所以朱子以「樂斯二者」、「樂循理」當之,而云「顏子之樂較深」。則在孝弟而指孝弟,在循理而指循理,既非可憑空參去,將一物當此「之」字,如所云「當求『之』為何物」之妄語。抑事親從兄之道,固身、心、意、知之所同有事;所循之理,亦必格致、誠正、修齊、治平之兼至,而不可屑屑焉為之分也。   從乎「當求所知、所好、所樂為何物」之說,而於虛空卜度一理,以為眾妙之歸,則必入釋氏之邪說。從乎雙峰之所分析,則且因此誤認大學以今年格物,明年致知,逮乎心無不正,而始講修身,以敝敝窮年,卒無明明德于天下之一日。且誠意者不如身修,是其內外主輔之間,亦顛倒而無序矣。五經、四書,多少綱領條目,顯為學者所學之事,一切不求,偏尋此一「之」字覓下落,舍康莊而入荊棘,何其愚也! 二五   如彼僧所問「學而時習之」「之」字何指,自可答之曰「指所習者」。僧必且問「所習者又甚麼」,則將答之曰「你習你底,我習我底」。噫!世之能以此折群髡者鮮矣。   或問:「彼僧習其所習,亦還悅否?」曰:「如何不悅?豈但彼僧,即學唱曲子、下圍棋人,到熟時,也自欣豫。」曰:「其悅還同否?」曰:「不見道:『天理人慾同行異情?』天理與人慾同行,故君子之悅,同乎彼僧;人慾與天理異情,故彼僧之悅,異乎君子。既已同,則俱為悅。既已異,則有不同。如一人嗜睡,一人嗜夜飲,兩得所欲,則皆悅。而得睡之悅,與得飲之悅,必竟不是一般歡暢。」   以此思之,則雖工匠技術,亦有知、有好、有樂,而所知、所好、所樂者即其事。但聖人所言,則為君子之學耳。顏子便以「克己復禮」為知、好、樂。仲弓便以「居敬行簡」 為知、好、樂。隨所志學,工夫皆有此三者淺深之候也。孟子曰:「诐詞知其所蔽。」有所偏指,則必有所蔽矣,詞安得不诐哉! 二六   不但以資質,而必以工夫,故孔子一貫之說,以語曾子,而不以語曾晢。但人而至於中人者,則十九可至,不問其質。若在中人以上[下],用工夫而能至於中人以上,則非其人亦自不肯用力也。「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」,而無好學者,何故?如人不善飲酒,則亦不喜飲也。朱子謂「不裝定恁地」說工夫,說資質,自是見徹一垣,此原不可以一偏言也。   南軒下一「質」字,是成質意。如良田之稻,飯以香美,稻則質也,亦是栽培芟灌得宜,非但種之美而已。朱子云「聖人只說『中人以上,中人以下』」,且據現在而言,不須分質、分學,徒為無益之訟。 二七   上與非上,不可在事目上分。灑掃應對,自小學事,不在所語之中。豈中人以下者,便只將如何灑掃,如何應對,諄諄然語之乎?雖不可語上,亦無語下之理。若事親事長,則盡有上在。子游說「喪致乎哀而止」,便是躐等說上一層。   真西山以「道德性命為理之精,事親事長為事之粗」,分得鹵莽。事親事長,豈在道德性命之外?上下是兩端語,實共一物。盡其事親事長之道,須是大舜、文王始得,如何不是上?聖人微言,後人分剝而喪其真如此者,可慨也! 二八   樊遲是下力做工夫的人,更不虛問道理是如何,直以致知、求仁之方為問。故夫子如其所問,以從事居心之法告之,則因其志之篤,問之切,而可與語也。   就中「仁者」二字,猶言求仁者,特以欲仁則仁至,故即以仁者之名與之。又智是初時用功,到後來已知,則現成不更用力。仁則雖當已熟之餘,存心不可間斷,與初入德時亦不甚相遠。知有盡而仁無盡,事有數而心無量也。   其云「仁者」,又云「可謂仁矣」,蓋括始終以為言也。知者無不知,唯民義之盡,而鬼神之通。仁者心德之全,則日進于難,而日有獲也。故務民義、敬遠鬼神,是居要之務;先難後獲,是徹底之功。夫子與他人言,未嘗如此開示吃緊。朱子云「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」,非愚所知。 二九   慶源於理上帶一「氣」字說,其體認之深切,真足以補程、朱之不逮。孟子養氣之學,直從此出,較之言情、言體者,為精切不浮。   情發於性之所不容已;體為固然之成形與成就之規模,有其量而非其實。樂水、樂山,動、靜,樂、壽,俱氣之用。以理養氣,則氣受命于理,而調御習熟,則氣之為動為靜,以樂以壽,於水而樂、于山而樂者成矣。   先儒以知動似水、仁靜似山為言,其說本于春秋繁露;然大要只說山水形質,想來大不分曉。樂水者樂游水濱,樂山者樂居山中耳。塊然之土石,與流於坎、汲於井之水,豈其所樂哉?山中自靜,山氣靜也。水濱自動,水氣動也。不然,則糞壤之積,亦頹然不動;洪波巨浪,覆舟蝕岸,尤為動極;而所樂豈在彼耶?   水濱以曠而氣舒,魚鳥風雲,清吹遠目,自與知者之氣相應。山中以奧而氣斂,日長人靜,響寂陰幽,自與仁者之氣相應。氣足以與萬物相應而無所阻,曰動。氣守乎中而不過乎則,曰靜。氣以無阻於物而得舒,則樂。氣以守中而不喪,則壽。   故知此章之旨,以言仁者、知者,備其理以養其氣之後,而有生以降,所可儘性以至於命者,唯于氣而見功,亦可見矣。慶源遇微言于千載,讀者勿忽也。 三十   博文、約禮,只集註解無破綻。小注所引朱子語,自多鶻突。集註「約,要平聲。也」,小注作去聲讀者誤。勉齋亦疑要去聲我以禮為不成文,而猶未免將「約」字與「博」字對看。不知此「約」字,與「博學」二字相對,則「要」原讀作平聲,與「束」同義。   集註添一「動」字,博其學于文,而束其動以禮,則上句言知,下句言行,分明是兩項說。朱子尊德性、道問學,驗諸事、體諸身,及行夏之時、非禮勿動等說,皆不混作一串。「約之」一「之」字,指君子之身而言也,與「約我以禮」「我」字正合。其云「前之博而今之約,以博對約,有一貫意」,皆狂解也。   文與禮原亦無別。所學之文,其有為禮外之文者乎?朱子固曰「禮不可只作『理』 字看,是持守有節文」,則禮安得少而文安得多乎?在學謂之文,自踐履之則謂之禮,其實一而已。但學則不必今日所行而後學之,如雖無治歷之事,亦須考究夏時。其服身而見之言動者,則因乎目前之素履,故文言博,而禮不可言博。然不可謂學欲致其多,守欲致其少。如顏子未仕,自不去改易正朔,則行夏時之禮,特時地之所未然,而非治歷明時為廣遠而置之,視聽言動為居要而持之也。   約者,收斂身心不放縱之謂。不使放而之非禮,豈不使放而流乎博哉?學文愈博,則擇理益精而自守益嚴,正相成,非相矯也。博文約禮是一齊事,原不可分今昔。如當讀書時,正襟危坐,不散不亂,即此博文,即此便是約禮。而「孝弟謹信,泛愛親仁,行有餘力,則以學文」,緩急之序,尤自不誣,原不待前已博而今始約也。   若云博學欲知要,則亦是學中工夫,與約禮無與。且古人之所謂知要者,唯在隨處體認天理,與今人揀扼要、省工夫的惰漢不同。夫子正惡人如此鹵莽放恣,故特地立個博文約禮,以訂此真虛枵、假高明之失。而急向所學之文求一貫,未有不至於狂悖者。雙峰「相為開闔」之語,乃似隔壁聽人猜謎,勿論可也。 三一   朱子語錄以有位言聖,卻于集註不用。緣說有位為聖,是求巴鼻語,移近教庸俗易知,而聖人語意既不然,于理亦礙,故割愛刪之。寧使學者急不得其端,而不忍微言之絕也。   子曰「若聖與仁,則吾豈敢」,又曰「聖則吾不能」,豈以位言乎?下言堯、舜,自是有位之聖。然夫子意中似不以聖許禹、湯、夷、尹以下,則亦歷選古今,得此二聖,而偶其位之為天子爾。程子言聖仁合一處,自是廣大精微之論,看到天德普遍周流處,聖之所不盡者,仁亦無所不至。且可云仁量大而聖功小,其可得云聖大而仁小乎?   仁者聖之體,聖之體非仁者所歉也;聖者仁之用,仁之用卻又非聖所可盡。子貢說「 博施濟眾」,忒煞輕易,夫子看透他此四字實不稱名。不知所謂博者、眾者,有量耶?無量耶?子貢大端以有量言博眾,亦非果如程子所謂不五十而帛,不七十而肉,九州四海之外皆兼濟之。但既云博云眾,則自是無有涯量。浸令能濟萬人,可謂眾矣。而萬人之外,豈便見得不如此萬人者之當濟?則子貢所謂博者非博,眾者非眾,徒侈其名而無實矣。故夫子正其名實,以實子貢之所虛,而極其量曰:「必也聖乎!堯、舜其猶病諸!」則所謂「博施濟眾 」者,必聖人之或能,與堯、舜之猶病,而後足以當此。倘非堯、舜之所猶病,則亦不足以為「博施濟眾」矣。   蓋「博施濟眾」,須于實事上一件件考覈出來;而抑必須以己所欲立欲達者施之於人,而後可云施;以己之慾立欲達者立人達人,而後可云能濟。故唯仁者之功用已至其極而為聖,月犬[然]后非沾沾之惠、一切之功。若其不然,則施非所施,濟不能濟,自見為仁,而不中於天理之則者多矣。   夫仁者其所從入,與沾沾之惠、一切之功,則已有天淵之隔。他立達一人,也是如己之慾立欲達;立達千萬人,也是如己之慾立欲達。體真則用不妄。繇此而聖,則施自不狹,濟自不虛。而即當功用未見之時,已無有何者為博、何者為約、何者為眾、何者為寡以為之界限。且其所施所濟者,一中於天理人情自然合轍之妙,而一無所徇,一無所矯。不然,則豈待博且眾,即二桃可以致三士之死,而一夫無厭之慾,天地亦不能給之也。   乃子貢所云「博施濟眾」者,初非有「己欲立而立人、己欲達而達人」之實,則固不可以言仁。而但云「博施濟眾」,則夫子亦無以正其為非仁之事。而以「己欲立而立人、己欲達而達人」之仁言,如是以博施,如是以濟眾,乃以極體仁之大用,從聖人一為想之。然而終有不能,則亦以見非沾沾之惠、一切之功,世無有自信為能博施而能濟眾之人。即「何事于仁」三句中,而已折倒子貢不見實體、不知實用之失,故下直以「夫仁者」三字顯仁之實。則使子貢繇是以思焉,而如是以施,其不易言博,如是以濟,其不易言眾,亦不待夫子之言而自愧其失辭矣。程子謂子貢不識仁,看來子貢且不識施濟。使其有「能近取譬」之心,而敢輕言博眾哉?   程子不小仁而大聖,是眼底分明語,而云「仁通上下」,則語猶未醇。仁是近己著里之德,就中更無上下,但微有熟、不熟之分,體之熟則用之便。故以上下言仁,則且有瓶中亦水、大海亦水之說。而乍見孺子之心,特仁之端,而亦遽指為仁,則[與]夫子所言仁者之心體全有不肖。只顏子簞瓢陋巷中,即已有仁之體,則即有聖之用,而特必在三月不違時,方得體立用具。若一念間至,直自瓶水,而豈得謂之海水哉?   蓋仁之用有大小,仁之體無大小。體熟則用大,體未熟則用小,而體終不小。體小,直不謂之仁矣。於物立體,則體有小大。於己立體,則體無可小,而亦安得分之為或小而或大?若海水之大,瓶水之小,則用之小因乎體之小,而豈仁之比哉?將吝于施而鮮所濟者,亦可謂之仁與?亦失聖人之旨矣。子貢所云者,體不立而托體必小。夫子所言者,用不必大,而體已極乎天地萬物,更何博與眾之云乎?知此,則有位無位之說,曾何當耶? 三二   「立人」「達人」二「人」字,不可分大小說。一人亦人,千萬人亦人,卻于立達之實體無異。故用或小而體終不小。不得已而姑為之喻曰:如大海水,一卮挹之亦滿,億萬卮挹之亦滿。然仁之體,終不可以海喻。他只認得自家心體,何嘗欲擴其量于天地萬物之表哉? 三三   程子手足不仁一喻,大有微言在,亦待學者之自求。如平人氣脈通貫時,四肢皆仁,唯心所使;然心終不使手撮炭而足蹈湯,亦不使指肥于股,足大於腹,手視色而足聽音。「 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達而達人」,即此是施濟中各正性命之實理。堯、舜不欲竄殛,而以施之共、歡;孟子惡齊王之託疾,而己以疾辭;正心與手足各相知而授以宜之為仁也。 述而篇 一   「不言而存諸心」,乃靜存動察工夫,不因語顯,不以默藏,與「不聞亦式,不諫亦入」一義,只在識不識上爭生熟,不在默不默上爭淺深。特以人于不默時有警,則易識;而方默亦識,乃以征存諸心者之無所間也。南軒云「森然于不睹不聞之中」,正是此意,那得作知識之識解!作知識解者,則釋氏所謂現量照成也。識如字而不識音志,非淺人之推測,則釋氏之知有是事便休而已。   然聖學說識志,釋氏亦說識志,其所云「保任」者是也。達磨九年面壁,亦是知識后存識事。故「默而識之」,聖人亦然,釋氏亦然,朱子亦然,像山亦然,分別不盡在此,特其所識者不同耳。倘必以此為別,則聖人之「誨人不倦」,抑豈必異於瞿曇之四十九年邪?   異端存個「廓然無聖」,須于默中得力;聖人則存此各正性命、保合太和,在默不忘。釋氏說一切放下,似不言存,然要放下,卻又恐上來,常令如此放下,則亦存其所放者矣。故云「恰恰無心用,恰恰用心時」,用心以無心,豈非識哉?   夫子此三句,是虛籠語,隨處移得去,下至博弈、圖畫、吟詩、作字亦然。聖人別有填實款項,如「入孝出弟」、「不重不威」等章是事實,此等乃是工夫。工夫可與異端同之,事實則天地懸隔矣。如舜、跖同一雞鳴而起,孳孳以為,其分在利與善;而其不孳孳者,善不得為舜之徒,利不得為跖之徒也。   識如字識志之辨,亦在淺深上分,非朱、陸大異處。子靜之病,只泥看一「默」字耳。故朱子又云「三者非聖人之極致」,則以初學之識,易於默時不警省,須默無異於不默;向上后,則靜里分明,動難效用,須不默亦無異於默。故曰「存諸中者之謂聖,行於天壤者之謂神」。故學者急須先理會識,后理會默,乃于聖功不逆。不識則何有于默哉?待默而後不識,猶賢於一切鶻突之狂夫,全不惺忪之愚人也。「識」字對「學」「誨」,「默」字對 「不厭」「不倦」。學是格物、致知事,識是正心、誠意事;不厭只是終始於學,默識止是純熟其識耳。   朱子于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」注,說個「記憶」,正可於此處參觀。如記憶父母之年,固不待有語而後生警,而非謂口言之、耳聞之而即有損於孝思,須刪除見聞而密持之也。 「視於無形」,豈有形而不視?「聽於無聲」,豈有聲而不聽?不然,則又白晝求螢以待夜讀之妄人矣。足知象山之學,差於一「默」字著力,而與面壁九年同其幻悖。聖人之學,正於獨居靜坐、大庭廣眾,一色操存,不可將不默時看作不好耳。朱門諸儒,將此一「識」字安在格物、致知上,以侵下「學」字分位,用拒象山,則亦不善承師說矣。 二   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。得為心得,則修亦修之於心,故朱子以誠意、正心言此。又云「無慾害人,得之於心矣,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,是不能修」,此全在戒懼慎獨上用功。若徙義、改過,則修身應物之事,並齊、治、平在里許矣。   如不欲害人之心,心心不斷,德已無玷。若不能審義樂遷,則信為不害人者,或且有害於人;或功用未熟,則心未有失而行處疏漏,因涉于害人而不自知。是須以徙義善其用,改過防其疏。乃聖人之學,不徑遣人從修身應物上做去,故徙義、改過之功,待修德之餘而尤加進。若世儒無本之學,則即于聞義時、不善時作入路,子路亦然,故未入室。到熟處方理會心德,則本末倒置矣。   故世儒見徙義、改過粗于修德,聖人則以此二者為全體已立、大用推行之妙。是徙義、改過,正廣大精微之極至矣。就中內外、身心、體用,分別甚明。小注或云「遷善、改過是修德中要緊事」,新安云「修德之條目」,俱不足存。 三   集註「先後之序,輕重之倫」,自慶源以下,皆不了此語。朱子嘗自云「註文無一字虛設」,讀者當知其有字之必有義,無字之不可增益,斯不謬耳。   集註云:「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,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慾不行。」德緣志道而得,而特進以據之功,斯所服膺者不失也。仁緣據德而性足用,而進以依之功,則用可常而欲不行也。此所謂「先後之序」也。   又云:「遊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。」不遺者,言體道之本費也。動有養者,德之助也;息有養者,仁之助也。而云「不遺」,則明道無可遺,茍志於道而即不可遺也;云「 有養」,則養之以據德,養之以依仁,為據德、依仁之所資養也。此遊藝之功,不待依仁之後,而與志道、據德、依仁相為終始,特以內治為主,外益為輔,則所謂「輕重之倫」也。   志道、據德、依仁,有先後而無輕重;志道、據德、依仁之與遊藝,有輕重而無先後。故前分四支,相承立義,而後以先後、輕重分兩法,此集註之精,得諸躬行自證而密疏之,非但從文字覓針線也。   集註于德云「行道而有得於心」,于仁云「心德之全」。德因行道而有,仁則涵動靜,故曰全。蓋志道篤則德成於心,據德熟則仁顯于性。德為道之實,而仁為德之全;據與依,則所以保其志道之所得,而恒其據德之所安。若藝,則與道相爲表裡,而非因依仁而始有。其不先依仁而後遊藝,甚著明矣。   潛室不察於此,乃云:「教之六藝,小學之初事;游于藝,又成德之餘功。小學之初習其文,成德之遊適於意。」此亦舍康莊而取逕于荊棘之蹊矣。蓋六藝之學,小學雖稍習其文,而其實為大經大法,與夫日用常行之所有事者,即道之所發見。故大學之始教,即在格物、致知,以續小學之所成,而歸之於道。夫子教人以博文約禮為弗畔之則,初非小學則姑習之,一志於道而遂廢輟,以待依仁之後而復理焉,既不可云僅為小學之初事;若其所云「 成德之後適於意」者,則尤依託「游」字之影響,而初無實義也。以為德已成矣,理熟于胸,則遇物皆順,而藝之與志,得逢原之樂乎?是藝之遊也,乃依仁之後耳順、從心之效,不當平列四者節目之中,以示學者之當如是矣。今與前三者同爲為學之目,而以成本末具舉、內外交養之功,則實于據德、依仁之外,有事於斯,而非聽其自然,遇物皆適之謂矣。如以恣志自得,遊戲徜徉之為適意邪?則即以夫子末年刪定為德成以後所發之光輝,而要以定百王之大法,正萬世之人心,且凜凜于知我罪我之間,不敢以自恣自適。況在方成其德者,乃遽求自適其意,如陶元亮之「時還讀我書」者,以遣日夕而悅心目,其可乎?   潛室但欲斡旋「先後之序」四字,遂曲為附會,以幸無弊。乃不知朱子之云「先後」 者,固不于遊藝云然,則又無待潛室施無病之藥也。且前三者之有先後,特因德得於志道之餘,而仁現於據德之熟,以立此繇淺入深、繇偏向全之序;固非依仁則無事于據德,據德則無事于志道,當其志道且勿據德,當其據德且勿依仁,一事竟即報一事之成,而舍故就新以更圖其次。況乎依仁之功,與生終始,何有一日為仁之已依而無憂不依,何有一日為依之已盡而不用再依,乃告成功于依仁,而他圖遊藝也哉?   所以集註雖有先後之說,而尤云「日用之間,無少間歇」,以見四者始終不離之實學;且獨于立志言先,而據德、依仁不言先,亦不言次,肯綮精確,一字不妄。何居乎于下三者逐節施以先後,而穿鑿以求伸其說?嗣者無人,良負前賢之苦心矣。 四   說聖人樂處,須于程、朱注中篤信而深求之,外此不足觀也。程子云「須知所樂者何事」,固非刻定一事為聖人之所樂,然亦何嘗不於事而見其樂哉?朱子云「『從心所欲不逾矩』,左來右去,儘是天理」,其非脫略事物,灑然不著,可知也。   於此一差,則成大妄。莊子開口便說「逍遙遊」,弁髦軒冕,亦是他本分事,到來只是不近刑名,以至於嗒然喪耦而極矣。陳氏所謂「萬里明澈,私慾淨盡,胸中灑然,無纖毫窒礙」者此也。萬里明澈則樂,有片云點染便覺悶頓,所以他怕一點相干,遂成窒礙,而視天下為畏涂;則所謂終日遊羿彀之中者,亦相因必至之憂。   聖人說「於我如浮雲」,明是以天自處。於我皆真,于土皆安,聖人之天體也。若必萬里明澈而乃以得樂,則且厭風雲、憎雷雨,若將浼焉,而屯之經綸,需之宴樂,皆適以為累矣。使然,則疏水曲肱而後樂,非疏水曲肱則不樂也。不義而富貴則不處,以義而錦衣玉食則亦不去,豈漫然任運而無心哉?   遇富貴則不逾富貴之矩,遇貧賤則不逾貧賤之矩,乃是得。「左右來去,儘是天理」 ,方于疏水曲肱之外,自有其樂,而其樂乃以行於疏水曲肱之中。聖人所以安於疏水曲肱者,以樂為之骨子,此非蕩然一無掛礙可知已。使但無慾則無得,無得則無喪,如是以為樂,則貧賤之得此也易,富貴之得此也難,必將如莊子所稱王倪、支父之流,雖義富、義貴,亦辭之唯恐不夙矣。此是聖學極至處,亦是聖學、異端皁白溝分處。若不了此,則袁安、張翰、韋應物、白居易,皆優入聖域矣,而況于蒙莊! 五   朱子「即當時所處」一語,諦當精切,讀者須先從此著眼,則更不差謬。雙峰云「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,在貧賤方別出」,語亦近似。然要似夫子設為此貧境以驗樂,則于聖人于土皆安之道不合矣。   夫子此章,自是蚤年語,到後來為大夫而不復徒行,則居食亦必相稱。既非虛設一貧以驗樂,亦無事追昔日之貧而憶其曾樂於彼,作在富貴而思貧賤愿外之想也。樂不逐物,不因事,然必與事物相麗。事物未接,則所謂「喜、怒、哀、樂之未發」,豈但以月好風清,日長山靜,身心泰順,而為之欣暢也乎?既以左宜右有、逢源而不逾矩為樂,則所用者廣,而所藏者益舒。是樂者,固君子處義富、義貴之恒也。故曰「樂亦在其中」。言「亦」,則當富貴而樂,亦審矣。   使夫子而如夏啟、周成,生即富貴,直不須虛設一貧以言樂。而又豈隨物意移,貿貿然日用而不知,遂使其樂不分曉乎?即在夫子攝相之時,位且尊矣,道且泰矣,豈其所為樂者,遂較疏水曲肱時為鶻突不分明,而不能自喻邪?聖人之於土皆安者,於我皆真,富貴、貧賤,兩無礙其發生流行之大用,樂主發散在外,故必于用上現。故曰「樂亦在中」,貧賤無殊于富貴也。   此雙峰之語所以似是而非。如雲:使在富貴,則君子之行乎富貴者,可以不言樂;而唯貧賤亦然,乃以見性情之和,天理之順,無往不在;而聖賢之樂,周遍給足,當境自現,亦可見矣。如此,斯為得之。 六   唯知夫子為當時所處之現境,則知為夫子蚤年語;知為夫子蚤年語,則亦不用向孔、顏之樂,強分異同。今即云顏子所得,同於聖人,固不敢知;然孔子「三十而立」之時,想亦與顏子無大分別。俗儒不知有樂,便覺是神化之境,實則不然。在聖賢分中,且恁等閑。故周、程二先生教學者從此尋去,亦明是有階可升之地,非「欲從末繇」之境也。   朱子以不逾矩言樂,乃要其終而言之,愚所謂到后亦只是樂者也。而「三十而立」時,不逾之矩已分明更無差忒。若所欲者動與矩違,則亦不能立矣。即未到發念皆順、於我皆真地位,而矩已現前,無有不可居、不可行之患,則資深逢原,已不勝其在己之樂矣。如小兒食乳得飽,亦無異於壯夫之飽。陳、饒、許諸子,強為分判,固須以朱子「孔、顏之樂不必分」一語折之。 七   天地之化,與君子之德,原無異理。天地有川流之德,有敦化之德,德一而大小殊,內外具別,則君子亦無不然。天地之化、天地之德,本無垠鄂,唯人顯之。人知寒,乃以謂天地有寒化;人知暑,乃以謂天地有暑化;人貴生,乃以謂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」;人性仁義,乃以曰「立天之道,陰與陽;立地之道,柔與剛」。易是天地之全化、天地之全德,豈但於物見天,而不于天見天,于感通見人事,而不于退藏見人道乎?集註專以進退存亡之道言易,則是獨以化跡言,而於川流、敦化之德,忘其上下一致之理矣。   如說個「天行健」,何嘗在進退存亡上論化跡?孔子贊易,第一句說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,只是無過之本,非但需之「飲食宴樂」,困之「致命遂志」也。真西山單舉仕、止、久、速,說孔子全體皆易,則但有利用安身之易,而無精義入神之易矣。慶源云「履憂患之涂,不可以不學易」,尤將易看作不得志於時人下梢學問。如此說書,只似不曾見易來,恰將火珠林作經讀。   聖人于系易,多少底蘊精微,只有兩章說憂患,而又但以九卦為處憂患之用,則餘五十五卦,皆非有憂患之情可知矣。文言四序爻辭,言信,言謹行,閒邪存誠、進德修業、學問寬仁,皆修己無過之道也。「潛龍勿用,下也」一段,治人無過之道也。只末後一段,說進退存亡,為亢龍言爾。舍大中至正之道,而但以變化推移言天人之際,甚矣其誣也! 八   「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」,集註、語錄開示聖奧,至矣。就中「與天合契」一段,尤為不妄。于憤、樂見得天理流行之不息,于忘食、忘憂見得人慾淨盡之無餘;而天之無私者,唯其不息,則所謂「發憤便能忘食,樂便能忘憂」也。   天無究竟地位。今日之化,無缺無滯者,為已得。明日之化,方來未兆者,為其未得。觀天之必有未得,則聖人之必有未得,不足為疑矣。大綱說來,夫子「十五志學」一章,以自顯其漸進之功。若密而求之,則夫子之益得其未得者,日日新而不已,豈一有成型,而終身不捨乎?   朱子云「直做到底」,「底」字亦無究竟處。有所究竟則執一,執一則賊道,釋氏所謂「末後句」者是也。觀之於天,其有一成之日月寒暑,建立已定,終古而用其故物哉?   小注中有「聖人未必有未得,且如此說」之言,必朱子因拙人認定有一件事全不解了之為未得,故為此權詞以應之;後人不審,漫然錄之,遂成大妄。 九   集註「氣質清明,義理昭著」,是兩分語。「氣質清明」以人言,「義理昭著」以理言。非「氣質清明」者,則雖義理之昭著而不能知;然非義理之昭著者,則雖「氣質清明」 ,而亦未必其知之也。緣朱子看得此一「者」字活,大概不指人而言,與下句「者」字一例。豈「好古敏以求之」,為夫子之自言,而亦以人言之乎?   「義理昭著」四字,較和靖說更密。慶源、雙峰只會得和靖說,不曾會得朱子說。但言義理,則對事物而言之。既云義理之昭著,則自昭著以外,雖未及於事物之蕃變,而亦有非生所能知者矣,故朱子云「聖人看得地步闊」。   總在說知處不同。精義入神,聖人方自信曰知。如生而知孝,自與不知孝者不同,乃中心愛敬,即可自喻,而事親之際,不但禮文之繁,即其恰得乎心而應乎理,以為天明地察之本者,自非敏求于古而不得,矧在仁義中正之缊藏乎?   聖人於此,業以生知自命,而見夫生知者,生之所知,固不足以企及乎己之所知,若曰「我非但生知,而所求有進焉者」,特其語氣從容,非淺人之所測耳。徇齊、敦敏之說,見於稗官,與釋氏墮地七步之邪詞,同其誕妄。乃疑古今有生而即聖之人,亦陋矣夫! 十   聖人從不作一戲語。如雲不善亦師,為謔而已。以此求之,集註未免有疵在。老子曰 「善人,不善人之師;不善人,善人之資」,是很毒語。將謂紂為武王之資,楊、墨為孟子之資,利人之不善,而己之功資以成,道資以伸!若此,既非君子之存心;乃老子且僅曰「 資」,而夫子顧以反其道而用之者為「師」邪?   「其不善者而改」,是補出「擇」字余意,師則但云「從之」者,所以云「三人」而不云「二人」。彼兩人者均善,必有一尤善者,均不善,必有差善者,即我師也。且其人業與我而並行,亦既非絕不相倫之人矣。故以善為師,則得師矣;不善而改,則不妄師矣。人茍知擇,豈患無師哉? 一一   夫子將善人、有恒作一類說。南軒云「善人、有恒,以質言」,此處極難看得合。若如曾氏所云「善人明乎善者,有恒雖未明乎善,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」,則相去遠矣。   此二種人全、欠、大、小之異致,而一皆率任其所本明,非有能明、不能明之別也。有恒者,無處則是無,有處則恒有,虛約則只是虛約,盈則恒盈,泰則恒泰;于其所無、所虛、所約,固不襲取而冒居之,然亦不能擴充以求益也;特以其不冒居之故,則求益也有端矣。若善人之別於有恒者,大概與理相得,求所謂無、虛、約者已鮮;而所有、所盈、所泰,未能精其義而利其用,便亦任其自然,條條達達,如此做去;其不能造其極而會其通者,亦與有恒之不能擴充以求益,同之為未學也。   質之美者,不求擴充,則必能恒;若求擴充,則反有杌木圼窒礙,思為變通,而或不能恒矣。此有恒之進機也。又其上者,任其自然,則所為皆可,欲繇是而求精其義而利其用,則初幾反滯,轍跡不熟,而未必即能盡善矣。此善人之進機也。   善人大而不切,有恒既不能大,而亦未必其能切。大抵皆氣壹動志,只如此做去,更無商量回護,其為全為欠,則天定之矣。若不能大而已切,則君子也,志為主而氣為輔者也。於此辨之,乃知君子、善人、有恒之同異。 一二   善人亦是有恒。他所為皆善,如何不恒?有所不恒,則有所不善矣。但恒而曰「有」 ,自是在一節上說。若凡有皆恒,即不可名之為有恒。總之,有恒得善人之一體,君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也。如此類,須分別看。倘以一例求之,而云有恒篤實,而善人近於虛,則不足以為善人;聖人全而君子偏,則不足以為君子矣。 一三   南軒說梁武、商紂同咈天理,可謂正大精嚴之論。南軒於此等處,看得源流清白。其論酒誥篇文字,極為朱子推服。古今儒者,能如此深切斬截者,蓋亦鮮矣。   然劈頭說個「聖人之心,天地生物之心」,安在此處,卻不恰好。聖人於此,卻是裁成輔相,順天理之當然,何曾兜攬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?若方釣弋時,以生物之心為心,則必並釣弋而廢之矣。   聖人只是聖人,天地只是天地。中庸說「配天」,如婦配夫,固不純用夫道。其云「 浩浩其天」,則亦就知化之所涵喻者言爾。無端將聖人體用,一併與天地合符,此佛、老放蕩僭誣之詞,不知而妄作。聖人立千古之人極,以贊天地,固不為此虛誕,而反喪其本也。   泰誓曰:「唯天地萬物父母,元后作民父母。」理一分殊,大義昭著。古人之修辭立誠,鮮不如此。若云「不綱」、「不射宿」便是天地生物之心,以大言之,天地固不為是區區者;以精言之,天地亦不能如是之允當也。   天地不需養於物,人則不能。而天地之或殺,則無心而無擇;方秋禾槁,固不復揀稚者而更長養之;夭札所及,不與人以得避之地。成周之治,可以數百年而無兵;七國、五胡之際,不復更有完土。必欲規規然一與天地相肖,非愚而無成,必且流於異端之虛偽矣。   天地之元、亨、利、貞,大而無跡;聖人仁至義盡,中而不偏。聖人之同乎天地者一本,聖人之異乎天地者分殊。不然,彼梁武之流,固且以究竟如虛空、廣大如法界,為行愿一天地也,而何以罪均于商紂哉? 泰伯篇 一   集註言「夫以泰伯之德,當商、周之際,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天下矣,乃棄不取」;又云「其心即夷、齊扣馬之心」;于義明甚。金仁山徒費筆舌,止欲斡旋太王無翦商之志,乃謂泰伯之讓天下,讓于王季。不知太王而非有翦商之事,則泰伯又何處得天下讓之王季耶?   小儒以淺識遙斷古人,樂引異說以自證,乃不知所引者之適以自攻。吳越春秋一書,漢人所撰,誕誣不足信,不可與左傳參觀異同。且彼書記太王之言曰:「興王業者,其在昌乎!」則太王之不忘翦商,亦可見矣。夫子稱泰伯為「至德」,而於太王未施一讚詞,仁山乃苦欲曲美太王,而不知其以抑泰伯也殊甚,何其矛盾聖言而不之恤也!   使泰伯而逆計王季、文王之有天下,因順太王之志而讓之季歷,如所云遂父志而成其遠大,若云周有天下,繇泰伯之逃;則是泰伯以此一讓,陽辭陰取,而兄弟協合以成奪商之事,是與曹操所云「吾其為周文王」者,同爲僭詐。而夫子稱之曰「至德」,不已僭與!   古者封建之天下,易侯而王,亦甚尋常事;既非若後世亂賊,起自寒微,資君之祿位靈寵,欺孤寡而攘奪之。商之歷祀已六百,而失道之主相仍。太王以後稷之裔,奕世君公,則于以代商而王,顯然有其志事,而抑何損?若夫泰伯懷必得之心,擇弟與從子之賢,使可固有而不失,則其為諼也甚矣。此辨太王無翦商之志者,不足以伸太王,而唯以抑泰伯,叛聖言也。   仁山云:「太王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,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,太王之心,決不若此其悖也。」夫太王之避狄,豈讓狄哉?鰓鰓賂狄,冀以全邠,殆不得免焉,而後為此全民避地之計,孟子固曰「不得已」也。狄不可爭則去之,商有可代則思代之,太王之創業垂統,如此而已。至於柞棫拔而昆夷駾,太王豈終讓狄人者哉?朱子確然有見於此,而援引魯頌及春秋傳以辟諸儒迴護之說,用以見太王之無不可翦之商,而泰伯猶且不從父命,確爾求仁之為至德,其深切著明至矣。仁山之言,烏足為有無邪?   本文云「三以天下讓」,是天下其所固有也。若因後日之有天下而大為之名,則使文、武終不有天下,而泰伯遂無所讓邪?唯泰伯可以有天下而不有,則即使文、武不有天下,而泰伯之讓天下也固然。特所云讓者,謙遜不居之辭,非必讓之人而後謂之讓也。書曰「舜讓于德弗嗣」,謂己德之不足嗣,則不敢受,非以讓之四岳群牧也。子曰「其言不讓」,謂己可有之而即自任之,非謂不讓之求、赤與點也。知此,則俗儒讓周、讓商之說,兩無容相攻擊,而不得謂商固有天下,無待于泰伯之讓,以破泰伯不從之說矣。   蓋以德、以時,天下本泰伯之所有,今以君臣之大義,不從父命而不居,至他日之或為季歷子孫所有,或商之子孫仍無失墜,總以聽之天,而己不與焉。盡道於己,而為仁不繇乎人,此其得於心者已極,而非人之所能喻也。使泰伯從太王而代商,則人知其躬任天下矣。今無其事,是以民不知而弗得稱也。藉云以讓之王季、文王,則昭然于天下後世,而何「 無得而稱」哉?拘儒多忌,不足達聖人之旨,自當以集註為正。 二   後人釋書,于字句上作奇特纖新之解,薄古人為未審,不知先儒固嘗作此解,已知其非而舍之。曾子本文三「斯」字,作現成說,而以為存省之驗者,朱子蓋嘗作此解矣。然而集註不爾者,以謂作現成說,則是動容周旋中禮,自然發見之光輝,乃生知安行、化不可為之事,既非曾子言「所貴乎道」、言「遠」、言「近」之義;若謂三者為化跡,而道之所貴,別有存主之地,則所謂存主者,豈離鉤三寸,別有金鱗耶?此正聖學、異端一大界限。聖賢學問,縱教聖不可知,亦只是一實。舍吾耳目口體、動靜語默,而別求根本;抑踐此形形色色,而別立一至貴者,此唯釋氏為然爾。   先儒說曾子得聖學之宗,而以授之子思、孟子。所授者為何事,但與他一個可依可據者而已。故其臨終之言,亦別無付囑,止此身之為體為用者,即為道之所貴;修此身以立體而行用,即是「君子所貴乎道」。其後子思之言中和,則曰「喜怒哀樂」,不離乎身之用也。容貌、顏色、辭氣者,喜怒哀樂之所現也。鄙之與雅,倍之與順,正之與邪,信之與偽,暴之與和,慢之與莊,中節不中節之分也。孟子言天性,曰「形色」。容貌、顏色、辭氣者,形色也。暴慢、鄙倍之遠,信之近,踐形者也。   靜而存養於心,凝以其身之靜也。動而省察于意,慎以其身之動也。所存者,即此不暴慢、不鄙倍、近信之實,故曰「儼若思」。所察者,即此暴慢、鄙倍、不信之幾,故曰「 無不敬」。不然,則理於何存?欲於何辨?非此遠暴慢、鄙倍而近信者,亦孰為天理顯仁藏用之真?非其剛為暴、柔為慢、淫于鄙、辟于倍、飾情為不信者,何以見所欲之為私也?曾子吃緊為人,只在此身著力,而以微見天心,顯征王道者,率莫不在此。若但以為效驗而用力不繫乎此,其不流於禪學者鮮矣。 三   顏子所至,與聖人相去遠近,固非易知,然以「犯而不校」想之,則亦可彷彿其端。   上蔡云:「幾於無我。」所謂無我者,聖人也。朱子謂:「卻尚有個人與我相對。在聖人,便知[和]人我都無了。」此話不加審別,則已與釋氏「無我相、無人相」之說相亂。所以於此,需求一實際在。   聖人所謂「無我」者,豈其於人我而無之!於人我而無之,則是本有人我,而銷之於空,是所謂「空諸所有」也。抑謂人我本無,而我不實之以有,是所謂「慎勿實諸所無」也。夫聖人之無人我,豈其然哉!   一理而已矣。人我有異,而理則同。同則無異,故曰無也。無慾害人者,理也。在我無慾害人,在人無慾害我,其理同也。無慾受爾汝者,理也。我無慾受,人無慾受,其理同也。同乎理,則一理而已矣,而安有人與我之或異?   乃理則有等殺矣,均而同之,而尚非理也。因其尊而尊之,因其卑而卑之;我之居尊與人之居尊,我之處卑與人之處卑,同也。同此而已矣,非必我尊人卑,而抑我以就卑也。因其親而親之,因其疏而疏之;我之所親與人之親我,我之所疏與人之疏我,同也。同此而已矣,非必忘親忘疏,而引疏者以為親也。因其曲而曲之,因其直而直之;直在我之必伸,猶在人之不可屈,曲在我之必屈,猶在人之不可伸,同也。同此而已矣,非必屈己伸物,而恒以曲自予,以直予人也。   故「犯而不校」,能忘乎人,而非必能大順乎理之同。蓋於克己有餘,而於復禮未能合符,是以重於己而輕於物,故人之以非禮相干者,未一準之天理之大同。斯以為始事之始功,而未入于化也。   聖人只是天理渾成,逢原取給,遇順逆之兩境,一破兩分,皆以合符不爽,更無所謂己私者而克之。顏子則去一分私,顯一分公,除彼己之轍跡,而顯其和平。先儒謂孟子為有圭角,竊意顏子亦然。用力克去己私,即此便是英氣。有英氣,便有圭角矣。   要以有生之後,為天理之蔽者,唯此以己勝人之心為最烈。故顏子雖未入化,而作聖之功,莫有過焉。蓋己私已凈,但不墮教空去,則天理之發見,自不容已。如磨古鏡,去一分垢,則顯一分光,自有不能遏抑者矣。迨其垢盡光生,而不但作鏡中之影,渾然于天理一致之中,則無階可升,而為道義之門。此顏子所謂「欲從末繇」者也。觀聖賢無我之深淺,當於此思之,庶不婪入釋氏「歌利截體」之妄。 四   慶源因有周公之才者,尚當以驕吝為戒,遂疑才為可善可惡之具,而曰「德出於理,才出于氣」。竊以知慶源說書,多出億度,而非能豁然見理者。   德有性之德,有行道有得之德,皆涵於心者也。心固統性,而不可即以心為性。以心為性,則心、性之名,不必互立,心不出于性,德不出于理矣。如行道而有得,則得自學后。得自學后,非恃所性之理也。今不可云周公質非生安,而亦不可謂周公之德不繇學得,則亦不必出於性者之為德,而何得對氣而言之,理為德之所自出也?   凡言理者有二:一則天地萬物已然之條理,一則健順五常、天以命人而人受為性之至理。二者皆全乎天之事。而「德出於理」,將凡有德者,一因乎天理之自然而人不與哉?抑慶源之意,或淺之乎其為言,若曰:出於理者為德,未出于理而僅出於氣者為才。則是拒諫飾非,工書畫、穿寶鞍之才耳,而豈周公之才哉?是云「德出於理」,業已不可,而況云「 才出于氣」乎?   一動一靜,皆氣任之。氣之妙者,斯即為理。氣以成形,而理即在焉。兩閑無離氣之理,則安得別為一宗,而各有所出?氣凝為形,其所以成形而非有形者為理。夫才,非有形者也;氣之足以勝之,亦理之足以善之也。不勝則無才,不善抑不足以為才。是亦理氣均焉,審矣。寂然不動,性著而才藏;感而遂通,則性成才以效用。故才雖居性后,而實與性為體。性者,有是氣以凝是理者也。其可云「才出于氣」而非理乎?   孟子曰:「或相倍蓰而無算者,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」才盡,則人皆可以為堯、舜矣。雖雲氣原無過,氣失其理則有過;才原無過,才失其用則有過。然而氣失其理,猶然氣也;才失其用,則不可謂才。且此既云「才之美」矣,則盡之而無不善矣,則才無過而有功矣,豈遂為召驕致吝之媒乎?   程子云:「有周公之德,自無驕吝。」此據已然而言爾,非謂有周公之才者,能致驕吝也。驕者氣盈,吝者氣歉。驕吝者,則氣之過也。不驕不吝者,能善其氣者也。氣有盈歉,則為驕,為吝。故夫天下之驕吝者,不必皆有才,而且以不盡其才。故聖人於此言才,又言驕吝,正是教人以人輔天、以道養性,善其氣以不害其性之意。使天以此理此氣授之人而為才者,得盡其用而成其能,其為功在學,而不恃所性之理。何居乎慶源之孤恃一理,以彈壓夫才,廢人工而不講也!   耳聰、目明、言從、動善、心睿,所謂才也,則皆理也,而僅氣乎哉?氣只是能生,氣只是不詘,氣只是能勝;過此以往,氣之有功者皆理也。德固理也,而德之能生、不詘而能勝者,亦氣也。才非不資乎氣也,而其美者即理也。理氣無分體,而德才有合用。不驕、不吝,所以善吾才,即所以成吾德,曾何歧出溝分之有! 五   慶源云「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」,此乃未成德者文飾迂疏之語,聖賢從不于[如]此說。德到優時,橫天際地,左宜右有,更何短之有哉!   假令一人有孝德以事親,而無事親之才,則必將欲順而反得忤。申生之所以僅為恭,而許世子且不免於大惡,其可謂孝德之優乎?必能如大舜、文王,方可云優於孝德。而草野倨侮、呴呴咻咻者,一短則蔑不短也。   優者,綽有餘裕之謂。短於才,正是德之不優處。誠優於德矣,則凡為道義之所出,事物之待治,何一不有自然之條理?凡周公之才,固即以行周公之德,而實周公之德優裕不窮所必發之光輝。德者得其理,才者善其用。必理之得,而後用以善;亦必善其用,而後理無不得也。故短於才者,不可謂無德,而德要不優。必如周公平禍亂,制禮樂,以成其純忠達孝之德,而後為德之優,為才之美。若馬鈞、何稠、楊修、劉晏之流,亦奚足以云才,而況得見美於聖人!   驕吝之不可有,固善才之用,而亦居德之方。然則有曾、閔之孝,龍、比之忠,而驕且吝焉,則亦為居德之忌,而不但為才言也。特以驕吝于用處發見,而才者德之用,故專言才以統德;而鮑焦、申屠狄、李膺、范滂之以驕吝居德者,亦自不乏。然則有德而短於才者,無亦驕吝之使然;正不得以才短為無損於德而自恣也。如雲德不憂驕吝,而有才者則然,則非但病才,而且以賊德,固儒者之大患也。 六   聖人于「篤信好學,守死善道」之後,必須說「危邦不入」以下一段文字,丁寧嚴切,語下自見。若以效言,則成德以後,內以成身,外以成物,不可勝數,而何但于出處上序績不一詞而足哉?此唯晁氏數語,說得簡要精通。雖去就出處之較學守,以體用而分本末,然總系之曰「然後為君子之全德」,則「去就義潔,出處分明」,亦非坐致之效可知。   聖賢學問,內外標本,無一不用全力。若學守功深,而去就出處,一聽其自善,則用力於此,而收功于彼,如農耕之、耘之而不獲稼,亦豈其稼哉?所以靜而存養者,必動而省察。君子之法天,唯是「自強不息」,「終日干干,夕惕若」,何嘗靠著一二十年學守工夫,便東衝西撞去,如王安石之所為者!   安石之博聞深思,廉潔自好,亦可謂有主矣,向後卻成一無忌憚之小人。此閉門造車,出門合轍之說,以誤學人不小。所以文言說「忠信以進德,修辭立誠以居業」,學守之盡詞也;而又云「知至至之,可與幾也,知終終之,可與存義也,是故居上位而不驕,在下位而不憂」,則不驕不憂,亦必有知幾存義之功焉。   故夫子悅漆雕開之未信,則以開之可仕者,學守有得,而不能自信者,現前應用之物理也。物之理本非性外之理。性外之物理,則隔嶺孤松,前溪危石,固已付之度外;而經心即目,切諸己者,自無非吾率性之事。則豈有成功之一日,望危邦而必不入,亂邦而必不居,有道則必不后時,無道則必無滯跡也哉?   唯佛氏有直截頓悟之一說,故云「知有大事便休」,而酒肆淫坊,無非覺位,但一按指,海印發光。緣他欲壞一切,而無可壞之實,則但壞自心,即無不壞,故孤守自性,總棄外緣。   聖人于下梢處,一倍精神,欲成一切,而此物之成,不能速成彼物,故理自相通,而功無偏廢。是以終之曰「邦有道,貧且賤焉,恥也;邦無道,富且貴焉,恥也」;則以見學之已明,守之已至,到臨幾應物上,一失其幾,則雖期許無慚,而俯仰天人,已不能自免於恥。所以見天理流行,初無閑斷,不容有精粗、內外之別,而以精蒙粗,以內忘外,貽亢龍之悔,以一眚累全德也。斯聖功之極至,成德之終事,其慎其難,日慎一日,亦不知老之將至矣。   朱子云「此唯篤信好學,守死善道者能之」,語自蘊藉。言必能乎彼,而後能乎此,以著本末相生一致之理,非謂能乎彼,則即能乎此,恃本而遺末,舉一而廢百也。慶源遽以效言,不但昧於聖言,亦以病其師說矣。 七   鄭氏以許行、陳相為篤信而不好學,大屬孟浪。篤信者,若不問其何所信,則信佛、老以至於信師巫邪說者,至死迷而不悟,亦可許之篤信耶?且陳相學許行之學,許行學神農之言,豈其不學,而抑豈其不好?   乃鄭氏之失,總緣誤將「信」字作虛位說。朱子云「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」,亦自有病。但云信得深固,其所信者果為何事?朱子意中、言外,有一「道」字在,而鄭氏且未之察。乃夫子豈隱一「道」字于臆中,而姑為歇後語耶?   熟繹本文八字,下四字俱事實,上四字俱工夫。若云「通道」,則「信」字亦屬工夫,連下兩工夫字而無落處,豈不令癡人迷其所往?逢著一說,便爾不疑,此信如何得篤?且如陳相之事陳良,已數十年,一見許行,遂盡棄其學,正唯不能疑者之信不篤也,而病不在於好學之不誠。事陳良而信陳良,見許行而信許行,如柳絮因風,逢蛛網而即掛,亦何足道哉!   但言信而不得所信,則其弊必至於此。以實求之,則此所謂信者,有實位,而非用工之虛詞也。子曰「十室之邑,必有忠信」,正此謂矣,故皆與「好學」相資,而著其功。特彼之言信,以德之性諸天者言,此之言信,以德之據於己者言,為小異耳。   「篤信」,猶中庸言「敦厚」也。「好學」,猶中庸言「崇禮」也。蓋君子于古今之聖教,天下之顯道,固所深信,而疑之與信,以相反而相成,信者以堅其志,疑者亦欲以研其微,故曰「信而好古」,亦曰「疑思問」。此不容步步趨趨,漫然無擇,惟事深厚牢固之區區也,審矣。   唯夫吾心固有之誠,喻諸己而無妄者,即此是道之真體效於人心而資深、居安者,於此而加之培植壅護之功,則良能不喪,而長養益弘,所謂「敦篤其所已能」者,正此謂已。   此心分明不昧,仰不愧天,俯不怍人,言則可言,行則可行者,是曰信。而量之未充,體之未極,益加念焉,使已能者不忘,可能者不詘,是曰篤。如此則仁為誠仁,義為誠義,而體之或偽,猶恐用之或窮,則好學之功,所繇並進而不可缺也。   彼陳相一流,心無真理,濛濛瞀瞀,乘俄頃之信而陷溺不反,雖好其所好而學其所學,曾何益哉?使陳相者,能於己之性、物之理,于[如]痛癢之關心,固有而誠喻之,則雖其學未至,亦何悖謬之若此耶?   聖人言為學之本基,只一「信」字為四德之統宗,故曰「主忠信」,曰「忠信以得之 」,而先儒釋之曰「以實」,曰「循物無違」。「以實」者,實有此仁義禮智之天德於心,而可以也。以,用也。「循物無違」者,事物之則,曉了洞悉于吾心,如信夏之熱,信冬之寒,非但聽歷官之推測,吾之所通,與彼之所感,自然而不忒也。   道自在天下,而以喻諸吾心者,為靜可為體、動可為用之實;即其發之不妄,以揆諸心而與千聖合符,則繇一念之不忒,以敦篤而固執之。雖學之未至,而本已不失,雖有異端窮工極巧以誘吾之信而終不亂,豈徒恃所學以立門庭而折之耶?   乃至父子君臣之際,茍非恩義之根于性者有信在心,而徒聞見是資,則將有信伯禽東征之為孝,而成李賢、楊嗣昌之忘親;信譙周勸降之為忠,而成吳堅、賈餘慶之賣國;信之益以牢固,而為惡益大。聖人何以切切然以「篤信」冠于「學、守、善道」之上,為成德之始基也?彼鄭氏者,惡足以知之! 八   古樂既無可考,其見之儀禮者,朱子業信而征之,以定笙詩之次第。蓋繇今以知古樂之略者,唯恃此耳。關雎為合樂之首,居葛覃、卷耳、鵲巢、采繁、采蘋之先,既後有五篇,則不可云「自『關關雎鳩』至『鐘鼓樂之』皆是亂」。陳新安云「當以關雎之末章為亂」 ,其說與儀禮合。   合樂六詩,每篇當爲一終。合樂者,歌與眾樂合作,而當其歌,則必不雜奏眾樂使掩人聲,一篇已闋,始備奏群音以寫其餘,故曰「洋洋乎盈耳」。言關雎,則葛覃以下五詩放此矣。 九   若琴張、曾晢、牧皮之流,豈復有不直之憂?蓋彼已成乎其為狂,則資稟既然,而志之所就,學之所至,蔑不然也。此云「狂而不直」,則專以資稟言。潛室之論,較朱子「要做聖賢」之說為是。 十   「猶恐失之」,唯陳新安末一說為有分別。朱子將合上句一氣讀下,意味新巧。然二句之義,用心共在一時,而致力則各有方,不可作夾帶解。「失」者,必其曾得而復失之謂。若心有所期得而不能獲,則但可謂之不得,而不可謂之失。且有所期而不能獲,即「不及 」之謂爾。若云如不及矣,而猶恐不能得,則文句復而無義。且輕說上句,勢急趨下,于理尤礙。既以「如不及」之心力為學,而猶以不得為恐,則勢必出於助長而先獲。   此二句,顯分兩段。「如不及」者,以進其所未得;「猶恐失」者,以保其所已得也。未得者在前而不我親,如追前人而不之及也。已得者執之不固則遺忘之,如己所有而失之也。看書須詳分眉目,令字字有落,若貪于求巧,而捷取于形聲之似,則于大義有害矣。 一一   先須識取一「天」字。豈夐絕在上,清虛曠杳,去人閑遼闊之宇而別有一天哉?且如此以為大,則亦無與於人,而何以曰「大哉堯之為君也」?堯之為君,則天之為天。天之為天,非僅有空曠之體。「萬物資始」,「雲行雨施,品物流行」,「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」 ,此則天也。   集註言德,德者君德也,明俊德、親九族、平章百姓、協和萬邦,德之蕩蕩者也。天之於物,有長、有養,有收、有藏,有利用、有厚生、有正德;而既不可名之曰長物之天,養物之天,收藏夫物之天,利物用、厚物生、正物德之天,如天子之富,固不可以多金粟、多泉貨言之,則堯之不可以一德稱者,亦如此矣。   且天之所以長養、收藏乎物,利物用、厚物生、正物德者,未嘗取此物而長養收藏、利厚而正之,旋復取彼物長養收藏、利厚而正之,故物受功于不可見,而不能就所施受相知之垠鄂以為之名。則堯之非此明俊德,彼親九族,既平百姓,旋和萬邦者,民亦不能于政教之已及未及、先後遠近閑,酌取要領而名其德也。   乃其所及於民者,豈無事哉?其事可久,故不于斷續而見新;其事可大,故不以推與而見至。則其「成功」「文章」之可大可久者,即「無能名」之實也。「成功」非「巍巍」 則可名,湯之「割正」、武之「清明」是也,有推與也。「文章」非「煥乎」則可名,禹貢之敷錫、周官之法度是也,有斷續也。乃凡此者,無不在堯所有之中,而終不足以盡堯之所有。意黃、頊以上之天下,別有一風氣,而虞、夏、商、周之所以為君者,一皆祖用;堯之成功、文章,古必有傳,而今不可考耳。若以心德言之,則既與夫子「大哉為君」之言相背,而以準之天,則將謂天有「巍巍」之體段,其亦陋矣。   先儒說天如水晶相似,透亮通明,結一蓋殼子在上。以實思之,良同兒戲語。其或不然,以心德比天之主宰,則亦老子「橐籥」之說。蕩蕩兩閑,何所置其橐,而又誰為鼓其籥哉?夫子只一直說下,後人死拈「無名」作主,惹下許多疵病,而竟以道家之餘沈,所謂清凈幽玄者當之。噫,亦誣矣! 一二   異色成采之謂文,一色昭著之謂章。文以異色,顯條理之別;章以一色,見遠而不雜。乃合文以成章,而所合之文各成其章,則曰文章。文合異而統同,章統同而合異。以文全、章偏言之,則文該章;以章括始終、文為條理言之,則章該文。凡禮樂法度之分析、等殺、差別、厚薄者文;始末具舉、先後咸宜者章。文以分,分于合顯。章以合,合令分成。而分不妨合,合不昧分,異以通於同,同以昭所異,相得而成,相涵而不亂,斯文章之謂也。舊注未悉。 子罕篇 一   天之命人物也,以理以氣。然理不是一物,與氣為兩,而天之命人,一半用理以為健順五常,一半用氣以為窮通壽夭。理只在氣上見,其一陰一陽、多少分合,主持調劑者即理也。凡氣皆有理在,則亦凡命皆氣而凡命皆理矣。故朱子曰「命只是一個命」。只此為健順五常、元亨利貞之命,只此為窮通得失、壽夭吉兇之命。若所云「惠迪吉、從逆兇」者,既無不合矣;而伯牛之疾,孔子之不得衛卿,季孫之惑于公伯寮,在原頭上看,亦與「從逆兇 」之理一也。人事之逆,天數之逆,等之為逆,則皆兇矣。 二   或疑天數之不當有逆,則人事又豈當有逆哉?唯天之德,以生物、利物,而非以殺、以害。唯人之性,以仁、以義,而非以為戕、為賊。乃乘于其不容已之數,則相失在毫釐之差,而善惡吉兇已不可中徙,則健順五常之理微,而吉兇禍福之理亦甚微也。   健順五常,理也。而健者氣之剛,順者氣之柔,五常者五行生王之氣,則亦氣之理矣。壽夭窮通,氣也。而長短豐殺,各有其條理,以為或順或逆之數,則亦非無理之氣矣。陳新安未達朱子之微言,而曰「集註云命之理微,則此命以理言」,其泥甚矣。   或疑天命之理,愚者可明,柔者可強,所以可變者,唯其命之一也;人之習變其氣質,而命自一,故變其習之不一者而可歸於一。是則然矣。若夫氣數之命,窮者不可使通,夭者不可使壽,則所命不齊;命不齊,則是理無定矣。理不一,則唯氣之所成,而豈得與健順五常之命為性者同哉?乃於此正有說在,可以例相通,而不可執一例觀也。   天命之理,愚者可使明,而明者則不可使愚;柔者可使強,而強者則不可使柔。故鯀不能得之於子,紂不能得之於臣。此猶夫仲尼之不能使伯牛壽,樂正之不能使孟子通也。   氣數之命,夭者不可使壽,而壽者可使夭;窮者不可使通,而通者可使窮。故有耽酒嗜色以戕其天年,賊仁賊義以喪其邦家。此猶夫愚而好學則近知,柔而知恥則近勇也。   故曰:「富與貴,不以其道得之,不處也;貧與賤,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君子無終食之閑違仁,造次必於是,顛沛必於是。」嗚呼!二者之胥為命,致上、致下之不同,而胥協於一也,此其所以為理之微與! 三   程子云:「意發而當,即是理也;發而不當,是私意也。」胡氏云:「意不可以孤行,必根于理。」皆精審允當之語。而微言引伸,則在讀者之善通;不然,則胡不云無私而云 「毋意」耶?此既顯然。但此言意之即不可有,而大學云「誠其意」,則又似一篤實其意,而不待于揀擇。然則此之言意,與大學之言意,固有別矣。而統言意,則又未見其別也。   蓋均之意也,而大學云「其身」、「其心」、「其意」、「其知」,四「其」字俱指 「古之慾明明德者」而言;而「其意」「其知」二「其」字,又微有別。身兼修與未修,故言修,修者節其過也。心兼正與不正,故言正,正者防其邪也。意已無邪,故言誠;知已無過,故言致。誠者即此而實之,致者即此而充之也。則其云「其意」者,為正心者言之。欲正其心者之意,已遠於私,則不復憂其發之不中於理,而特恐其介於動者之不篤耳。則凡言意,不可遽言誠,而特欲正其心者之意則當誠也。   蓋漫然因事而起,欲有所為者曰意;而正其心者,存養有本,因事而發,欲有所為者,亦可云意。自其欲有所為者則同,而其有本、無本也則異。意因心之所正,無惡于志,如日與火之有光焰,此非人所得與,而唯明明德者則然。故大學必云「誠其意」,而不可但云誠意。   假令非正心所發之意,有好而即如好好色,有惡而即如惡惡臭,則王安石之好呂惠卿,牛僧孺之惡李德裕,其迷而不復,亦未嘗不如好好色、惡惡臭,而要亦為意、為必、為固、為我而已矣,豈足道哉?   意生於已正之心,則因事而名之曰意;而實則心也,志也,心之發用而志之見功也,可云「其意」而不可云意也。今此言「子絕四」而云「毋意」者,新安所云「以常人之私慾細分之,有此四者」是已。   因常人之有,而見夫子之絕,則此意為常人而言,而為意之統詞。統常人而言,則其為漫然因事欲有所為者,亦明矣。既為漫然因事欲有所為,則不問其為是為非,俱如雷龍之火,乘陰虛動而妄發,不可必出於私,而固不可有矣。知此,則但言意可無言私,而但于孤行與有本察之,則曉然矣。 四   朱子因釋氏有破除知見之說,恐後學不察,誤引聖言以證彼教,故以「無知」為謙詞。實則聖人之言,雖溫厚不矜,而亦非故自損抑,謂人當有知而己無之也。道明斯行,則知豈可無?然此自對世人疑夫子有知者而言,則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,可乎?   以聖人無所不知而謂之有知,此正墮釋氏家言,及陸子靜頓悟之說。蓋人疑聖為有知者,謂無所不知者其枝葉,而必有知為之本也。異端行無本而知有本,故舉一廢百。聖人行有本而知無本,誠則明矣。固有此理,則因是見知;而一切物理現前者,又因天下之誠有是事,則誠有此理,而無不可見:所謂叩兩端而竭也。若古今名物象數,雖聖人亦只是畜積得日新富有耳。此與帝王之富,但因天下之財,自無與敵一例。   若釋氏,則如俗說聚寶盆相似,只一秘密妙悟,心花頓開。拋下者金山粟海,驀地尋去,既萬萬於事理無當,即使偶爾弋獲,而聖人如勤耕多粟,彼猶奸富者之安坐不勞,「五斗十年三十擔」,禍患之來無日矣。世人因不能如聖人之叩兩端而竭,便疑聖人有一聚寶盆在,故夫子洞開心胸以教之,而豈但為自謙之詞! 五   緣顏淵無上事而發此嘆,遂啟後學無限狐疑。如實思之,真是鏤空畫火。「仰之彌高,鉆之彌堅,瞻之在前,忽焉在後」,此是何物事?莫有一個道,離了自己,卻在眼前閃閃爍爍,刁刁蹬蹬,顏子卻要捉著他不能勾?在釋氏說「不得觸,不得背,金剛圈,棘栗蓬,離鉤三寸,十石油麻」,正是這話。仔細思之,作甚兒戲!   近有一僧問一學究說:「『之』者,有所指之詞。『仰之彌高』『之』字何指?」學究答云:「指道。」僧云:「然則可道『仰道彌高』否?」其人無語。此學究與僧固不足道,尋常理學先生錯作「仰道彌高」解,為此僧所敲駁者不少。   此等區處,切忌胡思亂想,將道作一物,浩浩而「無窮盡」,鱍鱍而「無方體」。自伏羲畫易,直至顏、孟、程、朱,誰曾懸空立一個道,教人拈鏡花、捉水月去?若道而高也,則須有丈里;道而堅也,則須有質模;道而在前、在後也,則行必有跡而遷必有徑,如何說得「無窮盡,無方體」?乃顏子於此,卻是指著一件說。在粗心浮氣中二氏之毒者,無惑其狂求不已也。   顏子既非懸空擬一道之形影而言之,又實為有指。思及此,然後知朱子之言,真授瞽者以目也。朱子云「不是別有個物事」,則既足以破懸空擬道形影者之妄;又云「只是做來做去,只管不到聖人處」,則現前將聖人立一法則,而非無所指矣。   要此一章,是顏子自言其學聖之功,而非以論道。喟然之嘆,知其難而自感也,非有所見而嘆美之也。聖人之「無行不與」,只此語默動靜,擬議而成變化,便是天理流行。如雲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,亦止在身心上體認得「精義入神」、「利用安身」之事,非有一性焉、命焉,如釋氏之慾見之也。   「見性」二字,在聖人分上,當不得十分緊要,而又非驀地相逢、通身透露之謂見。孟子所言乍見孺子入井之心,亦是為人慾蔽錮、不足以保妻子之人下一冷點。若聖賢學問,則只一個「無不敬」、「安所止」,就此現前之人倫物理,此心之一操一縱,以凝天德;而何有如光、如水、如蚓鳴、如絲縷之性,而將窺見之?   緣夫子義精仁熟,從心所欲而不逾矩,故即一止一作、一言一動之間,皆自然合符;而其不可及者即為高,不能達者即為堅,不可執一以求者即為在前而在後。即如鄙夫之問,叩兩端而竭;見齊衰者、冕衣裳者、瞽者而必作、必趨;感斯應,應斯善,善必至,至善必不息,不息而化:此所謂「彌高彌堅,忽焉在後」者矣。   顏子親承夫子「無行不與」之教,較夫子生千聖之後而無常師者,其用功之易自倍,故專壹以學聖為己事,想來更不暇旁求。朱子深知顏子之學,而直以學聖言之,可謂深切著明矣。彼泛言道而億道之如此其高堅無定者,真釀蜜以為毒也。 六   朱子「三關」之說,集註不用,想早年所見如此,而後知其不然。善學者,正好於此觀古人用心處:不恃偶見以為安,而必求至極。如何陳新安、金仁山尚取朱子之所棄以為寶也!   為彼說者,止據「夫子循循然」一段,在「忽焉在後」之下,將作自己無所得,依步驟學作文字一例商量。聖賢性命之文,何嘗如此命局布格?顏子于「欲從末繇」之時,發此喟然之嘆,直以目前所見,衝口說出。若云歷憶初終履歷而敘之,其于喟然一嘆之深心,早已迂緩而不親矣。   除卻博文約禮,何以仰,何以鉆,何以瞻?非「如有所立」而「卓爾」,「雖欲從之末繇」,又何以為彌高彌堅而忽在後?既已仰之、瞻之,如此其盡心力以學聖矣,而又在文未博、禮未約之前,則豈聖人之始教,但教以脈脈迢迢,尋本來面目也?聖學中既不弄此鬼技,而況子固曰「君子博學于文,約之以禮,亦可以弗畔已夫」,顯為君子之始事,聖人之始教哉?將聖人于顏子之明睿,尚然不與一端緒,待其白地瞻鉆,計無所出,然後示之以博文約禮,則顏子以下,不愈增其終身之迷耶?   陳子禽只緣在博文約禮上不能承受聖教,故直鹵莽,以子貢為賢于仲尼。漫無把捉者,真見聖而不知聖,聞道而不通道。顏子即不其然,而未博文、未約禮之前,亦知聖道之高堅可耳,而何以知其彌高彌堅,既見在前而猶未已哉?   顏子之嘆,蓋曰:夫子之道,其無窮盡、無方體者,乃至是耶!此非夫子之吝于教,非我之不勤于學也,而教則善誘,學則竭才,乃其如有所立而卓爾,其末繇也,則見其彌高也,彌堅也,瞻在前而忽在後也。則甚矣聖人之難學也!故集註于首節言「此顏子深知夫子而嘆之」,末節言「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」,語錄有云「合下做時,便下者十分工夫去做 」,此朱子之定論,學者所宜篤信者耳。 七   「與道為體」一「與」字,有相與之義。凡言「體」,皆函一「用」字在。體可見,用不可見;川流可見,道不可見;則川流為道之體,而道以善川流之用。此一義也。必有體而後有用,唯有道而後有川流,非有川流而後有道,則道為川流之體,而川流以顯道之用。此亦一義也。緣此,因川流而興嘆,則就川流言道,故可且就川流為道體上說,不曰道與川流為體。然終不可但曰川流為道之體,而必曰川流與道為體,則語仍雙帶而無偏遺。故朱子曰:「『與道為體』一句,最妙。」 八   程子「此道體也」一句,未免太盡。朱子「因有此四者,乃見那無聲無臭底」兩句,亦須活看。竟將此不捨晝夜者,盡無聲無臭之藏,則不可。易象于坎曰「君子以常德行,習教事」,于兌曰「君子以朋友講習」,看來只是如此。集註云「自此至終篇,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」,初不曾打併道理盡在內。   夫子只說「逝者如斯」,一「者」字,是分下一款項說底,如說仁者便未該知,說知者便未該仁。逝亦是天地化理之一端。有逝則有止,有動則有靜,有變則有合,有幾則有誠。若說天地之化,斯道之體,無不如此水之逝而不捨,則莊子藏山、釋氏剎那之說矣。   于動幾見其不息者,于靜誠亦見其不遷。程子「天德、王道」之言,亦就動幾一段上推勘到極處;而其云「慎獨」,則亦以研動察之幾,而不足以該靜存,審矣。程子推廣極大,朱子似不盡宗其說,故有「愚按」云云一段。想來,不消如此張皇。禮云「安安而能遷」 ,夫子云「主忠信」,「徙義」,方是十成具足底道理。 九   程子「君子法之」四字,卻與「與道為體」之說,參差不合。新安祖此說,云「欲學者于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」,愈成泥滯。慶源「人能即此而有發焉」一句,方得吻合。此等處,差之毫釐,便成千里。   川流既與道為體,逝者即道體之本然。川流體道,有其逝者之不捨;道體之在人心,亦自有其逝者,不待以道為成型而法之。此逝者浩浩于兩間,豈但水為然哉!易象下六十四個「以」字,以者,即以此而用之,非法之之謂也。言法,則彼為規矩,此為方員,道在天下而不在己矣。天德干,地德坤,君子固自有天行之健、地勢之坤,而以之自強,以之載物,無所煩其執柯睨視之勞也。   「逝者」二字是統說,「斯」字方指水。「如斯」者,言天理之運亦如斯,人心之幾亦如斯也。此聖人見徹內外,備道于身之語。目刻刻有可視之明,耳刻刻有可聽之聰,入即事父兄,出即事公卿,此皆逝者之「不捨晝夜」也。朱子「如水被些障塞,不得恁地滔滔」 之語,亦有疵在。道體自然,如何障塞得?只人自間斷,不能如道體何也。天地無心而成化,故其體道也,川流自然而不息。人必有心而後成能,非有以用之,則逝者自如斯而習矣不察,抑或反以此孳孳而起者為跖之徒,未嘗礙道不行而人自躓耳。此固不可以水之塞與不塞為擬,明矣。   道日行於人,人不能塞,而亦無事捨己之固有,外觀之物,以考道而法之。若云以道為法,淺之則謂道遠人;而推其極,必將於若有若無之中,立一物曰道。老氏緣此而曰:「 人法天,天法道。」嗚呼!道而可法,則亦虛器而離於人矣,奚可哉! 十   程子是一語之疵,新安則見處差錯。程子既云「與道為體」,則猶言目與明為體,耳與聰為體,固不可云君子法目之明以視色,法耳之聰以聽聲,其言自相窒礙,故知是一時文字上失簡點。若云君子以之自強不息,則無病矣。   若新安云「欲學者于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」,則是道有道之不息,君子有君子之不息,分明打作兩片,而借為式樣。猶言見飛蓬而制車,蓬無車體,亦無車用,依稀形似此而已。以此知新安之昧昧。 一一   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,是用天德,不是法水。水之「不捨晝夜」,是他得天德一分剛健處。逝者,天德之化跡也,於水亦有,於人亦有。到水上,只做得個「不捨晝夜」。於人,更覺光輝發越,一倍日新。天德活潑,充塞兩間,日行身內,不之察識而察識夫水,亦以末矣。 一二   圈外注引史記南子同車事,自是不然。史遷雜引附會,多不足信。且史所云者,亦謂見靈公之好色,而因嘆天下好德者之不如此,非以譏靈公也。乃夫子即不因靈公之狎南子,而豈遂不知夫人好色之誠倍於好德?則朱子存史遷之說,尚為失裁,況如新安之云,則似以譏靈公之不能「賢賢易色」,是責盜跖以不能讓國,而嘆商臣之不能盡孝也,亦迂矣。   且子曰「吾未見」者,盡詞也。靈公之荒淫耄悖,當時諸侯所不多見,而況于士大夫之賢者?乃因此一事,而遂概天下之君若臣曰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」,其何以厭伏天下之自好者哉?   且云「好德如好色」,兩相擬之詞,則正為好德者言,而非為不好德者。道好德,即不[如]好色,然亦已好矣。靈公之無道,秉懿牿亡,其不好德也,豈但不能如好色而已哉?靈公為南子所制,召宋朝,逐太子,老孱被脅,大略與唐高宗同。其于南子,亦無可如何,含憤忍辱,姑求茍安而已。好德者如此,則已不誠之甚,而何足取哉?史遷之誣,新安之陋,當削之為正。 一三   朱子之言權,與程子亦無大差別。其云「于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」,與程子「權輕重,使合義」正同。「曲盡其宜」一「宜」字,即義也。不要妙、不微密,不足以為義也。   朱子曲全漢人「反經合道」之說,則終與權變、權術相亂,而於此章之旨不合。反經合道,就事上說。此繇「共學」、「適道」進于「立」、「權」而言,則就心德學問言之。學問心德,豈容有反經者哉?   子曰「可與立,未可與權」,初不云「可與經,未可與權」,「經」字與「權」為對。古云「處經事而不知宜,遭變事而不知權」,就天下之事而言之,「經」字自與「變」字對。以吾之所以處事物者言之,則在經曰「宜」,在變曰「權」,權亦宜也。于天下之事言經,則未該乎曲折,如雲「天下之大經」,經疏而緯密也。于學問心德言經,則「經」字自該一切,如雲「君子以經綸」,凡理其緒而分之者,不容有曲折之或差,則經固有權,非經疏而權密也。   朱子似將一「經」字作「疏闊」理會。以實求之,輕重不審,而何以經乎?經非疏而權非密,則權不與經為對。既不與經為對,亦不可云經、權有辨矣。   以已成之經言之,則經者天下之體也,權者吾心之用也。如以「經綸」之經言之,則非權不足以經,而經外亦無權也。經外無權,而況可反乎?在治絲曰「經」,在稱物曰「權 」;其為分析微密,挈持要妙,一也。特經以分厚薄、定長短,權以審輕重,為稍異耳。物之輕重既審,而後吾之厚薄長短得施焉。是又權先而經后矣。   至如孟子云「嫂溺援之以手」,乃在事變上說。豈未可與權者,視嫂溺而不援乎?若伊尹放太甲,周公誅管、蔡,則尤不可以證此。   周公若有反經合權之意,則必釋管、蔡而後可。蓋人臣挾私怨,朋仇讎,乘國危主幼而作亂,其必誅不赦者,自國家之大經大法。是其誅之也,正經也。周公即微有未愜處,亦守法太過,遭變事而必守經耳,安得謂之反經?   若太甲之事,則聖人之所不道,夫子似有不滿於伊尹處。其不見刪于書,亦以太甲之事為后戒;且亦如五子之歌,存其詞之正而已。且伊尹之放太甲,亦歷數千載而僅見,堯、舜、禹、文、孔子,俱未嘗有此舉動。孔子于魯,且不放逐三桓,而況其君?如使進乎「可與立」者,必須有此驚天動地一大段作為,而後許之曰「可與權」,亦豈垂世立教之道哉?浸假太甲賢而伊尹不放,則千古無一人一事為可與權者矣,其將進祭仲、霍光而許之乎?   若嫂溺手援,乃淳于髡草野鄙嫚之說,孟子姑就事之變者言之。自非豺狼,皆可信其必援。只是一時索性感愴做下來的,既非朱子「精微曲折,曲盡其宜」之義,而又豈聖賢胸中有此本領,以待嫂之溺,為反經而合道耶?   朱子云:「『可與立,未可與權』,亦是甚不得已,方說此話。」使然,則獨伊、周為當有權,而堯、禹為無權乎?孟子譏「執中無權」,初不論得已、不得已。易稱「精義入神,利用安身」,則雖履平世,居尊位,行所得為,亦必于既立之餘,加此一段心德。而況此但言學者進德之序,初未嘗有不得已之時勢,若或迫之者。   故唯程子之言為最深密。程子云「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,聖人則是權衡也」,顯此為「從心所欲,不逾矩」之妙。權之定輕重,猶矩之定句股;而權之隨在得平,無所限量,尤精於矩;則必從欲不逾矩,而後即心即權,為「可與權」也。如鄉黨一篇,無不見聖人之權。若一往自立,則冉有、子貢侍于夫子而「侃侃如也」,夫豈不正,乃以準之於輕重,固已失倫。自非聖人盛德積中,大用時出,其孰能必施之下大夫而不爽哉?   萬事交於身,萬理交於事,事與物之輕重無常,待審于權者正等。目前天理爛漫,人事推移,即在和樂安平之中,而已不勝其繁雜,奚待不得已之時,而後需權耶?   況聖賢之權,正在制治未亂上,用其聰明睿知、神武不殺之功。若到不得已臨頭,卻只守正。舜之「夔夔齊栗」,周公之云「我之弗辟,我無以告我先王」,知勇不登,而唯仁可以自靖。故詩云「公孫碩膚,赤舄幾幾」,言不改其恒也。若張良之辟榖,郭子儀之奢侈,聖賢胸中原無此學術,而況祭仲、霍光之所為哉?   聖賢之權,每用之常而不用之變。桐宮一節,亦未免夾雜英雄氣在。孟子有英氣,故爾針芥而推之為聖。論語稱夷、惠而不及伊尹,聖人之情可見矣。   易云「巽以行權」,巽,入也,謂以巽入之德,極深研幾而權乃定也。如風達物,無微不徹,和順於義理而發其光輝,焉有不得已而反經以行者乎?故權之義,自當以程子為正。 一四   天下無一定之輕重,而有一定之權。若因輕重之不同而輒易焉,則不足以為權矣。大而鈞石,小而銖絫,止用其常而無不定,此乃天理自然恰當之用。若云不得已而用權,則執秤稱物者,皆日行於不得已之涂矣,而豈其然哉! 鄉黨篇 一   說聖人言語容色皆中禮處,唯朱子及慶源之論得之。龜山下語,極乎高玄,亦向虛空打之繞耳。孟子曰「動容周旋中禮者,盛德之至也」,蓋「小德川流,大德敦化」之謂。德盛而至,無所不用其極,如日月之明,容光必照。固不可云日月之明,察察然入一隙而施其照;而亦不可謂高懸于天,不施一照,而容光自曜也。   慶源「細密近實」四字,道得聖人全體大用正著。其云「實」者,即朱子「身上迸出來」之意;其云「密」者,即朱子「做得甚分曉」之意。   學者切忌將聖人作一了百了理會。中庸說「聰明睿知」,必兼「寬裕溫柔」等十六種天德,方見天下之理皆誠,而至聖之心無不誠。密斯實,實斯誠也。   一了百了,唯釋氏作此言。只一時大徹大悟,向後便作一條白練去,磕著撞著,無非妙道。所以他到爛漫時,便道「事事無礙」,即其所甚戒之淫殺酒肉,而亦有公然為之者。其端既亂,委自不清。細究其說,亦惠子尺棰之旨爾。只此便終日用之而不窮,故其言曰「 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」。   聖賢天德王道,一誠而為物之終始者,何嘗如是!使盛德在中,而動容周旋,自然不勞而咸宜于外,則鄉黨一篇,直是仙人手中扇,不消如此說得委悉矣。孔門諸弟子,為萬世學聖者如此留心寫出,乃舍此而欲求之自然,求之玄妙,亦大負昔人苦心矣。易謂「天地不與聖人同憂」,又云「天地設位,聖人成能」,那有拈槌豎拂、大用應機、如如不動一種狂邪見解!龜山早已中其毒而不自知矣。   聖人只是一實,亦只是一密;于義但精,于仁但熟,到用時,須與他一段亹亹勉勉在。且如「色惡不食,臭惡不食」,而藉云自然,非出有心,則天下之好潔而擇食者,亦自然不食,而非有所勉。正當於此處,揀取分別。故知說玄說妙者,反墮淺陋。如佛氏說清凈,說極樂,到底不過一蓮花心、金銀樓閣而已。故吾愿言聖人者,勿拾彼之唾餘也。 二   「使擯」「執圭」兩條,晁氏以孔子仕魯四年之內無列國之交,疑非孔子已然之事,但嘗言其禮如此。晁氏所據,春秋之所書耳。乃春秋之紀邦交,非君與貴大夫,不登于史冊。以孔子之位言之,固不可據春秋為證。   乃雙峰因晁氏十三年適齊之訛,以折晁說,亦未足以折晁之非。雙峰云:「夫子擯聘時,弟子隨從,見而記之。」乃令孔子銜命出使,則所與俱行者,必其家臣,而非弟子。即或原思之屬,得以官從,而當禮行之際,自非介旅,誰得闌入諸侯之廟廷哉?其在擯也,既不容弟子之隨從;即或從焉,亦不得雜沓于賓主之間,恣其屬目。弟子而已仕也,則各有官守矣。如其未仕,豈容以庶人而躡足側目于公門,如觀倡優之排場者?而夫子抑胡聽之而不禁耶?   足知雙峰之言,草野倨侮,自不如晁氏之審。但尋繹事理,可信其然,不必以邦交之有無為征耳。 三   衣服、飲食二節,亦須自聖人之德,愈細愈密、愈近愈實上尋取,方有入處。朱子天理人慾之說,但于已然上見聖德,而未于當然處見聖功。使然,但云「大德敦化」已足,而何以必云「小德川流,天地之所以為大」哉?仲虺云:「以義制事,以禮制心。」義是心中見得宜處,以之制事;禮乃事物當然之節文,以之制心:此是內外交相養之道。固不可云以義制心,以禮制事。以禮制事,則禮外矣;以義制心,則義又外矣。若但于可食、不可食上,分得天理、人慾分明,則以禮制事之謂,飲食亦在外而非內矣。此正與聖學相反。   朱子又云:「口腹之人,不時也食,不正也食,失飪也食,便都是人慾。」此其說愈疏。世自有一種忒煞高簡之士,將衣食作沒緊要關切看,便只胡亂去。如王介甫之虱緣須而不知,蘇子瞻在嶺外,食湯餅不顧粗糲。將他說作人慾,甚則名之為口腹之人,固必不可,只是天理上欠缺耳。   乃於此處簡點天理,令無欠缺,也急切難分曉在。如魚餒肉敗,那些見得天理上必不當食?無已,則傷生之說盡之矣。衛生固理也,而舉食中之天理,盡之於衛生,則亦褊甚。到此,卻須徹根徹底,見得聖人正衣服、慎飲食一段靜存動察、極密極實之功,所謂「致中和」者,即此便在,方于作聖之功,得門而入。   蓋不正之服食,始以不正之心,失其本然之節,胡亂衣之、食之,此內不能制外也。迨其衣不正之衣而心隨以蕩,食不正之食而性隨以遷,此外不能養內也。內外交養,缺一邊則不足以見聖。且如今人衣紅紫綺麗之服,此心便隨他靡靡搖搖去;衣葛而無所表出,此心便栩栩軒軒去。即此推之,凡服之不衷者,皆足以生人驕奢僭忒之心;服之不盛者,皆足以生人茍且猥下之心。況于食之於人,乃以生氣,氣清則理晰,氣濁則理隱,氣充則義立,氣餒則義喪:諸能使氣濁而不充者,豈但傷生,而抑以戕性矣。   聖人敬其身以建中和之極,故曰:「以天產作陰德,以中禮防之;以地產作陽德,以和樂防之。」中和養其氣,而禮樂亦報焉,交相成也。故天子齊則食玉以交於明禋,行以佩玉為節,在車以和鸞為節,則志不慆,而忠信篤敬乃常在目。然則一服之失宜,一食之不當,于聖人氣體中,便有三辰失軌、山崩川竭之意。學者未能從事於「無不敬,儼若思」之功,使「清明在躬,志氣如神」,則不足以見之爾。   膏粱之子,衣錦紈,食甘脆,則情必柔弱。田野之夫,衣草木,食藜藿,則氣必戇鄙。故夫子之容色言動,施之於上下親疏而中其等者,以吾心之宜制事也;飲食衣服,必期于正而遠其鹵莽者,以事物之宜養心也。內外交相養而無有忒者,聖功也。內外得所養而自不忒者,聖德也。故慶源以為聖學之正傳,其旨微矣。   嗚呼!以此為言,世之說玄說妙者,應且笑其捨本而徇末;乃彼之所謂玄妙者,亦非愚之所敢知也。 四   以迅雷風烈為天之怒,亦從影響上捉摸,幾與小說家電為天笑之誕說,同一鄙猥。張子正蒙中說得分明,不容到此又胡亂去。   詩云「敬天之怒」,天之怒從何察識,亦即此民心、國勢見之耳。喜事賞,怒事罰。 「上帝闆闆,下民卒癉」,天之罰也,即天之怒也。若雷之迅、風之烈,未必其為災害於人物,而且以啟蟄而吹枯,何得妄相猜卜為天之怒哉?   雷不必迅,迅則陰之拒陽已激,而陽之疾出無擇者也。風不宜烈,烈則虛者已虛而吸之迫,實者已實而施之驟也。只此是陰陽不和平處,天亦乘于不容已之勢而然。如人之有疾,呼號似怒,而因氣之不和,豈關怒哉?   陰陽不和,其始必有以感之,其繼則抑必有以受之者。夫子以天自處,而以裁成、輔相為己事,故不得不自省所感者之或在吾身,而防夫不和之受,將為性情氣體之傷。繇其心之純于天德而不息,故遇變則反求諸己而不安耳。從此思之,乃于理事不悖。 五   爾雅言「鵲,鵙丑,其飛翪」,謂竦翅上下,一收一張也;「鳶,烏丑,其飛翔」,謂運翅迴翔也;「鷹,隼丑,其飛翚」,謂布翅翚翚然疾也。今觀雉之飛,但忽然竦翅,一直衝過隴間,便落草中,差可謂「翪」,而何嘗有所謂運翅迴翔而後集者哉?雌雉之在山樑,夫子、子路交至乎其側而猶不去,則又豈「色斯舉矣」之謂?新安云「色舉、翔集,即謂雉也」,亦不審之甚矣!   「時哉」云者,非贊雉也,以警雉也。鳥之知時者,「色斯舉矣,翔而後集」。今兩人至乎其前,而猶立乎山樑,時已迫矣,過此則成禽矣。古稱雉為耿介之禽,守死不移,知常而不知變,故夫子以翔鳥之義警之,徒然介立而不知幾,難乎免矣。人之拱己而始三嗅以作,何其鈍也!   然此亦聖人觀物之一意而已,非謂色舉、翔集,便可與聖人之「時中」同一作用。西山以孔子去魯、衛,伯夷就養文王比之,則大悖矣。有雉之介,而後當進以翔鳥之幾。如其為翔鳥也,則又何足道哉!馮道之於君臣,楊畏之於朋友,占風望氣,以趨利而避害,烏鳶而已矣。 先進篇 一   胡氏所述閔子蘆花事,猥云出自韓詩外傳。今韓詩外傳十卷固在,與漢藝文志卷帙不差,當無逸者,卷中並無此文,蓋齊東野人之語爾。宋末諸公,其鄙倍乃至於此。   「母在一子寒,母去三子單」,其言猥弱,非先秦以上語,一望而即可知。「單」之為義:其正釋,大也;其借用,盡也;唐、宋以前,無有作單薄用者。況抑似五言惡詩,而又用沈約韻耶?   且使如彼所云,則閔子之孝,固不順乎其母矣。今子曰「人不閑于其父母昆弟之言」 ,而不云父母昆弟不閑於人言,故勉齋云「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」,慶源云「或溺於愛,蔽于私」。則可以知閔子之父母昆弟,其相信相愛者,已先於外人,而必無繼母忮害之事矣。   朱門弟子,初不用此邪說,而集註所引胡氏之言,亦與黃、輔符同,則輯大全者所引之胡氏,必即云峰而非文定父子可知已。此說與公冶長鳥語事,同一鄙穢。俗儒無心無目而信之,亦可哀矣!   至云「處人倫之常者,孝無可稱」,則以天明地察之至德要道,而僅以為窮愁失所者之畸行,其害名教為不小。夫子之稱武、周,孟子之推曾子,豈亦有不慈之父母以使得炫其名乎? 二   易言「原始反終,故知死生之說」,「始終」字,自不可作「生死」字看。使云「原生反死,故知死生之說」,則不待辨而自知其不可矣。所以然者,言死生則兼乎氣,言始終則但言其理而已。如雲氣聚而生,散而死,可以聚為始而散為終乎?死生自有定期,方生之日謂之生,正死之日謂之死。但自形氣言之,則初生者吾之始也,正死者吾之終也。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,則死生所指有定,而終始所包者廣矣。   愚於此,竊疑先儒說死生處都有病在。以聖人之言而體驗之於身心形色之閑,則有不然者。今且可說死只是一死,而必不可云生只是一次生。生既非一次生,則始亦非一日始矣。莊子藏山、佛氏剎那之旨,皆云新故密移,則死亦非頓然而盡,其言要為不誣;而所差者,詳于言死而略于言生。   以理言之,天下止有生而無所謂死,到不生處便喚作死耳。死者生之終,此一句自說得不易。如雲生者死之始,則無是理矣。又云死者人之終,亦庶幾成理,以人無定名,因生而得名為人也。如雲生者人之始,則雖差可成語,而於意又成背戾。蓋因生而有人,則一日之生自生之一日,其可云生者生之始乎?然則嬰兒之初生而即死者,其又為何者之始耶?生既非死之始,又不可為生之始,則「始終」二字,當自有義,斷不可以初生之一日為始,正死之一日為終也。   要以未死以前統謂之生,刻刻皆生氣,刻刻皆生理;雖綿連不絕,不可為端,而細求其生,則無刻不有肇造之朕。若守定初生一日之時刻,說此為生,說此為始,則一受之成型,而終古不易,以形言之,更不須養,以德言之,更不待修矣。   異端說「□力地一聲」,正死認著者劈初一點靈光,如陶人做甕相似,一出窯后,便盡著只將者個用到底去。彼但欲絕聖棄知,空諸所有,故將有生以後,德撰體用,都說是閑粉黛。其云「一條白練去」,正以此為娘生面耳。   古之聖人畫卦序疇,于有生以後,顯出許多顯仁、藏用之妙,故云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」,云「存其心,養其性,所以事天」,云「莫非命也,順受其正」,直是有一刻之生,便須謹一刻之始。到曾子易簀時,也只是謹始,更不可謂之慎終。何嘗吃緊將兩頭作主,而丟漾下中閑一大段正位,作不生不死、非始非終之過脈乎?   書曰「惠迪吉,從逆兇」,與孟子「順受其正」之說,相爲表裡。「莫非命也」,則天無時無地而不命於人,故無時無地不當順受,無時無地不以惠迪得吉、從逆得兇。若靠定初生一日,則只有迎頭一命,向後更無命矣,而何以云「莫非命也」哉?此理不達,則世之為推算之術者,以生年月日懸斷吉兇,猥鄙之說昌矣。   凡自未有而有者皆謂之始,而其成也,則皆謂之終。既生以後,刻刻有所成,則刻刻有所終;刻刻有所生於未有,則刻刻有所始。故曰曾子易簀,亦始也,而非終也。反諸其所成之理,以原其所生之道,則全而生之者,必全而歸之;而欲畢其生之事者,必先善其成之之功:此所謂知生而知死矣。   故夫子正告子路,謂當於未死之前,正生之日,即境現在,反求諸己,求之於「昊天曰明,及爾出王,昊天曰旦,及爾遊衍」之中,以知生之命;求之於「不聞亦式,不諫亦入,不顯亦臨,無斁亦保」之中,以知生之性;求之於「直養無害,塞乎天地之閑」者,以知生之氣。只此是可致之知,只此是「知之為知之」,而豈令哼枯木,撮風聲,向□力地一聲時討訊息哉?此是聖賢異端一大鐵界限,走漏一絲,即成天壤,而廢仁義、絕倫理之教,皆其下游之必至矣。   子曰「未知生,焉知死」,此如有人問到家路程,則教以迤行去,少一步也到不得,且舉足趁著走,則息駕之日,自不差耳。且如子路死於孔悝,他死上也分明不錯,而其陷於不義者,則在仕輒之日,即此是未知生而欲知死之一大病。釋氏唯不然,故說個「生死事大,只辦臘月三十日一套除夕筵席」。卻不知除夕之前,衣食全不料理,則早已凍餒而死,到臘月三十日,便煞鋪設焜煌,也無用處。乃徒欲據元旦以知除夕,不亦傎乎!   愚以此求之,益見聖言之正大精密,與化工同其自然。先儒諸說,唯朱子「生理已盡,安於死而無愧」一語,為有津涯;其餘則非愚所知,而閑亂于釋、老者多矣。語錄有云「 能原始而知其聚以生,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」,既即釋氏假合成形之說,且此氣之聚散,聽之壽命者,何用知之,而亦何難於知,乃消得聖人如許鄭重耶?而朱子答之曰「死便是都散了」,亦聊以破釋氏死此生彼之妄,其于聖人之言,則全無交涉,所謂不揣其本而爭于末也。診其受病之原,只誤認一「生」字作生誕之日「生」字解,而其或鄙或倍,乃至於此,是以辨貴明而思貴慎也。 三   釋氏說生死有分段,其語固陋。乃諸儒於此,撇下理說氣,而云死便散盡,又云須繇造化生生,則與聖人之言相背。氣不載理,只隨壽命聚散,倘然而生,溘然而死,直不消得知生,亦將於吾之生無所為而不可矣。   生生雖繇造化,而造化則不與聖人同憂,故須知死生之說,以為功于造化。此處了無指徵,難以名言,但取孟子「直養無害,塞乎天地之閑」兩句,尋個入路,則既不使造化無權,而在人固有其當自盡者。夫子說「朝聞道,夕死可矣」,亦是此意。蓋孟子合理于氣,故條理分明;諸儒離氣于理,則直以氣之聚散為生死,而理反退聽。充其說,則人物一造化之芻狗矣。   諸儒於此,苦怕犯手,故拿著個氣,硬地作理會。乃不知釋氏輪迴之說,原不如此。詳見愚所著周易外傳,當以俟之知者。 四   夫子只許閔子之言為中。中者,當於理也,集註釋此自當。雙峰、新安添上「和悅雍容」一義,聖人既不如此說,且論語一書,皆經記者櫽括成文,非閔子當日止用此二冷語論此一事。且其云「何必」者,則以長府之弊,別有所在,而不繫于改不改,不正於其本而徒然改作,則不如無改之為愈,若用之得宜,則仍舊貫而亦何弊,故不云不可,而云「何必」 ,酌事而為言,非故為雍容和悅也。若明知其不可而故為緩詞,則直是騎兩頭馬,柔奸行徑耳。以為無與於己,則何如弗言?既已言之,而又何避忌?不痛不癢,做款段而匿肝腸,此小人之尤也,而閔子豈其然!為長府,改錢法也,詳稗疏。 五   孔子既沒而道裂,小儒抑為支言稗說以亂之。如家語、孔叢子、韓詩外傳、新序、說苑諸書,真偽駁雜,其害聖教不小。學者不以聖言折之,鮮不為其所欺。   家語、說苑稱子路鼓瑟,有北鄙殺伐之聲,說甚猥陋。夫子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,今須看升堂入室,是何地步。子之論善人,曰「亦不入于室」,聖人豈有兩室,而室豈有異入哉?善人有善而無惡,特於天德、王道之精微處,未盡其節文之妙,止一往行去教好,所以云「未入于室」。看來,子路亦是如此。   孟子曰「可欲之謂善」,一「欲」字有褒有貶。合於人心之所同然,故人見可欲。而其但能為人之所欲,不能於人之所不知欲、不能欲者,充實內蘊而光輝遠發,則盡流俗而皆欲之矣。故夫子曰「由也喭」。喭者,粗俗也。粗者不密,俗者不雅。未能精義入神以利用,故曰粗。不知文之以禮樂,而好惡同於流俗,故曰俗。   聖人雖不為異人之行,然其所以節太過,文不及,備陰陽之撰者,固非流俗之所能與知。粗俗者,雖不為合流俗、同污世之邪慝,而稱意直行,往往與眾人一種面板道理相就。所以他于眾睹眾聞上,赫赫奕奕,有以動人,而求之於天理之節文,自然精密、自然卓爾者,深造以禮樂而後得入,則一向似不信有此理,故其言曰「何必讀書,然後為學」。則亦「 不踐跡」之意也。   唯其如此,是以雖復鼓瑟,亦聊以供其判奐,而不必合於先王之雅音,則雖鄭、衛之音,且自謂無妨一奏。其于夫子之門,必以先王之正聲,盪滌人心志,融洽人肌膚,以導性情之和者,殊為背戾。故曰「奚為于丘之門」。   合子路生平與夫子之言類觀之,則可見矣。使如家語、說苑之猥談,則子路無故而常懷一殺心,將與宋萬、州綽、高昂、彭樂之流,同其兇狡,則亦名教之戎首,斯人之梟鷹,而何得要夫子「升堂」之譽哉?   子路好勇,自在聞義必為、聞過必改上見得勇於為義耳,初非有好戰樂殺之事。雖孔悝之難,親與戎行,而春秋時文武之涂未分,冉有、樊遲,皆嘗親御戈戟,非但一子路為然。家語抑有戴雄雞、佩豭豕之說,尤為誣罔,固非君子之所宜取信也。程子曰「言其聲之不和」,自與聖言相符。 六   中庸就教上說,則過、不及之閑,尚可立一「中」以為則。然或問已有「揣摩事理」 之語,則過、不及自就知行上見,不與中庸之顯道相對。此言二子學之所至,其非子夏在前面一層,子張在過背一層做,審矣。   「中庸」二字,必不可與過、不及相參立而言。先儒於此,似有所未悉。說似一「川 」字相似,開手一筆是不及,落尾一筆是過,中一豎是中庸,則豈不大悖?中庸之為德,一全「川」字在內。若論至到處,落尾第三筆結構方成。一直到人倫之至,治民如堯,事君如舜,方是得中,則豈有能過之者哉?   斯道之體,與學者致道之功,總不可捉煞一定盤星。但就差忒處說,有過、不及兩種之病。不可說是伸著不及,縮著太過,兩頭一般長,四圍一般齊,一個樞紐。如此理會,所謬非小。且如河圖中宮之十、五,雒書中宮之五,卻是全圖全書之數;與樂律家說天數五、地數六,合之十一,遂將六作中聲不同。天垂象,聖人立教,固無不然。所以無過、不及處,只叫做「至」,不叫做「中」。近日天主教夷人畫一十字,其邪正墮於此。   今以道體言之,則程子固曰「中是裡面底」,里只與外相對。不至者外,至者里也。非裡面過去,更有一太過底地位在。若以學言,則不得已,且將射作喻。不及鵠者謂之不及,從鵠上蓋過去之謂過。若正向鵠去,則雖射穿鵠,透過百步,亦不可謂之過,初不以地界為分別。只在箭筈離弦時,前手高便飄過去,前手低便就近落耳。則或過或不及,只緣一錯。而豈鵠立於百步,便以百步為中,九十步內為不及,百一十步外為過之謂哉?   作聖之功,必知足以及之,仁足以守之,斯能至而不忒。今二子之為學,亦既俱以聖人為鵠矣。子夏只恁望著聖人做去,而未免為人慾所累帶著,就近處落。子張亦只恁望著聖人做去,卻自揣其力之不足試於人欲之域以得天理,乃便盡著私意往外面鋪張,希圖蓋覆得十分合轍。所以二子之所造不同,然其不能用力于靜存動察、精義入神,則一也。故曰「過猶不及」。   故夫子以「小人儒」戒子夏,而記稱其有厚子薄親之罪。曾子斥子張之「難與為仁」 ,而其言曰「喪思哀,祭思敬,其可已矣」。   譬之於射,則子夏亦知平水箭為百中之技,卻力有不逮,不覺臨發時前手便落,早插入流俗里去。子張亦緣力之不加,恐怕落近,便一直抬起前手,庶幾起處高,落處合,而不知心目無一成之鵠,則必不能至,而徒為勞耳。   故子夏知有儒,而不知儒之或不免於小人,則一念之私利未忘,即為欲所泥,而於理必不逮。子張謂喪盡于哀,祭盡于敬,可一直相取,乃不知存之無本,則有雖欲哀而不得哀,雖欲敬而不得敬者。所以于其志學之始,與其究竟之失,為之要言曰「過」,曰「不及」 ;乃統其知之不能及,仁之不能守,為之要言曰「過猶不及」。總以洞見其用功之差,而既不僅以天資言,尤不得謂兩者之外別有中庸,兩者之閑不前不後之為中庸也。假令節子張之過,則亦不掙扎之子張;伸子夏之不及,亦一無歸宿之子夏;且求為二子而不能得,況望其能至於聖人哉?   在他行跡處,見得有此兩種共依于聖功而不能至之病。若以聖功之至言之,則子固曰:「回也,其心三月不違仁,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則顏子亦唯不及之為憂,而況子張?聖人之道,斷無透過那一邊還有地位之理,所以云「仰之彌高,鉆之彌堅」。二子之失,皆仰鉆之未竭其才耳。而豈子張之已逾其高,過顏子之所仰;已抉其堅,過顏子之所鉆乎?   子思贊中庸之德,說贊化育、參天地,說「無聲無臭」,那有一重道理得陵而過之?尹氏「抑過、引不及」之說,自是見處未確。夫子之於子張,亦引之而已,而何有抑哉?如子張言「喪思哀,祭思敬」,自是粗疏不至語。藉令教之,亦引之於情文相稱之實,俾得以盡其哀敬,豈抑之使毋過哀,毋過敬,而姑但已乎?故知以過、不及、中庸為三塗論者,不墮于子莫之中,其無幾矣! 七   「夫子不幸而與匡人之難」一轉,甚是蛇足。諸老先生只管曏者上面窮理,好沒去就。不如桃應所問瞽瞍殺人為有是事者遠矣。杞人憂天,而更憂何以支撐耶?   顏淵之後,大略是迂道相避,故致參差。彼此相信以不死,原不待于目擊。其云「 子在,回何敢死」,言夫子既有道以出險,己亦不恃勇以犯難。想來匡人之暴,亦不是莽莽殺人,處之有道,則自斂輯。上蔡訓「敢」為果敢,極是分明。不果敢則不死矣。   胡氏告天子方伯請討之說,尤迂疏無理。傷人者刑,殺人者死,司寇治之耳。夫子非有國之君,匡人亦非能阻兵負固者,何待天子方伯之討哉?然要不須如此論,亦聊破胡氏之謬耳。   此胡氏未目言號謚,以其言考之,蓋致堂也。文定春秋傳中,不作此無稽之言。致堂不善承其家學,讀史管見中往往有如此者。 八   程、朱論曾皙處,須是別看,不可煞著猜卜。如以為無所期慕,只自灑落去,則韋應物之「微雨夜來過,不知春草生」,足以當之矣。如將景物人事,逐一比配,以童子、冠者擬老、友、少,以浴風、詠歸擬安、信、懷,以謂於物得理,於事得情,則曾皙不向誠然處直截理會,乃在影似中求血脈,其亦末矣。   但拽著架子,闌闌珊珊,如算家之有粗率,則到用處,十九不通。朱子謂三子不如曾點之細,又云「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」。只此可思,豈兵農禮樂反是末,是枝葉,春遊沂詠反為根本哉?又豈隨事致功之為粗,而一概籠罩著去之為細耶?看此二段語錄,須尋入處。「身心無慾,直得『清明在躬,志氣如神』,天下無不可為之事。」讀語錄者,須知「清明在躬」時有「志氣如神」事,方解朱子實落見地。 九   集註云「人慾淨盡,天理流行」,朱子又云「須先教心直得無慾」,此字卻推勘得精嚴,較他處為細。蓋凡聲色、貨利、權勢、事功之可欲而我欲之者,皆謂之慾。乃以三子反證,則彼之「有勇」「知方」「足民」「相禮」者,豈聲色貨利之先系其心哉?只緣他預立一愿欲要得如此,得如此而為之,則其欲遂,不得如此而為之,則長似懷挾著一腔子悒怏歆羨在,即此便是人慾。而天理之或當如此,或且不當如此,或雖如此而不盡如此者,則先為愿欲所窒礙而不能通。   以此知夫子「則何以哉」一問,緣他「不吾知也」之嘆,原有悒怏歆羨在內,一面且教他自揣其才,而意實先知其無可與而思奪之也。前云「則何以哉」,后云「為國以禮」。言及於禮,則豈欣欣戚戚,思以天下利見吾才者之所得與哉?   懷挾著一件,便只是一件,又只在者一件上做把柄。天理既該夫萬事萬物,而又只一以貫之,不是且令教民有勇知方,且令足民,且令相禮,攬載著千伶百俐,與他焜耀。故朱子發明根本枝葉之論,而曰「一」、曰「忠」、曰「大本」。凡若此者,豈可先擬而偏據之乎?故三子作「愿」說,作「撰」說,便是人慾,便不是天理。欲者,己之所欲為,非必理之所必為也。   夫子老安、友信、少懷之志,只是道理如此,人人可為,人人做不徹底,亦且不曾扣定如何去安老者、信朋友、懷少者。聖人只說末後規模,而即以末後之規模為目前之志願;一切下手煞著,即是枝葉,亦即不能盡己以忠,亦即是不能一以貫之;故唯一禮撲滿周遍之外,更無閉門所造之車。   如夫子向後相魯、卻萊兵、墮郈、費,豈非聖人大道之公、三代志中之事?然使云「 我願墮三都,服強齊」,則豈復有夫子哉?惡三都之逼、強齊之侵陵,而不因其勢在可墮,理在可屈,徒立一志以必欲如此,即此是人慾未凈而天理不能流行。三代以下,忠節之士,功名之流,磨拳擦掌,在燈窗下要如何與國家出力,十九不成,便成也不足以致主安民,只為他將天理邊事以人慾行之耳。   曾點且未說到老安、友信、少懷處,而一往不墮,故曰「人慾淨盡」。人慾淨盡,則天理可以流行矣。乃此抑未可作水到渠成會。水到渠成者,任乎物,曾皙則任乎己。看他言次自得之。故曰「與漆雕開俱見大意」。「吾斯之未能信」,亦任乎己也。 十   慶源云「須是人慾淨盡,然後天理自然流行」,此語大有病在。以體言之,則茍天理不充實于中,何所為主以拒人慾之發?以用言之,則天理所不流行之處,人事不容不接,才一相接,則必以人慾接之,如是而望人慾之淨盡,亦必不可得之數也。故大學誠意之功,以格物致知為先,而存養與省察,先後互用。則以天理未復,但凈人慾,則且有空虛寂滅之一境,以為其息肩之棲托矣。   凡諸聲色臭味,皆理之所顯。非理,則何以知其或公或私,或得或失?故夫子曰「為國以禮」。禮者,天理之節文也。識得此禮,則兵農禮樂無非天理流行處。故曰:「子路若達,卻便是者氣象。」倘須淨盡人慾,而後天理流行,則但帶兵農禮樂一切功利事,便於天理窒礙,叩其實際,豈非「空諸所有」之邪說乎?   但慶源以此言曾皙,則又未嘗不可。曾皙自大段向凈人慾上做去,以無所偏據者為無所障礙,廓然無物,而後天地萬物之理以章。只此凈欲以行理,與聖人心體庶幾合轍。而所以其行不掩者,亦正在此,故未可據為學聖之功也。 一一   「曾點未便做老、莊,只怕其流入于老、莊」,朱子于千載后,從何見得?只看「暮春」數語,直恁斬截,不于上面添一重變動,亦可以知其實矣。不然,則謂之天理流行,豈非誣哉?   天理、人慾,只爭公私誠偽。如兵農禮樂,亦可天理,亦可人慾。春風沂水,亦可天理,亦可人慾。才落機處即偽。夫人何樂乎為偽,則亦為己私計而已矣。   莊子直恁說得輕爽快利,風流脫灑;總是一個「機」字,看著有難處便躲閃,所以將人閑世作羿之彀中,則亦與釋氏火宅之喻一也。看他說大鵬也不逍遙,斥鷃也不逍遙,則兵農禮樂、春風沂水了無著手處,謂之不凝滯於物。   曾點所言,雖撇下兵農禮樂、時未至而助長一段唐突才猷為不屑,然其言春風沂水者,亦無異於言兵農禮樂,則在在有實境,在在而不慊其志矣。不慊其志者,不慊于理也。無所逃匿,無所弄玩,則在在有實理者,在在無偽也。此豈可與莊周同日語哉?   聖人誠明同德;曾點能明其誠,而或未能誠其明;老、莊則有事于明,翻以有所明而喪其誠。此三種區別,自是黑白分明。緣曾點明上得力為多,故懼徒明者之且入于機而用其偽,故曰「怕其流入于老、莊」。此朱子踞泰山而仰視日、旁視群山、下視培塿眼力。嗚呼,微矣! 顏淵篇 一   「克」字有力,夫人而知之矣,乃不知「復」字之亦有力也。集註言「復,反也」,反猶「撥亂反正」之反;慶源謂「猶歸也」,非是。春秋穀梁傳云「歸者,順詞也,易詞也 」,其言復歸,則難詞矣。於此不審,聖功無據。蓋將以「復禮」為順易之詞,則必但有克己之功,而復禮無事,一克己即歸於禮矣。   夫謂克己、復禮,工夫相為互成而無待改轍,則可;即謂己不克則禮不復,故復禮者必資克己,亦猶之可也;若云克己便能復禮,克己之外,無別復禮之功,則悖道甚矣。可云不克己則禮不可復,亦可云不復禮則己不可克。若漫不知復禮之功,只猛著一股氣力,求己克之,則何者為己,何者為非己,直是不得分明。   如匡章出妻屏子,子路結纓而死,到妻子之恩、生死之際也拚得斬截,則又何私慾之難克,而詎可許之復禮耶?諺云「咬得菜根斷,百事可為」,乃若陳仲子者,至有母而不能事,是一事亦不可為,而況于百乎?則唯不知復禮,區區於己所欲者而求戰勝也。   佛氏也只墮此一路,直到剿絕命根,煩惱斷盡,而本無禮以為之則,則或己或非己之際,嫌不別,微不明,無刑典,無秩敘,硬把一切與己相干涉之天理都猜作妄。若聖學之所謂「克己復禮」者,真妄分明,法則不遠,自無此病也。   然則復禮之功,何如精嚴,何如廣大,而可云己之既克,便自然順易以歸於禮乎?精而言之,禮之未復,即為己私。實而求之,己之既克,未即為禮。必將天所授我耳目心思之則,復將轉來,一些也不虧欠在,斯有一現成具足之天理昭然不昧於吾心,以統眾理而應萬事。若其與此不合者,便是非禮,便可判斷作己,而無疑于克,故曰「非禮勿視」云云。使非然者,則孰為禮,孰為非禮,孰當視,孰不當視而勿視,直如以餅餌與千金授小兒,必棄千金而取餅餌矣。聖人扼要下四個「非禮」字,卻不更言「己」,即此可知。 二   遇著有一時一事,但克己則已復禮;遇著有一時一事,但復禮則無己可克;遇著有一時一事,克己后更須復禮;遇著有一時一事,復禮后更須克己。此與存養、省察一例,時無先後,功無粗細,只要相扶相長,到天理純全地位去。   乃既致力於克己,尚須復禮,此是聖學據德、依仁一扼要工夫。而天理現前之後,尚恐恃己之持循有據,便將后一段蓋覆將去,大綱近理,即休於此,卻被己私闌入視聽言動之中,而不知早已違仁,則一直通梢,防非禮而務克之。此聖學極深研幾,謹微以全天德事。故下「四勿」之目,尤嚴為顏子告也。 三   未克己,不可驟言復禮,恐裝做個「堂堂乎難與為仁」模樣,顏子已自久不墮此窠臼。未復禮,不可漫言克己,卻做個「煩惱斷盡,即是菩提」勾當,聖門從無此教意。故此兩項俱不可摻入此章話下。克己必須復禮,「約我以禮」之善誘也;既復于禮,仍須克去非禮,則「約我以禮」之上更施一重時雨之化也。此不容不審。 四   但于「天下歸仁」見效之速,不可於「一日克己復禮」言速。以「一日克己復禮」為速,則釋氏一念相應之旨矣。經云「一日克己復禮」,非云「一日己克禮復」。克己復禮,如何得有倒斷!所以堯、舜、文王、孔子終無自謂心花頓開、大事了畢之一日。因以言其動物之可必,故為之詞曰「一日」耳。   乃「天下歸仁」,亦且不是圖他一番讚歎便休;特在本原上做工夫,便終身也只依此做去,別無他法,故可歸功於一日。若「天下歸仁」之盡境,則亦必其「克己復禮」之功無有止息,而施為次第,時措咸宜,然後天理流行,人心各得也。「天下歸仁」不可以一日為效之極,「克己復禮」其可以一日為德之成乎?   所以朱子又補「日日克之,不以為難」一段,以見「天下歸仁」非功成息肩之地,而 「一日」之非為止境。雙峰成功之說,殊不省此。「終則有始,天行也。」「存吾順事,沒吾寧也。」豈如剿一寇、筑一城之一事已竟,即報成功也哉? 五   「天下歸仁」,不可謂不大,「天下歸仁」之外,亦別無進境。乃說個「天下歸仁」 ,則亦未括始終,但言其規模耳。「天下歸仁」,須日日常恁地見德于天下,豈一歸之而永終譽乎?如孔子相魯時,天下歸其政之仁;及致政刪修,天下又歸其教之仁;何曾把一件大功名蓋覆一生去?「天下歸仁」非一日之小效,「克己復禮」又何一日之成功耶? 六   自「一日克己復禮,天下歸仁」之前,到此一日,則有維新氣象,物我同之。既已「 一日克己復禮,天下歸仁」矣,則只是純純常常,相與不息去。故雖非止境,而亦不可謂效之不速也。 七   私意、私慾,先儒分作兩項說。程子曰「非禮處便是私意」,則與朱子「未能復禮,都把做人慾斷定」之言,似相齟齬。以實求之,朱子說「欲」字極細、極嚴。程子說「意」 字就發處立名,而要之所謂私意者,即人慾也。   意不能無端而起,畢竟因乎己之所欲。己所不欲,意自不生。且如非禮之視,人亦何意視之,目所樂取,意斯生耳。如人好窺察人之隱微,以攻發其陰私,自私意也。然必不施之於寵妾愛子,則非其所欲,意之不生,固矣。又如立不能如齊,而故為跳蕩,亦跳蕩易而如齊難,欲逸惡勞之心為之也。則云「未能復禮,便是人慾」,摉簡將來,無可逃罪,而非懸坐以不韙之名矣。   但此等在無意處,欲乘虛而見端。若程子所言,則為有意者論。既有意而非其甚不肖,然且非禮,則似乎非欲之過。乃天下之以私意悖禮者,亦必非己所不欲。特已立一意,則可以襲取道義之影似,以成其欲而蓋覆其私。如莊子說許多汗漫道理,顯與禮悖,而擺脫陷溺之跡,以自居於聲色貨利不到之境。到底推他意思,不過要瀟灑活泛,到處討便宜。緣他人慾落在淡泊一邊,便向那邊欲去,而據之以為私。故古今不耐煩劇漢,都順著他走,圖個安佚活動。此情也,此意也,其可不謂一己之私慾乎!則凡以非禮為意者,其必因於欲,審矣。   然程子云「非禮處便是私意」,朱子則云「未能復禮,都做人慾」,二先生下語,自有分別。非禮者,必如前所云,立一意以襲取道義之影似,成欲而蓋其私,而非但未能復禮者也。未能復禮者,則但其無意而使欲得乘虛以見端者也。若業已有事于仁而未能復禮者,意之所起,或過或不及而不中於禮,雖幾幾乎不免於人慾,而其發念之本,將於此心之不安、理之不得者,以求其安且得,則亦困知勉行者;中閑生熟未調、離合相半之幾,雖不當于禮,而憤悱將通,正為可以復禮之基。是一己之意見,非即天下之公理,而裁成有機,反正有力,不得以私意故貶其為為仁之害也。若並此而欲克去之,則必一念不起,如枯木寒厓而後可矣。此程子「私意」之說,不善讀者,其敝將有如此。   朱子謂「即無不屬天理,又不屬人慾底」,乃一念不起,枯木寒崖者,則已不屬人慾,而終無當於天理。特此段光景,最難立腳,才一蕩著,又早墮去。所以釋氏自家,也把做石火、電光相擬,稍為俄延,依舊入人慾窠臼。終不如吾儒步步有個禮在,充實光輝,壁立千仞,如虎有威,狐貍不敢犯;只恁依樣擇執,到底精嚴,則天理一味流行,人慾永無侵染。此邪正之分,誠偽之界,恒與無恒之所自別,未可為冥趨妄作者道也。   二先生歸同說異,須有分別,無作一例看。乃聖人之所以語顏子者,則在既知約禮之後,偶然無意,使人慾瞥爾乘虛見端上說。觀其以「克己」冠「復禮」之上,而目在「四勿 」者,可知。程子推聖意以辟妄,朱子為釋經之正義,不可紊也。 八   非禮而視聽,非禮而言動,未便是人慾。故朱子曰「自是而流,則為人慾」。夫子此說,與「放鄭聲,遠佞人」一意。聖學極頂處,只是愈精愈嚴,不恃自家見得透,立得定,便無事去也。   謂私慾曰「己」,須是自己心意上發出不好底來。瞥然視,泛然聽,率爾一言,偶爾一動,此豈先有不正之心以必為此哉?然因視聽而引吾耳目,因言動而失吾樞機,則己私遂因以成,而為禮之蠹矣。故四者之非禮,未可謂己私,而己私之所繇成也。   然夫子竟以此為「克己復禮」之目者,中之有主,則己私固不自根本上有原有委的生髮將來;然此耳目口體之或與非禮相取者,亦終非其心之所不欲,則以私慾離乎心君而因緣于形氣者,雖無根而猶為浮動。夫茍為形氣之所類附,則亦不可不謂之「己」矣。故朱子曰 「索性克去」,是復禮之後,更加克治之密功也。   乃己私雖無所容於內而禮已充實,然猶浮動于外而以遏禮之光輝,使不得發越,則禮終有缺陷之處。是又復禮之後,再加克己,而己無不克,乃以禮無不復。此所謂「人慾淨盡,天理流行」也。   非禮而視,則禮不流行於視;非禮而聽言動,則禮不流行於聽言動。聖賢純全天德,豈云內之以禮制心者,其事繇己,外之因應交物者,其事不繇己乎?天地萬物且備於我,而況吾有耳目口體,胡容孤守一心,任其侵陵,而自貽之咎也!舜之戒禹于「惟精惟一,允執厥中」之後,又曰「無稽之言勿聽,弗詢之謀勿庸,唯口出好興戎」,亦是此意。武王之銘曰「無曰胡傷,其禍將長;無曰無害,其禍將大」,亦是此意。終不如異端說個知有是事便休,大事了畢,只須保任,將耳目口體、天下國家作不相干涉之物而聽之,以為無如我何也。嗚呼!此「四勿」之訓,所以為天德,為乾道,而極于至善也與! 九   言「出門」則統乎未出門,言「使民」則該乎使民之外,此與「無眾寡,無小大」一意。出門原不可作動說。動者必有所加於天下,但一出門,何所加於天下而可云動哉!周子曰「動靜無端」,則固不可以事境分矣。凡靜之中,必有動焉。如以己所獨知為動之類,則雖燕居深處而皆動也。凡動之中,必有靜焉。當其睹色則聽為靜,當其聞聲則視為靜,所動者一,而不睹不聞者眾也。總于意之已起未起為動靜之分。但言「出門」,其或有意無意,皆不可知,而奚有定耶?   若以見諸事者為動,則出門未有事也,使民業有事也。曲禮云「無不敬,儼若思」,自分動靜。而「出門如見大賓」,則自非「無不敬」之所攝,正所謂「儼若思」者是已。必不獲已,自宜以出門屬靜,使民屬動,不可於出門、使民之外,別立一靜也。   或者所問,程子所答,俱似未當。雙峰云:「平時固是敬謹,出門、使民時尤加敬謹。」出門、使民之外,何者更為平日?聖人是揀極易忽者言之,以見心法之密。見賓、承祭,方是常情加謹之地。出門之外,有大廷廣眾、順逆不一之境,推致於「雖之夷狄」;使民之上,有入事父兄、出事公卿,無限待敬待愛之人。則此所舉者,極乎境之靜、事之微而言也。謹微慎獨,該括廣大,何平日之不在內乎? 十   「心常存」是根本,「事不茍」是事實。繇心存,故見事之不茍;乃繇不茍於事,則此不茍之心便為心存。到成德地位,但此心存而常醒,則事自不茍,言自不易。若求仁之功,則且以事不茍為當務。聖人從「為之難」說起,即從此入,不容別問存心。   蓋凡天下不仁之事皆容易,而仁則必難。所以然者,仁是心德,其他皆耳目之欲。耳目輕交於物,不思而即通,引之而速去,所以盡他曲折艱深,到底容易。若心官之德,「思則得之,不思則不得」,已自不能疾獲;又須挽著耳目之用,可以得意馳騁處,都教把住,則且目失視,耳失聽,口失言,四肢失其利動,而心亦疲於思,只此極難。所以盡古今大聰明、大決斷、大疾速的人,到此都不得滋味。若其為此,方見其難,而誠「為之難」也,則豈非仁者終身用力之實際哉!夫子曰「用力于仁」,又曰「先難」,意俱如是。故知「為之難」三字,是本根莖幹一齊說出語。而朱子所云「存心」,自不若聖言之深切也。   初入門人,謹言以存心,是溯末反本事。成德之後,心無不存,而為自難、言自讱,是自然氣象。若仁者之實功,則云「為之難」足矣,加以存心,則又是捷徑法矣。觀小注「 學者即當自謹言語,以操存此心」及「仁者心常醒」等語,分疏別白,則知非於為難之上,別立存心之法也。 一一   晁氏所云「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」,亦虛設此疑,以證君子之不然耳。慶源云「 不憂不懼者,疑若有之而強排遣之也」,則煞認有人排遣得「不憂不懼」矣。   從古至今,盡上知、下愚,卻無一人排遣得「不憂不懼」者。盡強有力者,但能眉不顰、口不嘆、肌不粟而已。咄咄書空,屐齒忘折,其鬱陶惕慄,更倍於人。故說個「不憂不懼」,便是極致。豈「不憂不懼」之上,更有「何憂何懼」之一境哉?   必欲求一非君子而能不憂懼者,則唯朱子所謂「塊然頑石」者,而後可以當之。唐太宗攻高麗,一軍士肉薄至堞墜死,一軍士復繼之,太宗亟稱其勇。許敬宗曰:「此人只是不解思量。」塊然頑石而不知懼者,大要不解思量耳。   其塊然頑石而不憂者,直是一和哄漢,得過且過,故司馬牛亦疑而賤之。自此以上,則更無有人排遣得「不憂不懼」也。此等處,反求之日用身心,則自知之,非可以文言生疑信。「若要消愁除是酒,奈愁回酒醒還依舊!」此言雖鄙,實盡人情。故凡看聖賢文字,非實實體認,於己取之,則但有言說,都無實義,求以達事理而遇微言,難矣哉! 一二   集註兩釋「信」字,俱加「於我」二字,亦似贅出。子曰「民無信不立」,不云「民不信不立」,則非信於我之謂,審矣。集註又云「失信」,一「失」字尤不安。言「失信」 ,則是有所期約而故爽之。看來,子貢問政是大綱問,非緣國勢危而號令期約以相救,則又何期,而又何失乎?   此「信」字,是盡民之德而言,與易言「履信」同。民之所奉上教,而自成其道德之一,風俗之同者,至於信而止矣。孟子所謂「恒心」者是也。「信之」「之」字,固若隱然指君而言,然亦要君之所以教民者而概言之,非專指君身與其所令也。於此不審,則將「自古皆有死」一句,煞認作餓死說,而「民無信不立」,作守死不食言解,則大失聖人之旨矣。   「自古皆有死」二句,以文義、事理求之,非但承「去食」說,亦承「去兵」說。無食之死,與無兵之死,等也。而無兵之可以得死,尤甚於無食。朱子云「有信則相守以死」 ,不知所謂相守者何人?古者即民為兵,有與相守者,則是雖無食而有兵矣。子貢曰「於斯二者何先」,則業已無兵矣,更何從得人而相守乎?   「足食」者,民之食與國之食而兩足也。「足兵」者,訓練之而使戰不北、守不潰也。「去兵」者,貧弱之國,恐以訓練妨本業,且無言兵,而使盡力于耕作也。「去食」者,極乎貧弱之國,耕戰兩不能給,且教之以為善去惡,而勿急督其農桑也。   世儒錯看一「去」字,說作已有而故去之。夫已有兵有食矣,則又何害於信,而必欲去之哉?「必不得已」之云,自以施為之次序而言,而非謂其有內患外逼、旦夕立亡之勢。食竭兵潰,坐以待斃,亦何政之足為耶?君子不居危亂之邦,而何為執其政哉?倘云先已執政,而一旦至此,則平日之足之者,漫無可恃,而徒議銷兵棄粟于危亡之日,其不足有為甚矣。子貢亦何屑為此童昏敗亡之君臣計耶?   「必不得已而去句,於斯三者何先句」,謂必不得已而有所去矣,于其所不去者,當以何為先務也。先者,先足,非先去也。去者,不先之謂耳。唯或先兵,或先食,或先信,則去者可以緩待後日。倘云先去,則豈去兵之後乃去食,去食之後乃去信乎?三者皆有可為之勢,則兵食與信,同時共修,不相悖害。若積敝之餘,初議收拾,則先教民而後議食,先足食而後議兵,其施為之次第如此。不然,則如富強之流,或先食,或先兵,亟以耕戰立國,而置風俗之淳薄為緩圖,固當世言政者之大敝也。   而其曰「自古皆有死,民無信不立」,則見天之為民立君,非但相聚以生,而必欲相成以有立。失立民之道,而民亦無以自立,則不達于死生之正理以為民極,而但呴呴然如禽獸之相餔相衛,求以趨利而避害,則雖食足兵強,其建國迪民者,適以敗壞人道久矣。此夫子徹底將天德、王道合一之理,與子貢言為國之大經,以定緩急之次序;而非向傾危敗亂之國,作君民同盡計也。熟繹本文,當自得之。 一三   子貢之言「文猶質也,質猶文也」,自無病;病在「虎豹之鞟,猶犬羊之鞟」二語。緣質之為義,不但是個意思,須已實有其質。以「商尚質」思之,可見質與文,都是忠敬做出來底。質是一色,文是異色;質是實實中用底,文是分外好看底。所以君子忠敬之心,或可云野人得而同之;而君子之質,則已大異於小人之質矣。   故朱子曰「虎皮、羊皮,雖除了毛,畢竟自別」,此喻甚精切。虎之所以為虎,羊之所以為羊,既不但以毛別,且亦不但以皮別,徹底自是分明在。豈一除去毛,便可云虎豹猶犬羊哉?   世儒言文不可離於質,此說自通。抑云質不可離於文,則舛甚矣。離文自有質,若去毛自有皮也。與皮去則毛不得存,其義自別。知此,則足以知子貢差處。然則當週未尚文之先,夏、商之君子小人,豈遂無別哉?   其云「文猶質也,質猶文也」,但說個「猶」,固未嘗不可有輕重、本末之差。若云本猶末也,末猶本也,亦何不可。蓋本末之俱有而不可無者,一也。而本自本,末自末,正自差等分明。   子貢蓋謂文之以昭此忠敬之華者,與質所以將此忠敬之實者,以內外、本末言之,則同爲因物顯志,繼起之事;而就天下所必有之事而言,則同爲忠敬所麗之物。是以商之尚質,以質之可以盡忠敬;亦猶周之尚文,以文之可以昭忠敬也。如此說來,更有何弊!   特質如皮,文如毛,忠敬如虎之所以為虎、羊之所以為羊。以本末言之,則忠敬為主,質近內而文近外,質可生文而文不能生質。則同此一虎豹,毛原不害於皮,但須有皮而後有毛;同此一君子,文原非以賊質,但須既盡其質,而後聽生其文。別以質,固可又別以文,別以文,非遂無別以質,不得竟以質而無文者為同於犬羊耳。 一四   雙峰謂「忠信是德,徙義是崇」,破碎文義,于理無當。崇者即以崇其德,德者即其所崇,豈有分乎?不能徙義,則直不可謂之德。德者,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。有得於心者,必其有得於事理者也。若執一端之義,莽撞用去,不復問現前所值之境,事理所宜,則日用之閑,不得於心而妄為者多矣。是知日新而益盛者,皆德也。   崇者,對卑而言。不以忠信為主,徒於事跡上見德,將有如管仲之所為者,非不操之有本,行之有合,於心非無所得,而抑見德于天下矣;乃唯假仁襲義,弗能敦以不息之誠,則所得者涼菲而德以卑。故唯主忠信者為崇德也。   崇德原有兩義:一為所崇者德,一為能崇其德。而所崇者德,則其德以崇;能崇其德,則崇者皆德。此二意,兩句中俱有。特主忠信則以心合道;徙義則于道見心;義內故。內外合揆,而後所崇無非德,其德無不崇也。   雙峰「愈遷愈高」之說,但有言句而無實義。崇德與修慝、辨惑並列,則崇固加功之詞。若云「愈遷愈高」,則功在遷而效在高,是謂德崇,而非崇德矣。況云徙義,亦初無愈遷愈高之理。緣事物之宜,不可執一,故須徙以曲成。豈始終一義,今日姑處其卑,而他日乃造其高乎?   如「臨財毋茍得」者,義也;而孟子受薛、宋之金,亦無非義也。同歸于義,辭非卑而受非高。藉云「愈高」,則豈前日于齊之不受者為未高,而今日之受乃高耶?以此知雙峰所云,但描畫字影,而無當於理,亦釋經之害馬也矣! 一五   只忠信是德,「主忠信」是崇德;義是德,「徙義」是崇德。不尚機權而立其誠,不守聞見而必揆夫宜,則所崇皆德;誠日敦而義日富,則能崇其德;心極忠信而行無不宜,則其德崇矣。看書只須如此,自然理明義足。徒務纖新,鮮有不悖也。 一六   但云「愛之」「惡之」,非必不當理之愛惡。如其當理,欲其生死,亦復何妨!唯仁者能愛人,則祝之曰「萬壽無疆」;唯仁者能惡人,則刺之曰「胡不遄死」。好賢如緇衣,豈不欲其生乎?惡惡如巷伯,豈不欲其死乎?倘云「彼之生死有定分,用心於不能必之地,而實無所損益」,則天下之最難必者,莫若在天之晴雨,雲漢之詩,祈願迫切,不尤惑耶?   且使得位乘權而操生殺之柄,其所生所殺,必先有欲生欲死之之心。即無權位,而愛子則欲其生,惡盜賊則欲其死,亦自性情之正。詎生死有分,己不可必,而遂漫然置之耶?天下事勘得太破,不趨刻薄,必趨茍且,亦庸愈于惑哉?唯「既欲其生,又欲其死」,先後雜投於一人之身,斯與一朝之忿,忘身及親者,同爲心無適主,乘俄頃之意氣,而陷於昏瞀耳。 一七   集註云「君子小人,所存既有厚薄之殊,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」,上句指小人亦知美之當成,惡之不當成,而欲排陷人使入于罪者;下句謂小人之不知孰為美,孰為惡,而反以不成人之美、成人之惡為德者。故用「既」「又」二字,雙窮小人之情,而謂唯君子忠厚愛人,而不忍人之陷於非;亦深知美之當爲,惡之不當為,故樂見美成,而惡聞惡就。兩句注,該括曲盡。胡氏「唯恐人之不厚,唯恐人之不薄」云云,殊未分曉。 一八   康子奪嫡,事在已往,且其事既成,不但欲之。使夫子以此譏其為盜之魁,亦徒搶白一場,而彼終無自新之路矣。季孫意如、季孫斯,則奸雄之流。至康子,則已茍且冒昧不堪矣。故哀、悼以降,三家益弱,不能如陳氏世濟其厚施之奸,終以篡齊也。觀夫子三對康子之問政,固不以奸逆待之,直從其陷溺非辟之深而責之爾。如胡氏所云,則不但咎既往而為已甚,且錯看康子作莽、操、師、昭一流矣,而豈其然!故讀書者,以知人論世為先務。 一九   「察言而觀色」,是聖人見得天理爛漫、充塞兩閑處。唯此理日充滿流行於天地之閑,故其幾自不容閟。而理以人為麗,幾以人之言與色為征,只在此觀察得去,則自然極乎人情,而順乎天理矣。只集註「審于接物」四字,極妥。小注似將「察言而觀色,慮以下人」 九字作一句讀下,便大差著。   抑云「驗吾言之是與不是」,亦未當理。蓋作一句讀下,觀察人之言色以下人,則伺顏色,承意旨,以求媚於世,此又下於「居之不疑」者一等,孟子所謂妾婦是也。若憑此以驗吾之是非,而人之言與色,其喜怒、從違亦不齊矣,未必其喜且從者之為是,而怒且違者之為非也。舍在己之權衡而一聽於人,又奚當哉?   曰「察」,則詳加審辨之謂也。曰「觀」,則非常瞻視之謂也。即天下之人,因不可掩之幾,沉潛而加警以觀察焉,則不特吾之是非,可即喜怒從違以知之;而凡天下之人情物理,其為公欲公惡與或一人之偏好偏惡者,無不皎然如黑白之在前;則雖兇人匪類,言必與惡相取,色必與戾相應,而吉兇善惡、誠不可掩之幾,亦自此見矣。故吾之接之者,知之必明而處之必當,邦、家之達,不可必哉!知此,則雙峰「是一件事」之說,不待攻而自無足采矣。 二十   仁知合一之說,始於曾吉甫,而朱子取之。乃程子及和靖所云,則不添入此一重意。看來,「樊遲未達」,記者只記此一句,不言所未達者何在,曾氏亦但猜度得云爾。   細味下文夫子、子夏之言,初未嘗有申明仁知合一之意。且聖人並論仁知處,每分開作對待。若以為疑于相悖,則更有甚於此者。易云「仁者見之謂之仁,知者見之謂之知」,明與分開兩支。若樂山、樂水,動、靜,樂、壽,則尤相對待,而要不嫌于相悖。「樊遲問仁,子曰:『愛人。』問知,子曰:『知人。』」此自日月經天語,何曾有相悖處?不成疑其或相悖,而可不于仁言愛人,于知不言知人乎?   若說知妨愛,愛妨知,作此粗疏料量,則天下事理,聖賢言說,無一不相牴牾。且如食以養陰,飲以養陽,亦可疑食之養陰,且使陰盛乾陽;飲之養陽,或令陽亢消陰乎?食養陰而不廢飲,則陰不毗;飲養陽而不廢食,則陽不孤。愛人而抑知人,則所愛不泛;知人而抑愛人,則雖知不刻:此自灼然易見之理。使遲曾此之未達,則又何其愚也!故云知妨愛,愛妨知,疑于相悖者,曾氏之臆說也。   程、尹曙然於此,故不作此較量。尹氏之言,特發程子之意,而分貼經文,尤為清切。其云「不獨欲聞其說」者,「知人、愛人」之說也;云「又必欲知其方」者,舉直錯枉之方也;云「又必欲為其事」者,選眾而舉之事也。   子曰「愛人」、曰「知人」二語,極大極簡。大則疑淺,簡則疑疏。太易理會,則太難證入。故曰有其說而未有其方也。今言仁知,孰不知仁為愛人而知為知人者?乃愛人而何以愛之,知人而何以知之,未得其方,則雖日念愛人,而人終不被其澤;日求知人,而人終相惑以相欺。此猶饑而語之以食,渴而語之以飲,乃未謀其何所得食,何所得飲,何者當食,何者當飲,則非不欲食慾飲,而乃以無所從得,或不擇而陷於毒。此遲所為疑其但有言說而無方趣,闊大簡略而迷所向也。   乃愛人則權在我,而知人則權在人,故曰「知人則哲,惟帝其難之」。是以遲之未達,于知人而更甚,惘然無措之情,遂形於色。而子乃授之以方,曰「舉直錯諸枉,能使枉者直」。茍知是,不患知人之無方矣。   蓋人之難知,不在於賢不肖,而在於枉直。賢之無嫌于不肖,不肖之迥異於賢,亦粲然矣。特有枉者起焉,飾惡為善,矯非為是,於是乎欲與辨之而愈為所惑。今且不問其善惡是非之跡,而一以枉直為之斷。其直也,非,可正之以是也,陷於惡,可使向于善也,則舉之也。其枉也,則雖若是焉若善焉,而錯之必也。如此,而人不相飾以善,不相爭於是,不相掩于惡,不相匿於非,而但相戒以枉。枉者直,則善者著其善,不善者服其不善,是者顯其是,非者不護其非,于以分別善惡是非而不忒,又何難哉!此所謂知人之方也。以此通乎仁之愛人,近譬諸己,以為施濟,先篤其親,以及於民物,亦不患愛之無方矣。   乃方者,事所從入之始功也。始之為方者約,而繼之為事也博,故方有未可以該事者。以方該事,而或流於術,此遲之所為再疑也。今使規規然舍賢不肖之跡,而一從直與不直以求之,則是操術以深其察察之明,而於御世之大權,或以纖用而不給於行遠,則「能使枉者直」之效,亦未必其不爽。而子夏之以事征其必然者,既可以證聖言之不虛,且舜、湯之以治天下,道不外是,則非一曲之方術。而知人之大用與其大功,通始終,包遐邇,無不富有于兩言之內;則方者即事,而非僅其從入之徑,故曰「然後有以知之」;則施為之次第條理,為要為詳,統無不喻,故曰「包含無所不盡」也。   曰「直」,曰「枉」,非盡乎賢不肖之詞也。枉者固不肖,而不肖者固不盡于枉;賢者必直,而直非賢之極致。乃極而論之,則極乎賢者,亦但極乎直。故皋陶、伊尹,德亦盛矣,而要其所備之德,總以無所掩冒者為盛。故舉直者,必若舉皋陶、伊尹而後為極致。則始以為方,或可於不能賢之中姑取其直;而終以大其事,則極直之致,于無不賢之中得其無不直。要不可謂于舉直之外,別有知人之法也。此所謂「語近不遺遠,語遠不捨近」者也。而後知人之事,洵無異量,則可無憂人之不易知。以此例之,亦可知人之無難愛矣。   程子、尹氏之意,大都如此。特其為言,簡要疏遠,既不易曉了,而其取義務實,不似曾氏之尖新可喜,則或以淺近忽之。乃必欲求聖賢之大旨,自當以此為正。 二一   曾氏之說所以不當者,以不擇而愛,不可謂愛;知而不能容,不可謂知。使愛不肖亦如愛賢,愛疏亦如愛親,則其于親賢亦薄矣。使一味苛察,絕無回互,則徼以為知,其不知者多矣。如此而後可疑知愛之相悖。豈樊遲之拙,亦至於是?   將聖人言語,作此理會,即令樊遲粗疏不審,而夫子「愛人」、「知人」二言,說得直恁分曉,原不曾說博施其愛而無別,察用其知以吝于愛。曰「愛人」,自然是知所愛;曰 「知人」,自然是欲知可愛者而愛之。如日昱乎晝,自然施明於月;月昱乎夜,自然映明於日。又何足疑之有! 二二   即欲如曾氏之說,亦但可如小注云「仁裡面有知,知裡面有仁」理會。雙峰云「舉直錯枉,依舊是從仁上發來」,此說斡旋較可。「能舉直,則是發此天理之公,是亦仁也」。大學說「唯仁人能愛人,能惡人」,孟子說「堯、舜之仁,不遍愛人,急親賢也」,皆將舉錯作仁者之用,故可云仁中有知,知中有仁。   集註未免徇曾氏太過,將「舉直錯枉」作知,「能使枉者直」作仁,便成大滲漏。「 舉直錯枉」是作用,「能使枉者直」是效驗,豈知有作用而不見效,仁待知以得效而本無功乎?且曾氏云二者相悖,既謂知悖愛,亦謂愛悖知也。今此但釋知不悖愛,而不及愛不悖知,又豈知能統仁,而仁不能統知乎?   且以此言知以成仁,則雖不必並舉,而亦當令其義可通於仁以成知之旨,然後舉一而達二。試令以此例,為仁以成知作一轉語,其可云泛愛天下而賢不肖之品自清乎?仁以成知一邊,既不能下一語,但在知以成仁上說此兩句,以釋相悖之疑,則是知可成仁,而仁不能成知也。是帝王之治世,學者之成德,但當務知,而不必求仁矣。仁為四德之首,今乃為知所統,而不能為功于知,不亦傎乎!   故必不獲已,亦當從朱子語錄及雙峰之說,無徒拘集註以為曾氏墨守,猶賢乎爾。 二三   小注「或問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,卻不告以仁知之體?」此等問頭極劣。想來,此公全未見道,又不解思索,只管胡問。在朱子婆心,猶為解釋,以愚當此,直付之不答可也。仁知之體,如何可以言語說得!不但聖人不言,門人亦未嘗問也。   問答之例,答者必如其所問。問仁知之用,則以用答,問為仁知之功,則以功答。「 先難後獲,務民之義」,「居處恭,執事敬,與人忠」,以功問,以功答也。此則以用問,以用答也。當其問也,必有其辭。使記者全舉之,則尋行數墨人可無用疑矣。緣記者無此閑筆舌,為此曹分疏,遂使疑樊遲問何者為仁,何者為知一般,直得慚惶殺人!   聖人答問仁者,直迨顏淵,從不一言及體。五經、四書,亦但言仁則曰仁,言知則曰知而已,即此為體,而更無可引喻而博說之者。朱子于仁,說個「心之德,愛之理」,錘鍊極精。然亦必知有仁者,而後能知其心之所得、愛之所秩。學者不省,而益其迷誤者不少。至於知,則朱子亦不能以訓詁顯之。下此,則如韓退之言「博愛之謂仁」,一出口便成疵病。   仁之為仁,知之為知,其為體也,唯有者能見之,見者能喻之。茍非所有,則非所見;非所見,則非所喻;非所喻,則雖引譬博說,而祗益其昏瞀。倘漫然未識而問焉,不答可也。   蓋凡天下之為體者,可見,可喻,而不可以名言。如言目,則但言其司視,言耳,則但言其司聽,皆用也。假令有人問耳目之體為何如,則其必不能答,而亦不足答,審矣。   北人有不識稻者,南人有不識麥者。如欲告之,則亦曰麥似稻,稻似麥,以其有飽人之用,一也。若令以一言蔽其體之何若,便通身是口,也不得親切。即能親切于吾言,亦必不能親切于彼心,固矣。今試令為此問者言仁之體,亦不過曰「心之德、愛之理」而已。此自祖朱子之言爾。彼且不能自喻,而況喻諸人乎?   故善問者必不以體為問,善答者必不以體告人。聖門諸賢,于仁知之體,已反身而自見,故但于其工夫作用請事,終不似晚宋諸公,除卻先生言語,自家一如黑漆。如將欲行而問何者為足,將欲視而問何者為目,徒騰口說,爭是非,而終其身於盤籥以為日也。乃以己之愚,疑聖言之未著,其可哀也夫! 子路篇 一   胡氏立郢之論,雙峰辨其非是,甚當。孟子所言易位者,唯貴戚之卿可耳。據馮厚齋所考,子路此問,在輒立十二年之後,雖貴戚之卿,為之已晚矣。春秋書齊「弒其君商人」 。商人弒君之賊,齊人君之而又殺之,則書「弒」。豈有十二年之後,業已為之臣,而敢行廢置者乎?胡氏此等議論,極粗疏,墨守其春秋之家學而誤焉者也。   子路曰「衛君待子而為政」,夫子不拒,而但言「正名」,則固許委贄于衛輒之廷矣。子貢「夫子不為」之說,在輒初立之時;子路此問,在十二年之後。聖人因時措宜,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,豈介介焉必立郢而後可哉?   且考之春秋傳,公子郢非能為子臧、季札者也。其辭而不受者,知蒯瞆之父子之安忍無親,而不欲罹于禍耳。靈公薨,郢可以遵治命而有國矣,而且曰「亡人之子輒在」,則是郢之終不肯立也。蓋靈公之於其子,非真有深惡痛絕之心,受制於悍妻而不能不逐之耳。以義,則輒可以立,以先君之志,則且欲立輒以寄其不忍于蒯瞆之心,故蒯瞆逐而輒可以容於衛。使郢受大夫之扳而遂立焉,是亦違分義以替先君之志,因便竊位,而何賢于輒耶?郢固終不聽焉,則徒為亂首,而終無濟于衛,豈夫子而為爾哉?   論及此,夫子即為貴戚之卿,亦不能任立郢之事。能任此者,其唯有道之天子、方伯乎!乃輒之罪不在於得國,而在於拒父。則靈公初薨,輒未稱兵以拒蒯瞆,即為天子、方伯者,立輒亦無不可。天子、方伯固立輒,輒固不立而讓其父,然後以大義抑輒而使立焉,仕蒯瞆于王國可也,迎蒯瞆以終養可也。蒯瞆怙惡不聽,天討且加,而後輒可逃也。輒逃而君衛者,猶有靈公之嫡孫疾在,而不必郢。此中子之所以君孤竹也。   然凡此者,天子、方伯任之,而非臣子之事。故夫子且許之為政,而曰「必也正名乎!」則亦就其既陷於罪之後,弭其拒父之惡,去禰祖之名,迎父以歸養而已。蒯瞆之爭,輒激之也。輒之逆,南子之黨成之也。輒而正名以迎養,得夫子以為之相,則蒯瞆之安於歸而就養也,亦可十九得也。使其不然,而輒乃有逃之一策在。顧其逃也,須待之蒯瞆歸而不戢之日。為臣子者,何事豫為非常之舉動,輕與廢立,效董卓、桓溫之所為哉?父子君臣之際,自當力為其難,不可率然任意於一擲也。 二   宋光宗之不孝,而方踞大位,趙汝愚廢之,立寧宗,乃以奉光宗為上皇,而社稷未嘗不安。朱子固深許趙相之忠,而深哀其死矣。以此推之,則父廢子立,亦何不可哉!   或疑光宗昏愞,而蒯瞆兇悍。然公子郢之以義立輒而國人安之矣,則蒯瞆亦何足以有為?況以聖人處此,強齊可服,三都可墮,而奚有于蒯瞆?蒯瞆以失其應得之國而爭,較瞽瞍之無故而欲殺其孝子者,情猶可原。以聖人為之,瞽瞍且允若,而況蒯瞆乎?   處此等大變,只是至誠動物,順道而無憂;才弄手段,圖輕快,便是私意。但不能盡誠孝於己,便生許多憂慮怨尤,故子曰「求仁而得仁,又何怨!」人臣則利害計深,怕向舊窠中尋兔,鏟地舍卻他父子,別立一主,則大小安貼。趙忠定貶死衡州,也只為寧宗是光宗之子,到底無恩而有怨;使別立一人,則居然門生天子,居不拔之地矣。君子欲以盡大倫而安社稷,豈可作此思量!   唯為君者,將社稷作公器,信天理而不疑,卻于自家父子天性,與不立乎其位一般,盡敬盡愛,則何憂何怨!為臣者,但依著天理人情,一直擔任,不計利害,成則為伊、周,敗亦為趙相,又奚事張皇妄作哉?故立郢之說,非天理之安,而利害亂之也。 三   蒯瞆初無怨于輒,所恨者南子之黨耳。奸人懼禍,遂為「不拒父禰祖則輒不可立」之說,而輒童昏聽之。聖人見得名之既正,輒未嘗不可君衛,則奸人無所售其奸矣。若云必須立郢,則正墮奸人術中。故見道不弘者,不足與權也。   徐有貞只「今日之舉為無名」七字,弄出許多傾危伎倆。李南陽從容打破此言之妄,上心冰釋。處人家國者,不可不知此意。 四   聘禮,大夫受命不受辭。「專對」者,謂以己意應對合宜,不必君命也。朱子云「不假眾介之助」,未是。雖正使辭詘,亦無眾介聚訟一堂之理。 五   所謂政者,謂刑賞科條之下於民也。魯、衛俱秉先王之遺教,而昭、定、靈、出之際,初務更改,以圮先法,其隳棄舊章者已多,而特不若齊、晉之盡棄周禮耳,故曰「兄弟也 」。衛之為政,于春秋無考,是以傳注家難言之耳。若君臣父子之大倫,雖夫子嘗以此為政,答齊景之問;乃魯雖見逼於強臣,自與齊之田氏、晉之六卿等,不至如衛之父子稱兵,滅絕天理也。蘇氏之說不審。 六   朱子謂「聖人為政,一年之閑,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」,不如南軒所云「三年之所成者,即其期月所立之規模」,為深見王道施行之次第也。儒者任天下事,有一大病,將平日許多悲天閔人之心,因乘權得位,便如鬱火之發於陶,迫為更改,只此便近私意,而國體民命,已受其剝落矣。   且將孔子相魯觀之。自宣公以來,履畝而稅,是民閑一大病;而三桓逐君立君,是朝廷一大賊。於此稍動一分意氣,則罷畝稅,逐三桓,豈非第一吃緊當革之弊,而孔子何嘗如此?微獨孔子,即如舜之相堯,位極尊,權極重,君臣推任之誠,無有加矣,而共、鯀同朝者二十八載,則興利之先於除害,必矣。今人粗心,說「害不除,利不可興」者,都是一往之氣。天下大器,自非褊衷所能任。   想來,聖賢開治平之業,與為學一致。為學而先遏欲,做得十分上緊,淺之只得個「 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」,深之則流入于寂滅。為治而先革弊,到頭只是鬨鬧一場,引身而退。蓋正氣未昌,與邪戰而恒見不敵也。故為學必先存理,而後欲可遏;有戒慎不睹、恐懼不聞之本,以貞勝於敬義,而慎獨之功乃以不惑。為治必先建德,而後弊可革;有關雎、麟趾之精意,行乎家國,則兔罝之野人,江漢之遊女,無患其雄心冶志之不一向于正也。醫家有谷氣昌之說,正合此理。若悁悁然以革弊為先,恐烏、附、硝、黃之以誤人不少。況當夫子之時,尤久病羸弱之國,不可以壯年盛氣之法療之者哉? 七   雙峰云:「才要速成,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。」使然,則但言「欲速」,而「 大事不成」因之矣,何須如此分項說下!見大者,亦或欲速;不欲速者,亦或終身於小利之中。如禹之治水,是為天下萬世興大利,除大害,便欲急切堙之決之,豈必其利之小,而徐治之八年之後也?只同此一利,非速則利小而緩則利大也。宋襄公不重傷,不禽二毛,不可謂見小利也。只為欲伯功之速成,便致傷敗。王介甫立意亦盡從容,他本意要復燕、云,卻云「將欲取之,必固與之」,不可謂欲速也。乃其銖銖絫絫,積財以為用兵之地,在小利上收拾,故終不能成大事。舉此二端,則「欲速」「見小利」之不相因也,明矣。聖言如江河行地,條派分明,不用曲為扭合,大都如此。 八   雙峰說狂、狷各有過、不及處,自是諦當。然看他下「過、不及」語,俱因「中」字反形而出,則是中行、狂、狷,如三叉路,狂、狷走兩邊,中行在中央相似。此種見解,但有影響,了無實義。蓋狂、狷兩分;中行中立,則是相敵之勢;聖道之別,復有兩道。其視中行,既已狹隘而不足以冒天下之道;其視狂、狷,直為異端背道而旁馳也。   中行者,若不包裹著「進取」與「有所不為」在內,何以為中行?進取者,進取乎斯道也;有所不為者,道之所不可為而不為也。中行者,進取而極至之,有所不為而可以有為耳。如此看來,狂、狷總是不及,何所得過?聖道為皇極,為至善,為巍巍而則天,何從得過?才妄想過之,便是異端,今釋、老之言是已。   究竟釋、老之教,也只是不及,而不能過。盡他嗒然喪耦,栩然逍遙,面壁九年,無心可安,都是向懶處躲閃,丟下一大段不去料理。乃狂、狷,則猶不若此。狂者志大言大,亦聖人之志與言也;狷者不屑不潔,亦聖人之所不屑也。言之大,初不說「一粒粟中藏世界 」;志之大,亦不想威音王那畔事;不屑不潔,亦終不曾視父子為冤,夫妻為業。   同此一聖道,而各因其力之所可為而為之,不更求進,便是狂、狷;做得恰好,恰合於天地至誠之道,一實不歉,便是中行。此一「中」字,如俗所言「中用」之中。道當如是行,便極力與他如是行,斯曰「中行」,下學上達而以合天德也。狂者虧欠著下學,狷者虧欠著上達。乃虧欠下學者,其上達必有所壅;虧欠上達者,其下學亦盡粗疏。故曰狂、狷皆不及,而無所過也。   過、不及之不與中參立,愚屢辨之矣。要以中為極至,參天地,贊化育,而無有可過,不欲使人謂道有止境,而偷安於茍得之域。雖與先儒小異,弗恤也。 九   「不驕矣,而未能泰者有之」,南軒真做工夫人,方解為此語。若只在不驕上用功,則且流入巽愞拘葸去。不驕是遏欲之效,泰是存理之效。須先在存理邊致功,教篤實光輝,而於私慾起時加以克治,則不驕也而實能泰,泰矣而抑又不驕也。和同、周比俱然。亦有泰而或失之驕者。孟子亦微坐此病,故程子言其有圭角。其他如顏蠋、嚴光,則其尤也。所以中庸之教,既存諸靜,抑察諸動。然兩者或各有未至,則驕之病小,不泰之病大,顏蠋、嚴光之所以賢于萬石君、婁師德一流也。 憲問篇 一   因執藥病之說,遂向藥求病,謂「邦無道谷」之為恥,為憲之所已知已能,唯「邦有道谷」之為恥,非憲所及。憲仕于孔子,可謂遇有道矣,與之粟則辭,豈漫然于有道之谷者耶?   聖人言語,一皆十成,如春夏秋冬,合同而化。此二句不可分析。如「邦有道,貧且賤焉」,「邦無道,富且貴焉」,便下兩「恥也」;此以一「恥也」該之。蓋唯不問有道無道,而一以得祿為事,不復問所以居此祿者,然後為君子之所恥。恥者,已賤之詞也。   如魏徵事無道之建成,不能止其邪謀,徒耽宮僚之榮而不去,及事太宗,便恁地犯顏敢諫,此無道谷,而有道非徒以谷。劉琨當西晉未亂之日,且與賈謐為友,以固其位,及永嘉之難,大節凜然,此有道谷,而無道則不安於谷。若此兩者,雖不得為全人,而於征則可云遇主而後志行,于琨則可云小不正而大正。唯皆不然,遇昏亂則為持祿之魏徵,遇安寧則為附勢之劉琨,斯則雖具官修職,而與廝役同矣。   硬直說個「恥也」,是最下一流,故聖人必以此當之。而不然者,則猶不謂之恥。固聖人不輕絕人之德,亦廣原思之狷隘,使知不至於是,則無容引以為恥,同匹夫匹婦之節,如鮑焦之見窮於子貢,仲子之見譏于孟子也。即為藥病之說,亦無寧取此。 二   先儒疑原思之言,冠「克、伐、怨、欲」于「不行」之上,為有「克、伐、怨、欲」 在里,特「不行」于外,便謂其但能強制,而根苗常留。如此看文字,殊未通透。若不當云 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」,則且云「不行克、伐、怨、欲焉」,既不成文句,抑似人所固有而不行之矣。   且如懷著一腔怨恨,但不仇害,但不詛罵,其可謂之怨不行乎?天下盡有陰險柔愞之流,有此四者,全不能見之於事。又如措大未中第時,預想如何以廣田宅,如何以報睚眥,雖終老無可行之日,而豈其能不行耶?則知所言「不行」者,亦必無「克、伐、怨、欲」而後可以當之也。若滿腹私慾,遏捺教住,正如病人寒中陰藏,其毒彌甚,而孔子何以云「可以為難」耶?   「可以為難」,明非容易事。子之言仁,曰「為之難」,又曰「先難」,難亦求仁者事也。且人之情才,不甚相遠。業已有「克、伐、怨、欲」矣,一事忍之,他事不能,一日忍之,他日不能,如善飲人終不免醉。使終日懷挾四者於心,而禁之一絲不露,恐盡天下,通古今,無此強力之人也。明乎此,則知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」,即是克己。即或當念未嘗不動,而從事於非幾將構之際,以力用其遏抑,而不能純熟淨盡,則學者之始事,固無不然者。先儒言克己之功,云「難克處克將去」,正此謂也。亦安得以強制病之哉?   乃朱子抑有「合下連根剷去」之說,則尤愚所深疑。合下不合下,連根不連根,正釋氏所謂「折服現行煩惱」、「斷盡根本煩惱」之別爾。欲得一刀兩斷,當下冰釋,除用釋氏 「白骨微塵觀」法。無已,則亦所謂「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」而已極矣。聖學中原不作此商量。   乃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」,既即為克己,而子曰「仁則吾不知」,此固大疑之歸也。雖然,無容疑。子之言仁,曰「克己復禮為仁」,初不徒言克己;抑曰「能行五者于天下 」,初不徒言不行不仁。以體言之,則有所復也,而乃以克所克;克所克矣,而尤必復所復。以用言之,則其所不當行者不行,尤必其所當行者行之也。   蓋必使吾心之仁泛應曲當於天下而無所滯,天下事物之理秩然咸有天則于靜存之中而無所缺,然後仁之全體大用以賅存焉。故存養與省察交修,而存養為主,行天理於人欲之內,而欲皆從理,然後仁德歸焉。   故子之言克己,曰「非禮勿視,非禮勿聽,非禮勿言,非禮勿動」,奉一禮以為則。其為禮也,既視、聽、言、動之所必繇;而其勿視、勿聽、勿言、勿動者,一取則于禮以定其非。則克己以復禮,而實秉禮以克己也,不辨之己而辨之禮。   故繇其成而觀之,則克、伐、怨、欲固不行矣;繇其致功之實而考之,則不僅克、伐、怨、欲之不行,亦不僅己私之克,而清虛澹泊於人欲已也。從不仁者而反觀之,則但其克己之無餘;若從其為仁也而體察之,則固有所復之禮,靜與立而動與行,非但克己而畢也。今曰「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」,則是徒於己致克,而未講夫復禮之功,惡知其中存者之禮與非禮哉?   禮之中無己,而己之外非即是禮。故「居處恭」,必其恭也,非但不慢而已也;「執事敬」,必其敬也,非但不肆而已也;「與人忠」,必其忠也,非但不詐而已也。天理充周,原不與人慾相為對壘。理至處,則欲無非理。欲盡處,理尚不得流行,如鑿池而無水,其不足以畜魚者與無池同;病已療而食不給,則不死於病而死於餒。故曰「仁則吾不知也」。此聖學、異端之大界,不可或為假借者也。 三   胡氏以「無愧怍而真有得」論「貧而無怨」者,真體驗語。知必此而後無怨,則無怨之勝無諂也,明矣。   蓋人處貧而怨,非必不甘貧也。凡怨之起,必因人情有可怨之端而後怨焉。而天下之加非分於我者,則唯貧嬰之。不但橫逆之施,畏用之富而偏用之貧;且在我既貧,則其所致於人者,即人所應得於我者而亦不能致之,於是人固疑我之驕吝刻薄,而因以不愜於我。我乃反而自思,凡吾所不滿於人者,非有他故,而特以貧。貧固遇之窮也,而何不相諒以遇之窮,而相求于無已哉?此其為怨,即甘貧而不動心於富貴者,亦不免矣。   然人之以貧故責我,其所責者以貧也;而我之所以不滿於人者,若但以貧故而他無不盡,則雖橫逆之施,自可安受之而無挍於物矣。何也?以人之責我以貧,曲自在彼,而無待我怨也。此所謂無愧怍而不怨也。如其不然,則此事之啟釁也但以貧故,而我居平之所自立與自他之接物者,或以利,或以欲,乃于彼則屈己以徇物,於此則稱有無以徑行;則人之非分責我也,在彼亦持之有故,而在我則但據此事之曲直以歸其咎于貧,於是乎匿其所詘,標其所伸,以與天下爭而怨熾矣。   故知非終身之行不愧天、不怍人者,固不能受物之笑罵欺陵而甘之也。若無諂者,則茍可以勝一時之食淡衣粗,極至于忍饑耐寒,而優為之矣;不必終身所為,屋漏所覺,皆順天理而無邪僻也。何得易言無怨哉!   自修身而言,則言必中倫,行必中慮,而愧怍免矣。自所以修身者而言,則非有得於斯道者,固不能必其行之無愧怍也。此以推其制行之原,必本之心得以為躬行,則幾與「不改其樂」者同矣。   雙峰易夫子之所難,而以與「富而無驕」並言,謂與無諂者同科。不知經傳之文,淺深各 致,初不可以例求。蓋無諂與樂,相去自遠,貧而樂者,固不可以諂不諂論;若富而好禮,則亦就無驕者而深言之耳。故無諂與樂之中,更有無怨之一位;而無驕之與好禮中閑,更不容著一位次也。貧境逆,故屢進而後極其至。富境順,則繇無驕以好禮,亦直截而易幾。通於身世之故,而反求之身心,當自知之。 四   自荀、孟有貴王賤伯之說,儒者遂為已甚之論,雖折衷以聖人之言而猶未定也。子曰 「齊桓公正而不譎」,既已以正許之矣,而朱子猶曰「心皆不正」。夫舍心而言正,則聖人豈但正以其跡哉?如以跡,則宋襄「不重傷、禽二毛,不鼓不成列」,亦可許之正矣,而況于晉文?臧武仲之要君,微生高之不直,亦唯其心爾。則聖人之不略心而言跡,審矣。   孟子曰「以力假仁者伯」,又云「五伯,假之也」,凡此皆統論五伯之詞,而要未可以定齊桓。何以知之?即以夫子許以正者知之也。若王則必貴之,伯則必賤之,凡言伯者無不賤,因而小伯者之事功,而以王業之成為湯、武之所可貴,此又非已。   浸使孔子而當齊桓之時,居齊桓之位,必且如湯、武乎?抑且如齊桓邪?放伐之事,既夫子之所靳言。若夫文王,則其伐密伐崇,三分有二,相率以修職貢者,亦大略與齊桓同。其所異者,則文王遇兇暴之主,而桓之時,主非紂爾。主非紂,則固可奉天子而不當摟諸侯,凡有所為,必請命而行。乃桓主雖非紂,而陷溺昏庸之惠王,其不足與為善,一也。楚,夷也,亢王之罪人也,而陽使王世子為首止之會,陰召鄭伯,欲撫之以從楚,是尚足請命而行乎?其王國之臣,雖非崇侯、惡來等也,而宰孔、齊盟于葵丘,口血未乾,已陰使晉背齊,而不恤五禁之申。使桓一一而受命,其可哉?若云君不君,臣不可以不臣,此卿大夫之義,而不可通於諸侯。文王而唯紂命是聽,伐崇之役,又豈紂所樂從耶?以斯知不請命之未足為桓責也。   乃桓之不能望文王者,以夫子之言考之,于文王曰「至德」,于桓公曰「正而不譎」 ,其相去已遠矣。夫正亦德也,而其去德之至者,其差猶甚。蓋德無不正,而正不足以盡德之什一。故易屢言「貞兇」。貞者,正而固也。正而能固,乃足以幹事,而兇或隨之。則正者德之郛郭,而不足以與其精蘊,明矣。故曰「正而不譎」,則已知其于治道之大端不失而已疏也。   君子之以其道應天下之事者,初不恃一正而無憂。是故義必精,仁必熟,聰明睿知而必神武之不殺,然後盡天德、王道之微,而非孤奉名義之可以裁物而止,斯文王之所以為「 文」也。   桓公則唯其所秉者正,遂奉一正以急正夫物,是以隘不可大,迫不可久,身沒而周即內亂,楚即干盟,嗣子即失伯而陵夷。然亦唯其秉正以行,而不屈計成敗,是以詐謀不行而未流於邪。   若晉文之譎而不正,則委曲以赴事幾,而其為謀之深,反有密到于齊桓者,是以世主夏盟,而楚不能與爭。   蓋凡不能體天德以備王道,而亦足以建功業者,恒有二途,而得失各因之:其守正以行者,恒患其粗疏,而無以致遠行久。密謀曲計者,可以持天下之成敗,而人心風俗,亦繇以壞。功之遲速,效之淺深,莫不各肖其量也。故齊桓圖伯三十年而後成,而晉文得之於五年之中;齊不再世,而晉以久長。乃其假仁義,尚詐利,如荀、孟、董、賈所譏,則皆晉文之所為,而非桓之過也。   故以桓之大事論之:使桓必欲得天子之歡心,挾持以令天下,則必不違惠王偏愛子帶之心而開隙于王與宰孔,抑將為王立帶而周之君唯桓是聽矣;然而桓不為也,正也。莒,奉桓者也;魯,桓之仇也;哀姜,桓娣也。終莊公之世,魯未嘗為齊下,哀姜托于莒以壞魯。桓黨莒挾娣以多求于仇之魯,可以得志;而桓終討哀姜,定魯難,而不徇莒之請。若此者,皆所謂皎然揭日月而行,內求自正,外以正人,而不區區于求成求可者矣。斯豈三代以下唐宗、宋祖之所能及哉?   「正而不譎」,跡之正,亦唯其心之無邪也。唯其正,是以不譎。唯其不譎,是以謀不深而功易敗。唯其不譎,是以不致壞人心而蠱風俗。乃唯其止於正而不至於德,是以功不可大,而業不可久。以此論桓,聖人之意見矣。何事過為已甚,與聖言背馳哉? 五   德為體,功為用。天下無無用之體,無無體之用。使不必有是德而有是功,聖賢亦何事為此規規者耶?茍無其德,則雖彷彿以圖其功,而去之愈遠。桓公九合諸侯,不以兵車,而子曰「管仲之力也」。夫曰「力」,則其所以能勝此者,其本領不可昧矣。慶源但以「不假威力,無所殺傷」稱其功之大,豈仲才一進不以兵車之謀而徼成其功,夫子遂以亟稱其仁耶?宋襄公亦嘗以乘車會諸侯矣,而適為楚人之擒,則知無其力者,雖以兵車而且不勝任,況不以哉?周公東征,斧破斨缺,斯亦豈必廢兵,而其所以仁覆天下者,則在有「四國是皇 」之力也。   德者,得於心也。得於心者有本,則其舉天下也,任無不勝。春秋之時,諸侯之不相信而唯兵是恃者,已極矣。「不以兵車」,而能志喻信孚于諸侯,便有合天下為一體,疴癢相知,彼此相忘之氣象。此非得於心者有仁之實,而能任此而無憂其不濟乎?   力者,仁之力也。其所為講信修睦于天下,惇信明義於國中,而以全乎「愛之理」為 「心之德」者,固非虛枵襲取之仁,明矣。世所傳管子書,言多詭雜,蓋後人之贗作。而仲之言見於春秋傳者,曰「戎狄豺狼,不可厭也;諸夏親匿,不可棄也」;曰「招攜以禮,懷遠以德;德禮不易,無人不懷」;曰「子父不奸之謂禮,守命共時之謂信」。體道已實,而執德已固,於此驗矣。故君子稱之曰「豈弟君子,神所勞矣」。斯非正誼明道而不謀利計功之實哉?而必曰管仲無其德,何也?   孟子之譏仲,以救時也。無仲之力,而襲仲之跡,則趨入于功利而不仁,非仲之過也。孟子以仲伯而不王,鄙其功烈之卑,亦初不言其心術之不正。而宋儒以詭遇獲禽擬之,終為深文中人,而非論之正。諸子之論,折衷于聖人。聖人難言仁而以許仲,又何必吹毛求疵而後快哉! 六   程子謂王圭、魏徵害於義,功不足贖;朱子則謂王、魏功罪不相掩。如實求之,程子之言,自為精允。   夫子不辨管、召之不宜黨弟以爭國,想來初不以此寬仲而鄙忽。蓋齊之難,起于襄公之見弒,則為襄公之子者,俱有可反國以存宗社之義,非國家無事,長幼有定序,而糾故作逆謀以爭兄位也。   桓公與糾皆避難而出,彼此不相通謀。雍廩既殺無知,齊人亟于得主,從魯受盟,而春秋書曰「公及齊大夫盟于蔇」。言「大夫」者,眾詞也。桓之自莒來也,在盟蔇之後,故春秋于盟蔇無貶魯之文,而但譏其納糾。當其始時,齊大夫且不知小白之存亡,而況為管、召者,亦安得舍現在可奉先君之子,而遠求其兄于不可知之域哉?迨其後,桓公已自莒返,而魯與召忽輩乃猶挾糾以爭,斯則過也。先君之賊已討,國已有君,而猶稱兵以向國,此則全副私慾小忿,護其愆而僥倖富貴,以賈無益之勇,故曰「匹夫匹婦之為諒」。   若王、魏之於建成,則兄弟當父在之日而構大難,俱為不仁不義;而建成則高祖所立之冢嗣也,已受父命而正大位,非糾比矣。王、魏受命于高祖為宮僚,則義不容於不死。又況夫子之稱管仲,曰「微管仲,吾其被髮左衽矣!」向令唐無王、魏,天下豈遂淪胥乎?   管仲是周室衰微后斯世斯民一大關係人。王圭既無赫赫之稱,即如征者,特粉飾太平一諫臣耳。有太宗為君,房、杜為相,雖無王、魏,唐自晏然,其視管仲之有無,遠矣。管仲不死請囚之時,胸中已安排下一個「一匡天下」底規模,只須此身不死,得中材之主而無不可為。魏徵不死之時,有何把柄?幸逢納牖之主,遇事有言,遂見忠效;倘遇愎忌之君,則更無可自見矣。管仲是仁者,仁之道大,不得以諒不諒論之。魏徵所欲為者,忠臣也。忠則不欺其君者也。不欺生君而欺死君,口舌之功,安足以贖中心之慝!故朱子之寬假王、魏,不如程子之明允。而管仲、魏徵之得失,不僅在子糾幼而建成長也。 七   「思不出其位」,只如集註自當。看聖賢言句,卻須還他本色,無事攀緣求妙。此處原是說思,與先儒所言「主一為存心之功」不同。黃勉齋早已鶻突,云「當食則思食,當寢則思寢」,直不成義理。使人終日之閑言行居止,截分千百段,立之疆界,則無論氣脈閑斷,不成規模,且待事至而後思,則思之力亦不給矣。   夫所謂思食思寢者,思其理乎?則理之當豫立,而不待事至以困跲也,固也。若云心在是而以應其事之謂思,則夫寢食者,亦何所容其思?豈將以求安求飽耶?夫子不食不寢以思,然則當食當寢,而所未睹未聞之事理為君子之所經綸者,多矣。   知此,則唯南軒「時、地」之說為得之。然所謂地者,亦自有分地者而言也。所謂時者,亦自時有所任而言也。出位以思,則適以弛時、地中之當思者耳。若為君而不思臣道,則何以知人而任之?為臣而不思君道,則何以引君當道而格其非?易言「不獲其身,不見其人」,亦但謂內不顧己私,外不求人之知我助我而已。若拘分時地,而置天下古今之理于不思,則豈君子之學哉!故此「位」字,必如范氏之以職言而後顯。徒為深妙,則不陷入釋氏 「行住坐臥」之說者,鮮矣。 八   「過」字,唯朱子引易小過象傳之言為當。雙峰、厚齋乃謂欲使行過其言,因而有「 說七分而行十分」之鄙論。使然,則「善言德行」者之行為倍難,而期期艾艾之夫,茍欲自過其言,亦甚易矣。   雙峰錯處,只煞將中庸、過、不及,作一塊疑團,遂爾周章遮避。今求行之過者,至於不憚死而止矣。乃匹夫匹婦之自經,疑若過也,要其實,大概是下梢頭,氣蕭索而神昏瞀,收煞不下,無已而為此耳。若仁人之殺身成仁,崢嶸猛烈,則唯其過也,是以仁也。故成仁者,亦僅免於不及,而匹夫匹婦之非能過也。夫至於死而且多失之不及,而不患其過,而況其力之所得為與事之所當盡者哉?   朱子于「恥」下一「意」字,于「過」下一「欲」字,貼補有實味。當其慎言敏行之心,必如此而後得耳。及至言之已出,則危論昌談,固不嚅嚅囁囁,如易之所謂「其辭慚」 者;行之已成,則亦恰與理及,而又未嘗過也。盡古今人,無有能過其行者,而亦何必以太過為防! 九   鮑焦、申屠狄似過矣,乃過於求人,而不能過於求己。君子之過其行,求己者也。「 小人求諸人」,求諸人者,皆小人之屬。故焦、狄之死,直與匹夫匹婦之自經等。匹夫匹婦之自經,有不因怨忿於人而決裂者乎?於己之不及,不肯自求者多矣。 十   微生畝,看來亦老、莊之徒。老子曰「善者不辨,辨者不善」,又曰「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」。他看得道理直恁高峻,才近人情,即虧道體。故莊子以臚傳發冢為儒誚。自家識得,更不須細碎與人說,一有辨論,則是非失其固然而為佞矣。其意只直待解人自會。若人之不能「相視而笑,莫逆於心」者,則置之可也。   即此是他固執不通處。將者道理,死拏定作一處,而視天下無可喻者。其離人以立於獨,既已賤視生人之同得,而刪抹半截道理,孤尋向上去,直將現前充塞之全體、大用,一概以是非之無定而割之。故其言曰:「子之依依然與不知者言道,而刪定述作,以辨是非於不已,則無有以是為非,以非為是,而徒資口給者乎?」熟繹本文,意自如此。新安以立身待人言之,亦謂此也。   雙峰但從仕隱上說,于畝語中作一曲折,云「丘何為是棲棲者與!夫棲棲者必佞,而無乃為佞乎!」殊失本文之旨。而子曰「非敢為佞也,疾固也」,則以辨其務通理而非亂是非,其言正相登折。如雙峰解之,則此二語亦多捍格。集註記微生為隱者,則以名不見於史策,而釋其為人之生平,初非謂其欲率孔子以隱也。 一一   「不怨天,不尤人」,如何「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」?此處最難見得。故朱子又有「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,則又有非人之所及知者」一解。乃此語不可混看。「及其上達 」,自言上達之所至;「與天為一」,則以贊不怨不尤之妙也。   不怨不尤,非忘情之謂。集註「反己自修」,是順夫子之言,那下著實說。「與天為一」,則推夫子之言而觀其深。「反己自修」者,下言之也。「與天為一」,上言之也。上下分,而合轍者一也。非聖人之始而「反己自修」,繼而「與天為一」也。「反己自修」,其用功與學者等,而反聖人之己,修聖人之修,則有「與天為一」之實焉。   胡氏春秋傳云「于土皆安而無所避也,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」,只此是「反己自修」 ,只此是「與天合一」。若未及於聖人者,反己而未盡己之量,自修而未造修之極,有所偏見獨得,則必有所獨是;有所獨是,則有所獨非;有私是非,則有私得失。天下之故萬變,撞他學術不著,而無餘地以自處,則怨尤之所必起。藉令不怨不尤焉,而其所以自命者失矣。如屈原不作離騷,其忠孝亦無以自顯。以此求之,夷、惠、孟子,俱所未免。「反己自修 」而「與天為一」,即以「與天為一」者「反己自修」,非孔子無此大用,亦無此全體也。則固夫人思慮之所不至矣。   今舉一端而言:如春秋一書,本孔子不得志於時之所作,後人讀之,不敢不以為大經大法之宗,乃至亂臣賊子亦知懼焉。然求其疾惡憂亂之跡,慷慨動人于百世之下者,固不若屈氏之騷也。是以游、夏不能贊一辭,而後之傳經者,且合且離,而無以見聖人之情。其體備於己,而上合天載者,世莫知也。聖人之言行,何一而不如此哉!   即此以思,豈不與天之生殺不以喜怒者一理。若雷動、風入,晴云、甘雨,則六子之用,有所欣而有所拒,感人固深,而要非易簡之大德;唯其有獨至,是以有獨違也。嗚呼,微矣! 一二   只下學處有聖功在,到上達卻用力不得。故朱子云「下學而不能上達者,只緣下學得不是當」。此說最分明。乃朱子抑有「忽然上達」之語,則愚所未安。若立個時節因緣,作迷悟關頭,則已入釋氏窠臼。朱子于大學補傳,亦云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」,「一旦」二字亦下得驟。想朱子生平,或有此一日,要未可以為據也。   孟子曰「是集義所生者」,一「生」字較精切不妄。循循者日生而已,豁然貫通,固不可為期也。曰「一旦」,則自知其期矣。自知為貫通之「一旦」,恐此「一旦」者,未即合轍。「下學而上達」,一「而」字說得順易從容。云「一旦」,云「忽然」,則有極難極速之意,且如懸之解,而不謂之達矣。   「忽然上達」,既與下學打作兩片,上達以後,便可一切無事,正釋氏「磚子敲門,門忽開而磚無用」之旨。釋氏以頓滅為悟,故其教有然者。聖人「反己自修」而「與天為一 」,步步是實,盈科而進,豈其然哉!故曰天積眾陽以自剛,天之不已,聖人之純也。「發憤忘食,樂以忘憂,不知老之將至」,聖人之上達,不得一旦忽然也,明矣。 一三   朱子「也不須揀」一語,包括甚富。下文說「不是揀大底理會」,則亦偏指一端之不須揀者也。   學者之病,急於大而忘其小者固多,乃亦有于下見下,而不于上見下者,則亦未足以盡下學之量。如「坐如尸,立如齊」,此中便有「無不敬,儼若思」全副道理,達上「聖敬日躋」去,及早便須知得。然則人之所見為極難極大者,亦不撇下,待之他日,而且就其易知易得者埋頭做去也。即此是下學,即此是「先難」。以其但為下學,若不足以上達,卻須與一倍體認,到浹洽融貫處,即此是「先難」工夫。朱子抑云「撞著便與理會」一語,極好。有始有卒,不可分為兩截也,何揀之有! 一四   聖人有聖人之不怨尤,賢人有賢人之不怨尤;乃至天資淡泊和緩者,亦自有其不怨尤。居德既別,當境亦異。若疑其不待聖人而能,則總是未見聖人階級在。如朱氏可傳所云,此「聖人自道之辭」,素位之君子亦能之,則又何以云「知我者其天」也?   今且以當境言之。夫子攝行相事,乃至化成俗易,郈、費已墮,男女別涂,一旦舍之而去齊,乃斯道興衰、天下治亂、生民生死之一大關,卻更有反己自修、安土合天之道以處此。是豈尋常「寵辱不驚」者可得施其恬淡之雅量哉?而奈何其易言之! 一五   「避地」以下,三言「其次」,以優劣論固不可,然云「其次」,則固必有次第差等矣。程子以為所遇不同。乃如夫子之時,天下之無道甚矣,豈猶有可不避之地哉?而聖人何以僅避言、色也?蓋所云「次」者,就避之淺深而言也。「避世」,避之尤者也;「避地」 以降,漸不欲避者也,志益平而心益苦矣。 一六   磬之為聲,古人以為樂節,故詩云「依我磬聲」。其為響也,戛然而已,如後世之用拍板然,非有餘韻可寫深長之思,若琴瑟笙簫之足以傳心也。荷蕢者雖達樂理,亦何能以此而見聖人之志哉?   磬無獨擊,必與眾樂俱作。子擊磬于衛者,蓋與弟子修習雅樂,緣磬為樂節,夫子自擊之,故專言擊磬。荷蕢以謂禮樂者,先王治定功成以和神人者也,明王不作,禮樂固不興矣,而猶修習此應世之文焉,則志雖深而不達於時矣。集註之說深妙,而不稱其實。 一七   但不忘天下,亦不可謂之難。集註「聖人心同天地」一段,是因此以贊聖人語,非實指出難處。故云「且言人之出處,若但如此,則亦無難」。「 且言」二字轉入本解。   慶源云「因時卷舒,與道訊息」,所謂「唯深也,故能通天下之志」;又云「濟世之用,其出無窮」,所謂「唯幾也,故能成天下之務」。只此是實見得聖人難處。雙峰但言知,新安但言心,俱未達聖意。知出處之不可偏,是見處自然見得大;心不能忘世而不隱,也是索性做去;聖人不以此二者為難也。 衛靈公篇 一   「吾道一以貫之」,「之」字所指,包括周遍。「予一以貫之」,「之」字所指,則子貢所疑為「多學而識之」者也。於此有別,故集註曰「彼以行言,而此以知言」。若云「 一」云「貫」,則未嘗有異,故集註云「說見第四篇」。以實求之,此所云「貫」,以言知,而未該夫行;若「吾道一以貫之」,則言行,而豈遺夫知哉?使遺夫知,則所知者亦夫子之道也,而彼所云「一」,「一」外更有「一」;彼所云「貫」,有所「貫」而有所不「貫」 矣。   凡知者或未能行,而行者則無不知。且知行二義,有時相為對待,有時不相為對待。如「明明德」者,行之極也,而其功以格物、致知為先焉。是故知有不統行,而行必統知也。故「吾道一以貫之」者,並子貢所疑為「多學而識之」者而亦貫也。   然則「予一以貫之」者,亦可受貫于忠恕乎?此讀書者之所必疑也。雖然,惡在其非忠恕耶?謝氏曰:「『予一以貫之。』『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,至矣!』」夫所謂「上天之載」者:其于天,則誠也,「其為物不貳,而生物不測」者也,是即所謂「維天之命,於穆不已」,「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」者也;其於人,則誠之者也,「篤恭而天下平」也,是即所謂「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」者也。乃於行見此易,而於知見此則難,故疑一以貫乎所知之理者,不可以忠恕言也。嗚呼!茍非知聖學之津涘者,固不足以知之。然唯不知此,則不得不疑為「多學而識之」矣。藉令不此之疑,則又以為神靈天縱,而智睿不繇心思,則其荒唐迂誕,率天下以廢學聖之功,其愈為邪說淫詞之歸矣! 二   「予一以貫之」,亦非不可以曾子「忠恕」之旨通之。此非知德者不足以與於斯,先儒之所重言,而愚何敢言。雖然,其無已言之。忠,盡己也;恕,推己也。盡己之理而忠,則以貫天下之理;推己之情而恕,則以貫天下之情。推其所盡之己而忠恕,則天下之情理無不貫也。斯「一以貫之」矣。   夫聖人之所知者,豈果有如俗儒所傳「萍實」、「商羊」,在情理之表者哉?亦物之理無不明、物之情無不得之謂也,得理以達情而即情以通理之謂也。如是而古今之遠,四海之大,倫常禮法之賾,人官物曲之繁,無不皆備於我矣。   所以「皆備」者何也?理在心,而心盡則理盡也;情沿性,而知性則知情也;理之不爽,情之不遠,於己取之而皆備矣。己之理盡,則可以達天下之情;己之情推,則遂以通天下之理。故盡之以其理,推之以其情,學者之所以格物致知也,學者之忠恕也。理盡而情即通,情不待推而理已喻,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也,聖人之忠恕也。   天下之事,無不依理而起;天下之物,無不如情而生。誠有其理,故誠有其事;誠有其情,故誠有其物。事物萬有者,乾道之變化;理情一致者,性命之各正。此「上天之載,無聲無臭」而「生物不測」,皆示人以易知者也,天道之忠恕也。   故烏吾知其黑,鵠吾知其白,繭吾知其可絲,稼吾知其可粒,天道以恒而無不忠,以充滿發見于兩閑,推之無吝、如之不妄而無不恕。聖人以此貫事物之情理,學焉而即知,識焉而不忘,非所學、非所識者,即以折衷之而不惑;祖述、憲章,以大本生達道,而敦化者自有其川流。以要言之,一誠而已矣。誠者天之道也,物之終始也,大明終始而無不知也。嗚呼!過此以往,則固不可以言傳矣。 三   或問中「語子貢一貫之理」一段,中閑駁雜特甚。朱子曰「此說亦善」,取其「不躐等」數語,為學有津涘耳。乃其曰「一體該攝乎萬殊」,則固然矣;抑曰「萬殊還歸乎一原 」,則聖賢之道,從無此顛倒也。周易及太極圖說、西銘等篇,一件大界限,正在此分別。此語一倒,縱復盡心力而為之,愈陷異端。愚於此辨之詳矣。   又曰「聖人生知,固不待多學而識」,則愚所謂荒唐迂誕之邪說也。   又曰「學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,主敬力行以反諸約,及夫積累既久,豁然貫通,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,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」,此雖與大學補傳相似,而揆之聖言,則既背戾;且其言亦有自相剌謬而不知者。朱門諸子,用一死印板,摹朱子語作生活,其于朱子之微言且不得達,況聖人之旨耶!   子曰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」,又曰「予一以貫之」,凡兩言「以」。「以」者用也,謂聖功之所自成,而非以言乎聖功之已成也。然則夫子自志學以來,即從事於「一以貫之」,而非其用功在多,得悟在一也。若云「向之多學而得者,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」,則夫子之能「一以貫」者,其得力正在「多學而識」,子貢之所曰「然」者,正有以見聖功之本原,而何以云「非也」?則揆之聖言,豈不為背戾耶?   其云「格物窮理以致其博,主敬力行以反諸約」,固與夫子博文、約禮之訓相為符合,乃既云「主敬力行以反諸約」,又云「積累既久,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」,則敬既為主矣,於此之外而別有一本以待他日之知,是始之一本,而既之又一本也。此所謂自相剌謬者也。   繇此問者初不知有何者為一,妄億他日且有□力地光明、芥子納須彌、粒粟藏世界之境,而姑從繁重以求之。子貢之疑,初不如是,子且急斥之曰「非也」,況其以學識為敲門磚子者哉?   天地之道,所性之德,即凡可學可識者,皆一也。故朱子曰「天下之物,莫不有理」 。理一而物備焉,豈一物一理,打破方通也哉?   程子自讀史,一字不遺,見人讀史,則斥為「玩物喪志」。「玩物喪志」者,以學識為學識,而俟一貫於他日者也。若程子之讀史,則一以貫乎所學所識也。若不會向「一以貫之」上求入處,則學識徒為玩物。古人之學,日新有得,必如以前半截學識,後半截一貫,用功在學識,而取效在一貫,是顏子早年不應有「亦足以發」之幾,而夫子在志學之年,且應不察本原,貿貿然求之,而未知所歸也。   無已,則曰,彼所言者,乃為初學言耳。然學者之始事,固無能貫之力,而要不可昧於一之理。「明則誠」者,聖人之德也。「誠則明」者,君子之功也。故彼所謂「主敬力行以反於約」者,即初學入德之「一以貫之」也。子固曰「予一以貫之」,而不曰「予既已能貫之於一」也,則聖固以為功焉,而非豁然貫通之速效矣。   故博文、約禮,並致為功。方博而即方約,方文而即方禮;于文見禮,而以禮徵文。禮者,天理自然之則也。約而反身求之,以盡己之理,而推己之情,則天理自然之則著焉。故大學修身、正心、誠意、致知、格物,初不以前日為之之謂先,後日為之之謂后,而必以明德為本,知止為始,非姑從事於末而幾弋獲其本也。   乃既曰「反諸約」,又曰「然後知其一本而不二」,若反約之日,猶將迷於一本者然。足以知發此問者,不知何者為一,而妄億有單傳末後之句,得之於「言語道斷、心行路絕 」之日,則豈不誣哉!   若其功之淺深,幾之生熟,固必有之。其為聖人也,而後篤實光輝,以知則耳順,以行則從欲。其未至者,多有捍格不合之處。然其不合者,亦非不可必合;積誠于會通之觀,典禮之行,而「誠則明」矣。非當其未之能貫,則姑「不得於言,勿求於心」,且埋頭瞎撞,依樣循持而不求其故。然則為朱、陸之辨者,始終原自異致,正不前半修考亭之功,後半期鵝湖之效,遂可傲陸氏而自立門戶。必如此說,則鵝湖且得以格物窮理為敲門磚子傲人矣。   子夏「先傳后倦」之說,其失正在此。自非聖人,固不能有始而即有卒,而方其始不知所卒,則亦適越而北轅,又奚可哉!   孟子曰:「博學而詳說之,將以反說約也。」其云「將以」者,言將此以說約也,非今之姑為博且詳,以為他日說約之資也。約者博之約,而博者約之博。故將以反說夫約,於是乎博學而詳說之,凡其為博且詳者,皆為約致其功也。若不以說約故博學而詳說之,則其博其詳,假道謬涂而深勞反覆,果何為哉!此優孟衣冠與說鈴、書廚之士,與聖賢同其學識,而無理以為之則,無情以為之準,所以祗成其俗儒,而以希頓悟之一旦,幾何而不為裴休、楊億之歸哉!聖學隱,大義乖,亦可閔已! 四   雙峰云「德與道不同」,一語甚是斬截。顧下文云云,又不足以發明其意。集註云「 義理之得於己者」七字,包括周至。雙峰似於「得於己」上,添一既字,如雲「義理之行焉而既有得者」。   慶源亦坐此誤,故曰「不徒以知為尚,要在實有諸己」。使然,則當云「有德者鮮」 ,不當云「知」,以有則未有不知者也。乃不可云「有德者鮮」,以人茍有志於道而從事於學,則豈窮年之不能有一德哉?如子路勇於行,其所行者,豈皆彷彿依傍,心所不得主而強行之者乎?而夫子胡為輕絕人而遽謂其「鮮」?以實求之,雙峰於此「德」字,未得曉了;其于集註「得於己」三字,亦未知其意味。   德者,得也。有得於天者,性之得也;有得於人者,學之得也。學之得者,知道而力行之,則亦可得之為德矣。性之得者,非靜存動察以見天地之心者,不足與於斯也。故不知德者,未嘗無德,而其為德也,所謂弋獲也,從道而得者也。唯知德者,則灼見夫所性之中,知、仁、勇之本體,自足以行天下之達道;而非緣道在天下,其名其法在所必行,因行之而生其心也。   天下之大本者,性之德也;發而中節者,天下之道也。于天下見道者,如子路固優為之;于吾心見德者,非達天德者不能。從道而生德,可云有得,不可云知德。其所已得則自喻,其所未行則不知。從德以凝道,則行焉而道無不行,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。未行焉而固有得於己,則以其得於己者行之,乃以「泛應曲當而渾然一理」也。   此其為功,靜存為主,動察為輔。動察者,以復見天地之心;靜存者,以反身而誠,萬物皆備;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,我之所得於天,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,經綸條理,粲然現前而無有妄矣。元亨利貞,天之德也。仁義禮知,人之德也。「君子行此四德者」,則以與天合德,而道行乎其閑矣。此子路未入之室,抑顏子之「欲從末繇」者也,故曰「知德者鮮」 。 五   三代以上,與後世不同,大經大法,皆所未備,故一帝王出,則必有所創作,以前民用。易傳、世本、史記備記之矣。其聰明睿知,茍不足以有為,則不能以治著。唯舜承堯,而又得賢,則時所當爲者,堯已為之,其臣又能為之損益而緣飾之;舜且必欲有所改創,以與前聖擬功,則反以累道而傷物。舜之「無為」,與孔子之「不作」同,因時而利用之以集其成也。集註云「既無所為」,自是此意。小注以巡守、封浚、舉元愷、誅四兇為疑,而朱子言踐位以後並不為此,則以不言不動、因仍縱弛為無為,此老氏之旨,而非聖人之治矣。   「恭己」者,修德於己也。「正南面」者,施治於民也。此皆君道之常,不可謂之有為。然則巡守、封浚、舉賢、誅兇,自是「正南面」之事,夫子固已大綱言之,而讀書者不察耳。   集註謂「恭己為敬德之容」,乃未能識一「己」字。身心言行皆己也,豈徒貌哉?且夫子去舜千餘載,當時史冊雖存,亦必無繪其容貌以寫盛德之理,則夫子亦惡從而知之?史稱漢成帝「穆穆皇皇」,班氏所以刺也。其大者不言,而但言其小者,必其大者不足道也。敬但在容,而敬亦末矣。   「南面」,出治之所也。「正」云者,所謂以其正而正人之不正也。後人蒙注不察,連「恭己」為文,亦若端坐于上,如泥塑神像之為「正南面」者,然則甚矣其陋也。   唯以創作言「為」,斯與集註「紹堯」「得人」意相承貫。雙峰分兩節說,是紹堯、得人為贅設矣。集註云「聖人德盛而民化」,則以釋經文一「治」字,非為「無為」言也。此是聖人與老、莊大分判處,不可朦朧叛去。集註唯「敬德之容」四字有礙,其他自正,為後來諸儒所爚亂,為害不細。 六   堯命羲、和迎日以作歷,舜則「在璇璣、玉衡,以齊七政」。在者,因固有之器而察之也。然則璣、衡亦堯所作,而舜特加之察爾。察即「正南面」之事,他皆放此。 七   朱子云「口裡如此說,驗之於事卻不如此,是不信也」,解猶未當。此卻是行不信言,非言之過。始終一致、內外一實曰信。昔如此說,今又不如此,心不如此,口中徒如此說,乃是言不信。 八   雙峰云「篤自篤,敬自敬」,得之。然以「凡事詳審不輕發」為篤,則又慎也,非篤也。慎亦敬之屬也。集註云:「篤,厚也。」厚者,不薄之謂,一如「民德歸厚」之厚。則篤亦與「君子篤于親」之篤義通。凡有所為,務厚至而不為刻薄浮輕之事曰篤。如此,方與敬並行而相成。行,兼執事、與人說。執事敬,敬也;與人忠,篤也。 九   朱子既云「常若有見」,又云「不成是有一塊物事,光輝輝在那裡」。既無物可見,則「常若有見」者又何見耶?潛室云「令自家實有者個道理鎮在眼前」。夫其曰「自家實有 」,則在中之謂矣。在中者,其可使在眼前乎?此與人不能自見其臟腑一理。   書曰:「顧諟天之明命。」天之為命,雖行於無聲無臭之中,而凡民物之化,治亂之幾,則未嘗不麗於形色,故言「常目在之」可也。自家所有之理,固將不假於物,而何以可使在目前耶?   此說既非,則當但云「念之[念]不忘 」,如朱子所謂「言必欲其忠信,行必欲其篤敬」可耳。乃欲者志願也,未能如此而欲之也。凡人之所欲者,非其即能見者也。其或見而後欲者,則見無權而欲乃有功。乃熟繹經文,必如此見之而後能行,則不但以欲為功,而得力在見矣,已能忠信篤敬而見為加密也。是則以 「必欲」為「常見」,義亦疏矣。   既非有諸內者之可見,又非但常欲之不忘而即得云見,宜夫求其實而不得,必將以為有一光輝輝物事在面前矣。此又釋氏「處處逢渠」之邪說,非聖教也。   夫所謂見者,見夫忠信篤敬也。此四者,與仁義禮知之固有於己者不侔。仁實有仁,不待有不仁者而後顯其仁;義、禮、知之不待不義、無禮、不知之相形而顯其有也,亦然。若夫忠,則待有不忠而後顯其忠,信與篤敬亦無不然者。是故仁義禮知,不以用之不顯而體亦隱。若夫忠信篤敬者,則必待言行而後有,且無不忠而即已忠,無不敬而即已敬,非別有體也。若仁,則無不仁未便是仁。是則欲于其未言、未行之際而在前在衡,實無物之可見也。   無物可見而「常若有見」,此不容不疑已。乃其必有可見者,則以忠信篤敬者,合乎人與事以生者也,是己與天下相為貫通之幾也。故忠信篤敬無體,而言行有體。即未言而有其可言之體,未行而有其可行之體,故言行之體無閑斷。夫未言而有言之體,未行而有行之體者,言行之體隱而人與事之受吾言行之體者不隱也。無體者不可見,而有體者可見。體隱者有時不見,而不隱者無時而不可見。   今夫或立,或在輿,未有言而未有行,然而盈吾目者,皆人與事之待吾言行者也。君子之慾忠信篤敬者,既不忘於心,而效于天下之動以為之則,故必有人焉,必有事焉,寓於目者無不有以察其理。茍有人也,茍有事也,則必有其必盡之實,必有其不可渝之故,必有其相恤而不容薄、相警而不容肆之情。理取之目前,而皆忠信篤敬用之所行,則皆忠信篤敬體之所著。斯所謂無須臾之離而「其則不遠」者也。   常若見之,而後吾之慾忠信、欲篤敬者,益以警覺其心而無可息矣。取精多而用物弘,則以言而忠信,以行而篤敬,道以豫而不窮矣。此集註「念念不忘」、「常若有見」之二義,相須而始盡也。   乃或疑夫人與事之目前,則以人事見其理矣;若其人事之未接,而君子之忠信篤敬其隱乎?此又無容疑也。   夫子之言此,以答子張之問行也,進論及言行之未出諸身者而已密矣。故曰「立」,曰「在輿」,而不及乎不睹不聞也;曰「忠信」,曰「篤敬」,而不及乎仁義禮知之德也。忠信篤敬者,動而善其幾也。仁義禮知者,固有乎靜以統動者也。其但為行言也,則因人之情、因事之理,而行其德于動也。其曰「參前」,曰「倚衡」者,是物來接己,而己往治物之介也。若夫人所不接,事所不及,則君子之存養夫所性之德以為忠信篤敬之本,則不但於行而見功;而以之言行,則嫌于動幾之未警。聖人之教,各有攸宜,固無所用其疑也。 十   仁義禮知,在天地之道為陰陽剛柔之體;忠信篤敬,在天地之道為化育。中庸立本、知化,分作兩項說,思之自見。   陰陽有定用,化育無定體,故陰陽可見,化育不可見。「體物而不可遺」,其不遺夫物者,未嘗成能於物之時,不可見也,須於物見之,須於物之不可遺者見之。如稻不得水則槁,此即可見。未言之忠信,未行之篤敬,須于所立之前、所駕行之衡邊,見不可不忠信、不可不篤敬之理。初時須隨在盡心觀察,亦與察言觀色相近。既則充滿目前,應接不暇矣。 一一   胡氏謂「有志之士,慷慨就死;成德之人,從容就死也」,此亦不可執。時當其不得從容,則仁人亦須索性著。若時合從容,志士亦豈必決裂哉?劉越石、顏清臣,皆志士也,到死時卻盡暇豫不迫。夫子直於此處看得志士、仁人合一,不當更為分別。近瞿、張二公殉難桂林,別山義形於色,稼軒言動音容不改其素,此又氣質之高明、沉潛固別,非二公之一為志士,一為仁人,可分優劣也。 一二   死生之際,下工夫不得,全在平日日用之閑,朱子此說,極好著眼。乃平日工夫,不問大小,皆欲即于義理之安,自君子之素履;要不為死生須分明,而固以彼養之也。仁人只是盡生理,卻不計較到死上去。即當殺身之時,一刻未死,則此一刻固生也,生須便有生理在。於此有求生之心,便害此刻之生理。故聖人原只言生,不言死;但不惜死以枉生,非以處置夫死也。   若於死上尋道理,須教如何死,此便是子路問死之意。子路唯想著求個好處死,如賣物不復問價。到底子路死之道則得,而失身仕輒,生之日已害仁矣。仁人必不將死作一件事,為之豫施料理,只此與釋氏所言「生死事大」者迥別。   至於志士,則平日未皆合義,特於君父大倫加倍分明;故一力只要奪日補天,到行不去處,轉折不得,則亦付之一死而已,亦初不于平日以死為志也。 一三   朱子引邵康節、吳氏引蔡西山說三正,俱於此「行夏之時」訓證不切。故後人胡亂只將三建作三正大題目。若然,則商、周之王者,止換下一個正月,有甚要緊?天運循環無端,不可為首,但略有取義,即與改易歲首,則秦之建亥,今回回家之建巳,亦無不可矣。   三正者,其本在曆元,而歲首其末也。歲首之建子、建丑、建寅者,以曆元之起於此三辰者異也。其法,以日月如合璧、五星如連珠,所起之次、七合之時為元,因以推步七政行躔之度,上推其始,而以下極其終。其說備于劉歆三統曆。古固迭用此法,夏則改堯、舜所用顓頊之地正,而覆上古之人正也。   夏曆曆元,甲寅歲,甲子月,先年仲冬。甲寅日,平旦冬至朔。商曆曆元,甲辰歲,乙丑月,先年季冬。甲辰日,雞鳴冬至朔。周曆曆元,甲子歲,甲子月,甲子日,夜半冬至朔。其算:積二人統為一地統,三人統為一天統,愈遠則疏,愈近則密。謂斗分歲差等。故夫子以夏曆之簡密為合天,于春秋譏日食之失朔,而此曰 「行夏之時」,不專謂歲首也。歲首之三建,因曆元而取其義,以歲配一元耳,于歷無大關係。 一四   「遠慮」「近憂」,朱子只用蘇注,已無餘義。蔡覺軒說「以時言,恐亦可通」,猶有慎疑之意。其云「如國家立一法度」云云,則與聖言相刺謬矣。   「人無」云者,為恒人言,既非有國家者之詞。且即在國家立法,也只要與天下宜之,而道之不易者,自可以傳子孫,俟后聖。若隨事計慮將去,如何得久遠無弊,則事故之變,雖聖人有所不知;而於未變防變,則即其所防者為近憂矣。秦之愚黔首,宋之釋兵權是已。   「君子創業垂統,為可繼也。」可繼者,必有待于繼之者。「若夫成功,則天也」,而何能為之慮哉?雙峰不審,而曰「慮不及千百年之遠,則患在旦夕之近矣」。一人一事而慮及千百年,則夫子當藏書于秦火不及之地矣。況凡人之慮,只為算計到底,故利謀深而私意惑。冉有言「後世必為子孫憂」,而夫子斥其憂在蕭墻之內,此以知慮遠者之得憂近也。患得患失,無所不至,俱從此來。故曰「君子素其位而行」。而其行於蠻貊、洽於四國者,只是素位中寬大廣遠規模,斷不作百年料量,如田舍之積粟收絲也。此人事自然之勢,亦人心義利之分。蘇說自正。 一五   若無以為義之本,則待一事方思一事之義,即令得合,亦襲取爾。義在事,則謂之宜;方其未有事,則亦未有所宜。而天德之義存於吾心者,則敬是已。故曰「行吾敬」,敬行則宜矣。程子推本于敬,真知義之言也。   新安陳氏謂此章本無「敬以直內」意,夫子因君子制事而贊之,故但云然。乃制事,因乎事者也。事無分于常變,無分于緩急,猝然目前以待君子之制,如何安頓得者四段精密貫通?唯其為君子也,而後能然,故曰「君子哉」。然則開口說一「君子」,便有一「敬以直內」在里許,特新安不察耳。 一六   「沒世」是通算語,猶言終身,皆指在生之日說。雙峰以蓋棺論定言此,大錯。所謂蓋棺論定者,言一日未死,或不免於失節而敗其名,非此之謂也。若生前得失,付之不較,卻但求身死之後有稱于來者,則李西涯之屈膝以求美謚,未為過矣。聖人只說「天下歸仁」, 「邦家無怨」,初不索知己于泉路。 一七   朱子說「道體無為」,是統論道;張子言性,則似以在人者言之。所以雙峰云「此『 道』字是就自家心上說,不是說道體」,與朱子之言相背。以實思之,道體亦何嘗不待人弘也!   有天地之道,有君子之道,莫不有體。君子之道,如子臣弟友,其體也。人之為倫,固有父子,而非緣人心之孝慈乃始有父有子,則既非徒心有之而實無體矣;乃得至誠之經綸,而子臣弟友之倫始弘,固已。天地之道雖無為而不息,然聖人以裁成輔相之,則陰陽可使和,五行可使協,彝倫可使敘,贊之以大其用,知之以顯其教,凡此皆人之能。豈如雙峰所云「蟠天際地,何待人弘」也哉?   張子說「心能儘性,性不知撿其心」,其大義微言,自難與章句之儒道。張子原不將 「心」字代「人」字,「性」字代「道」字。心者,人之能弘道者也。若性之與道,在大儒眼底,從條理粲然中,看得血脈貫通,故不妨移近一層與人說。道體自流行於天下,而與吾性相附麗,唯人有性,故天下之道得與己而相親。此張子之所以言性也。「心能儘性」,性盡則道以弘矣。「性不知撿心」,故道無繇以弘人也。性涵道,則道在性中,乃性抑在道中,此不可煞說。而非性即道、道即性也。   雙峰煞認性作道,遂云「四端甚微,擴而充之,則不可勝用」。夫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,皆心也。人之有是四端,則其所以能弘道者也。若以擴充為弘,則是心弘心而人弘人矣。如其不然,而以四端為道,則夫仁義禮智者,德也;即其在性,亦所性之德也。夫子固不曰人能弘德也。雙峰之徒為枝蔓,固不如熊勿軒所云「唯學故能廓而大之」,語雖淺而不失也。   若張子之意,則以發聖言之大指,謂:「心能儘性」,茍有是心者皆可以作聖;「性不知撿其心」,則人之有不善者,其過在心而不在性;心該情才言。唯心不足以儘性,病亦在不學。而非性不足以凝道;道本靜,故性雖靜,而道自凝焉。性繼道以無為,則不善而非其過;繼善成性,故曰性繼道。以釋天下之疑:謂人之不弘者為道本不弘,而人無容強致其功,因以倡邪說而趨诐行。其以發夫子之微言,至深遠矣,宜乎雙峰之未逮也。 一八   但言仁,則為心德之全。今曰「仁能守之」,此其為德,唯在能守,而所守者又但其知之所及,則不可遽以全德歸之。倘其為全德矣,則如見賓、承祭,而何有不莊;『克己復禮,天下歸仁』,而何動之不善也?   此章四段,一步切實一步,所以約高明于平實。自非聖人徹底示人,則必顛倒看去,說動之以禮為最易,而以知之能及為極至;將其用功,急於求明,而以禮為末矣。乃合始末功用而言,則繇得以幾於盡善,其次第固有如此。若君子之以知止至善為學也,則迎頭便須從禮上分明,而抑先簡治威儀以為之則,只此兩者是學者有捉摸處,功極於此,而事始於此。   故夫君子之德,以通民物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,莫不以「知及」利「精義入神」之用。然而其所從入者,則必內持之以仁,外持之以莊,而受其法則于禮。蓋不如是,則雖知及之而有得矣,然而始事未密,則其末流之病,且有如此者。是以內外交養,知行並懋,大其功於始,斯以備其效於終也。   知此,則為學之次序可知,固不當如小注所云「以仁為主」矣。仁為心德之全者,上統知而下統莊、禮,以之守而即以之及;以蒞,以動,莫不於此。今但云「能守」,則其為 「拳拳服膺而弗失」之功能,亦宅心之純而非心德之固純,力行之至而非萬行之統宗也。   蓋仁者,無私慾也,欲亂之則不能守,汲黯所謂「內多欲而外行仁義」是也;仁者,無私意也,私意惑其所見則不能守,季文子之所以陷於逆而不決是也;仁者,固執其所擇者也,執之不固則怠乘之而不能守,冉有所云「非不說子之道,力不足者」是也。去私慾,屏私意,固執其知之所及而不怠,此三者足以言仁矣。豈必天理渾全,廓然大公,物來順應,以統四端而兼萬善,然後為能守哉?   夫所患于知者,以與理不相及也;抑有及有不及,而不能必其及也。曰「知及之」矣,是吾之於理,已徹其表裡,而全體皆章,大用無隱矣。故知及者,與道體相稱之盡詞也。仁之所守,莊之所出,禮之所行,皆無有能過於知及者之所及。故以言乎其至,則知及為尚,而以仁守,以莊蒞,以禮動,率循夫簡易平實,非知及淺而仁守深。不得獨以仁守為全功,固矣。   從其已至而言之,則仁守之詣入,較莊、禮而深。乃從入德之從事者言之,則不重不威,非禮而動,固無從以望仁之能守。從其成事而觀之,則知及者至動以禮而德始全。若從其適道而言之,則以明夫高明無實與得內忘外者為無本之學也。   直到上達處,方知下學之益,故曰「下學而上達」。得而無失,民敬之而極乎至善,然後知君子之學,謹于禮以為節文,修之於言動容色以定威儀,而知行並進,不但用其聰明以幾覺悟者,其用益顯而取效益深也。   此與大學格致、誠正、修齊、治平,效以相因而至,而事之始終必以知止至善為先務一理。故朱子引大學以證此,誠為合符。而特其以知及為知至則是,而以莊蒞配修身正心為未葉耳。若其以仁守配誠意,亦自好善而必欲得,惡惡而必欲去者言之,則其非心德之全可知矣。諸儒冗說紛紛,如霧行舟,不知津步,汰之可也。 一九   集註「德愈全而責愈備」句,須活看。其云「不可以小節而忽之」,蓋當入德之始,便不可忽,非謂仁守之後始當不忽于莊,莊蒞之餘始當不忽于禮;則亦非謂業已得而始責其不失,逮乎不失而始責其生民之敬,民已敬而始責其盡善也。唯稽其成功而責之愈備,則當其為學,而所責者已密矣。   凡聖賢文字若此類者,須以學問實為體驗,則聖意自見,不可泥文句而執為次序。語言之次第,自不容不如此迤說來,其實卻是始終一致。如天道循環無端,而言四時者,不得不以春為始,非春前之一日不為方春之日先也。   要此一章,原以反覆推求,而從成功之中,揀序其醇疵之大小,以為立言之次,而聖教之方,自在言外。動之以禮,必須詳其節文度數之則;格物致知,功即在此。莊以蒞之,必須有遠暴慢鄙倍之功;仁,必須有勝欲勝怠之事;知,必[須]有知天知人之學。方博于文,即約于禮;其以成己,即以成物。學者須別自體驗。事雖有漸而規模必宏,安得於文句求線路,以惘然于所從入哉! 二十   凡小人與君子並言,則既非卑污已甚之小人;君子與小人並言,亦非必才全德備之君子。雙峰之說,可通於「和同」、「驕泰」、「求人求己」諸章。 二一   「未見蹈仁而死」,與「殺身成仁」義不雙立,問者自是好個問頭。看聖人文字,須如此較量,方見敦化、川流之妙。惜乎潛室之不給於答,而為之強詞也。   夫子決言蹈仁者不死。若云比干雖死而不死,則必身名俱殞之謂死,蹈仁者之不然,豈待論哉?且如屈原,既是蹈仁而死,亦是蹈水而死。其蹈而死,均也,更何以相形而見仁之無害耶?   繇夫子之決言,則蹈仁而死者,盡古今求一人不得。若殺身成仁者之死,則值時命之不造。時死之也,命死之也,豈仁死之哉?使以比干之自靖自獻,遇堯、舜之主,且可忘言;即使值漢文帝、唐太宗,亦且傾聽;又其不幸而遇庸主,禍亦不至剖心。故忠諫者,本尊主安民之道,而非致死之道也。   諫無致死之道,則比干之死,非蹈仁之過。與水火本有殺人之道,而死者之過在蹈水火,正自懸隔。故曰「殺身以成仁」,而非繇仁故殺身也。以此求聖人之言,同條一貫,如冬寒之不礙於夏暑矣。 二二   殺身以成仁則宜,殺身以求仁則不可,故知蹈死者之非能蹈仁也。秦始皇之流毒甚矣,荊軻之刺之,豈曰不當?然軻所以不得為仁者,非軻所當成之仁而刺之,則非誅暴之道。徒蹈死地以求仁,便是為名,非天理人心固有之理。此與蹈水火者同,非蹈仁也。 二三   「不復論其類之善惡,如雨露之施於萬物」,此說與釋氏一轍。易言「見惡人,一尢咎」,亦但謂見之而已,非遂可收之為吾徒也,故子曰「不可與言而與之言,失言」。而稗官小說言顏涿父為盜之類,自訛傳無實。   釋氏唯不加揀別,故云「眾生無邊誓願度」。既徒有其言而必不能踐,而以此為教,則必移挪向下說,令下愚不肖略可解了信慕;抑取俗情所艷以歆動之,如說西方世界七寶裝成等。取下愚所畏以迫脅之,如說地獄諸苦等。意本無餘而多為之詞以丁囑之。如煩詞不已,又說偈言等。其稍為出脫者,則又開徑截一門,以使之功省而自謂所得者全。如「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」等。不揀善惡而教者,勢必出於此。   若聖人之教,洋洋優優者,待其人而行,廣大高明,精微敦厚,必不合流俗而同污世。及其言吉兇成敗之理,則苦節大貞而不諱其兇,邦家必聞而以為非達,初不以利誘威脅,強惡人而使向于善。即如雲「學而時習之,不亦說乎」,亦至簡易矣,然使陷溺深固者聞之,其有能信以為然者乎?   故惡人必不游君子之門,而君子必不取惡人而教。其行乎其所行,止乎其所止,與天之不以人之聰明畀之鳥獸,其揆一也。今云「不復論其類之善惡」,豈其然哉!   夫言「有教」者,言君子之有其教也,非謂盡人而有之以為教也。「教」之為言,非授也,以言乎所以誨人之條教也。其言「類」者,言教也,非言人也,言君子設教以教學者,其為道也:高者無所私授,卑者無所曲引;示之以大中至正之矩,而不徇以其類,或與深言之而或與淺言之也。   故博文、約禮,所以教眾人之弗畔,即以教顏子之竭才;下學之即以上達,而無不上達之下學也。有其已高已美,而不可引之以近;有其極博極詳,而不姑與之略。若分類以教,則道本一而二之,教之乃適以迷之矣。夫子之言此,以辟立教者之無本徇物,而止望教者使可企及之妄冀。傳注於此不審,其不叛而之釋氏者幾何哉!   或疑一貫之旨,僅以授之曾子,固有類矣。乃夫子之於曾子也,孰與顏子?語顏子以仁,而但曰「非禮勿視」云云,此固眾人所可從事也。何獨于曾子而別為一類,以單傳直指耶?「一貫」之呼,門人咸聞之矣。則教曾子者,即以教門人。且以推夫子之言,何一而非一貫之理,又何嘗以萬殊分貫教眾人哉?曾子曰「忠恕而已矣」,則以見夫子平日之教,咸與此同而無有別也,又奚疑焉! 二四   「達」有兩義,言達其意而意達于理也。然此兩者又相為因,意不達于理,則言必不足以達其意。云「而已矣」,則世固有于達外為辭者矣。于達外為辭者,求之言而不恤其意,立之意而不恤其理也。   其病,大端有二:一則于言求工,或無意而乖于理;一則于意求明,則理不著而言亦鄙。如雲「黃鳥于飛,其鳴喈喈」,亦足寫景物之和矣;如必云「風暖鳥聲碎」,則有言而非必至之意也。又如雲「匪直也人,秉心塞淵,騋牝三千」,斯用意遠而取理近也;如必云 「太虛冥冥,不可得而名,吾以名吾亭」,則徒立一意而無其理矣。理在淺,而深言之以為奇;理在深,而故淺言之以為平;理本質,而文言之以為麗;理本文,而故質言之以為高:其不求之達而徒為之辭,一也。   集註云「不以富麗為工」,則只偏墮一邊。豈不富而貧、不麗而陋者之遂足以達哉?韓退之唯不達于理,茍異齊、梁,以刪洗刻削,自雄一代,遂詫為得六經之遺旨。不知止「 博愛之謂仁」五字,早已不達,而為梗塞至道之敗葉朽壤,奚待富麗而後為病哉! 季氏篇 一   「丘也聞有國有家者」以下,意分兩支,但聖人說成一片耳。話到聖人口裡,便怎融液曲折,不消分支作柱,而理意交盡!孟子即不能然,而況其他!故辭至聖人而始達,繇其胸中共一大爐冶,隨傾鑄而成象。然學者讀此,正當于合處得分,而後可以知聖筆化工之妙。   前云「君子疾夫舍曰欲之」,則夫子之所責于季氏者,唯其欲也。若冉有之言憂也,則折之曰「而必為之辭」,知其憂不在此,而彼亦初不為子孫慮也。云「不患寡」,「不患貧」,「修文德以來遠人」,蓋以理言,而責其以患貧、寡故,妄欲人之土地也。云「患不均」,「患不安」,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」,則以事言,而見季孫之憂不在顓臾,而云「 後世必為子孫憂」者,非其本心,而徒為之辭也。云「均無貧,和無寡」,則以引伸其不當欲之故。云「安無傾」,則以質言顓臾之不足為季孫憂也。乃自聖人言之,彼此合成一理,初無垠鄂,不期于立言之妙而妙自無窮。豈若後世文人,必分支立柱,以自為疏理哉?   均則無貧矣,安則無傾矣。然君子之所以患不均者,非以欲無貧故;患不安者,非以欲無傾故。若其欲無貧、無傾而始以不均、不安為患,則是亦患貧、患寡而已矣。有國有家之道,不若是也。   君子之所不患者,直以不當患而不患,豈所患在彼,乃故不患彼而患此,以巧免其患哉?不當患而不患者,心之無慾也。無慾而後可以行王道,則文德自此而修矣。若夫其無貧、無寡、無傾,則唯患不均、患不安,自能以遠慮而絕近憂。不此之患,則分崩離析,而憂在蕭墻之內矣。   明於其所當憂者,則以顓臾為憂之強辭可折;明於其所不當患者,則不容患得患失而肆其私慾,固矣。乃以其安分無求而不動于惡者在是,其以制治保邦而免於傾危者亦即在是,故可即以折其強辭者抑其私慾。故聖人互言之,不待歧說而事理交盡。若不患貧、寡之實,則以修文德為歸;患不均、患不安之道,則以扶邦之分崩、整邦之離析為效。意各有屬,讀者固不容紊也。   乃夫子於此,則以不患貧、寡而修文德以來遠人為主,而以均無離析、安無分崩為賓。蓋因伐顓臾以啟論端,則即事以遏其欲,而顓臾之不可伐著矣。若其為季氏憂蕭墻之禍,則冉求之言憂也,本非如情之辭,亦且姑與折之,而季氏之攘奪以召禍,則不可亟挽之旦夕者也。以理以事揣之,而緩急輕重分矣。此又善觀聖言者所宜通也。 二   「季孫之憂,不在顓臾,而在蕭墻之內」,豈徒孔子知之,冉有亦知之,即季孫亦未嘗不知之。探其意中所懷挾者而告之曰,吾恐在此不在彼,亦因其所懼者而懼之也。使季孫、冉子不知蕭墻之內有憂,則其以「固而近費」為子孫慮患,亦為子孫謀長久者深計之所必然,非夫「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」矣。季孫之憂,自在蕭墻,而其欲則在顓臾。知憂不在此而曰憂,是以為君子之所疾。 三   若所當憂,則雖遠而必憂。其不當憂,則近固無憂。若置遠為不足慮,而日收前後以為之防,亦徒操同室之戈而已。雙峰云「顓臾遠,蕭墻近」,大是不審。且如朱子所云「哀公以越伐魯」,則禍在越矣,越豈近於顓臾哉!蕭墻之內,只是禍發不測意。 四   羅豫章以陽虎囚桓子為蕭墻之憂,朱子不宗其說,而以哀公興越師易之。蓋以冉有仕季氏在康子之世,固知豫章之失考。然哀公欲去三桓,謀雖謬而事則正,孔子不當使季氏憂之而豫為之防。且哀公於時,事尚未形,而先為微詞以發其密謀,是夫子不以待白公者待吾君矣。   聖人所言,但以理論,所謂「三桓之子孫微矣」者是也。眼前看得他不好,便知其必有禍亂。若禍之所自發,雖聖人亦不能知也。不能豫測而忽發,故曰「蕭墻之內」。魯至悼公以後,三桓之子孫不復能執魯政,後來更別用一番人,若公儀子之類。三桓後裔,大段蕭索去,特史不記其所終,無從考爾。 五   陪臣三世之後,所失之國命屬之何人?天子諸侯豈能遽收之,大段是彼此相移,迭為興廢,以成大亂之勢耳。近華亭陳氏子龍說此,謂陪臣之失,失於庶人,其義亦通。春秋以後,無干出一班蓽門圭竇之士,立談而收卿相,以傾危人國。據此,則庶人之議,非私議于草野,乃議于廟廷之上也,與孟子所云「處士橫議」同。   集註言「上無失政,則下無私議」。三代之世,工執藝事以諫,輿人獻箴,雖明主亦安能無失政?雖聖世之民,亦安能無私議耶?但不抵掌談天下之事,以操國柄而已。 六   「言未及之而言」,問他人而己對也。「未見顏色而言」,君子一無與人言之意,而己冒昧以言也。「言未及之而言」,是攔橫搶先說話。「未見顏色而言」,是不避厭惡,唐突得去。   勉齋謂「『未見顏色』者,言雖及之而言,亦須觀長者顏色,或意他在,或有不樂」 ,則方與人言而意又移,愆在君子,不在己也。瞽者之愆甚於躁,固知未見顏色者之尤妄。 七   若但戒人言以時發,則「與人恭而有禮」,初不擇人也,故曰「言滿天下無口過」。今云「侍于君子有三愆」,則是因侍君子而始有之也。因侍君子而始有,則將不侍君子而可無乎?非不侍君子而可無愆,而何以云「有」?蓋不侍君子,非可無愆也,有愆而不自知其有也。   以位言之,則朝廷者,禮法之宗也;以德言之,則君子言動以禮,而非禮者以相形而易見也。若只隨行逐隊,與草野鄙陋人一例為伍,則彼亦愆也,此亦愆也,一堂之上不相照應,只管任情胡哄去,蓋有終日皆愆而自以為無愆者矣。人不可以有愆,而當其有愆,則尤不可不自知其有,不知則終不能知愧而思改。故君子者,夫人之衡鑒也,不可不求親近之以就正者也。   或疑有德之君子,則固人所當就正者矣,若有位之君子,豈其必足以為斯人撿點言行之資。乃抑不然。章楓山居林下二十年,或欲舉之以充講官,一老先生謂其不可曰:「楓山久在田閑,未免有樸野倨侮之色;使之日進于上前,且使人主輕士大夫。」崇禎閑,郝給事土膏十餘年閑住,一旦賜環,召對之下,不問而對,高聲闊視,致動上怒,卻將溫體仁陷害東林事決裂而不可挽。自非盛德之士,動容中禮,則不與有位之君子相晉接,亦且陷於愆而不自知。以此思之,然後知聖人此語為曲盡物理也。 八   以「戒」字意求之,則朱子言理,不如范氏言志之親切。大要此章是遏欲事,且未到存理處。其言君子者,言外有一小人在,是人品大分別處,且須立個崖岸,不墮小人去,故曰「戒」。至於存理之全功,在「三戒」以上一層,且非此處所及。   乃但言遏欲而不及存理,則此三戒者,將無與釋氏共之:好色,癡也;好鬥,嗔也;好得,貪也。然則聖人其以釋氏為君子乎?曰:釋氏雖不得為君子,而與任血氣以自恣之小人,豈不猶賢乎!   乃君子之所以終別於釋氏者,則以隨時訊息,不流於已甚,而未嘗剷除之以無餘也。故血氣之所趨則戒之,而非其血氣之所必趨者則未嘗力致其戒也,豈與釋氏之自少至老,必廢昏姻、絕殺害,而日中一食、樹下一宿之餘,皆非其所得者[同]哉?繇此思之,朱子之以理言者,亦可得而通矣。 九   集註「血陰而氣陽」一句,乍看覺得插入無謂。及觀范氏血氣、志氣之論,及朱子所云「氣只是一個氣,便浩然之氣,也只此氣」,乃知集註用意之深。雙峰云「能持其志,則血氣皆聽於心」,則已贅一「血」字矣。大要氣能為善,而抑能為不善。如血,則能制其不為惡而已足,不能望其為善也。   蓋氣陽而血陰,氣清而血濁,氣動而血靜,氣無形而血有形。有形而靜,則滯累而不能受命于志;濁,則樂與外物相為攻取,且能拘繫夫氣但隨己以趨其所欲。故好色、好鬥、好得者,血役氣也。而君子之戒此三者,則志帥氣而氣役血也。今以好色、好鬥時驗之,覺得全是血分管事。及至淫很之心戢退,則直忘此身之有血,而唯氣為用事矣。   乃夫子於此,分任其過於血氣者,以氣本可與為善,而隨血盛衰,不自持權,見累于血以為之役,氣亦不得而辭其過也。氣能聽志,而血不能聽志。心之不戒者,聽命于氣,而抑聽命于血。雙峰「心是魂、魄之合」一語,極有理會。唯其兩合於陽魂、陰魄,是以亦聽命于血。   乃魄雖靈,終是凝滯重濁物事,而心卻輕微,役使他不動,則不得不資氣抑而扶之。魂清于魄,而心又清于魂。心是魂、魄之輕清者合成底,故君子專有事於此,以治魂、魄。則心,君也;氣,將也;血,卒也。潰卒脅將以干君,而明君必任將以制卒,其理一也。 十   知命有知命之功,畏命有畏命之事。新安以格致、誠正分配之,精矣。既知天命以後,尚須有事于畏。孟子說「知性、知天」,又說「事天、立命」,事天立命,吃緊工夫正在畏上。不知則必不畏,而知者未必其能畏也。   夫子以說到天命上,則君子小人相差懸絕,與畏大人之與狎、畏聖言之與侮,只爭一敬肆者又別,故於「小人」上[下]加「不知」 二字,言且不知,而何望其畏。若夫雖若知之而不畏者,則既異乎醉夢之小人,而抑不得為君子,自別是一流。故可云君子知命,小人不知,就其大分段處立之辨也;亦可云君子畏命,小人不畏,就其極至處終言之也。   只君子知命,小人不知,與君子畏大人、聖言,小人狎、侮之一例,是君子小人之坊界。進此以言君子,則有畏命之學;就此以窺小人,則其行險徼倖者,固不畏也。知此,則大人、聖言,不得復以知不知添入,明矣。   大人、聖言,其顯者自易知也,雖小人亦未嘗不知也。若其為大寶所凝、至道所出之微者,則必能畏之,而後其道之宜畏、德之可畏者始可得而喻也。是其大端之別,在畏不畏,而不在知不知。且小人之不畏天命,唯不知之,是以終不得而玩之。若夫大人、聖言,唯其不能深知而亦或知焉,是亦得而狎侮之。則小人之不畏大人、聖言,罪不在不知也。小人之罪不在不知,則君子之功亦不徒在知,審矣。   乃亦有于天命求知而反不畏者,則老、莊及釋氏是也。乃老氏之於天命,雖用其抵巇投閑之巧,而其所操為雌、黑、溪、谷之術,亦終不敢求勝夫天而拂其命,故夫子亦終不以老氏為小人,則已與釋氏之小天而自大、卑天而自高、滅天而自存者異矣。故有事于知天而自謂知之,乃以增其褻慢者,唯釋氏獨耳。後世從夷入華,當夫子時,無此小人也。朱子以 「知」字括「三畏」,自不如和靖言「誠」之為切。而雙峰[新安]分析知畏各致之功,亦大有功于朱門矣。 一一   曰「知之」、曰「學之」,「之」字所指,不當有異。然則以「知之」「之」字指此理而言,謂洞見本源,該括萬理,則夫「困而學之」者,亦豈盡天下之理,全體、大用,一學焉而無遺乎?學此者以漸,則知此者亦何得獨為頓也?   史記稱黃帝「生而能言,幼而徇齊,長而敦敏」,其說出于內經。內經者,固周、秦之際精於醫者之贗作耳。史氏據之以為實,誕矣。且云「幼而徇齊」,則亦徇齊焉耳;「長而敦敏」,則亦敦敏焉耳;豈無所不知,而一如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之極至哉!至云「生而能言」,則亦佛氏「墮地能言,唯吾獨尊」之猥說也。   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,以其知覺之有漸,寂然不動,待感而通也。若禽之初出於鷇,獸之初墜于胎,其啄龁之能,趨避之智,啁啾求母,呴噳相呼,及其長而無以過。使有人焉,生而能言,則亦智侔雛麑,而為不祥之尤矣。是何也?禽獸有天明而無己明,去天近,而其明較現。人則有天道命而抑有人道性,去天道遠,而人道始持權也。   耳有聰,目有明,心思有睿知,入天下之聲色而研其理者,人之道也。聰必歷于聲而始辨,明必擇於色而始晰,心出思而得之,不思則不得也。豈驀然有聞,瞥然有見,心不待思,洞洞輝輝,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!果爾,則天下之生知,無若禽獸。故羔雛之能親其母,不可謂之孝,唯其天光乍露,而於己無得也。今乃曰生而知之者,不待學而能,是羔雛賢於野人,而野人賢于君子矣。   橫渠學問思辨之功,古今無兩,其言物理也,特精於諸老先生,而曰「想孔子也大段辛苦來」,可謂片言居要。然則所云「生而知之者」,其言「知之」,隨指所知之一端,而非無所不通之謂。其言「生」,則如其性之所發,已樂與其所欲知者而相取,於色用明,于聲用聰,於事物之幾一致其心思,早已符合深至而無所蔽。故天下一事有一事之知,而知者各有生與學之別,即各分上與次之等。上者易而次者固難,乃及其知之則一,而所繇以得知者亦無大異也。   上者,以知而不盡知,因於所知而學焉。次者,未學之先,一未嘗知,循名以學,率教以習,而後漸得其條理。師襄之於琴也,上也;夫子之於琴也,次也。推此而或道或藝,各有先後難易之殊,非必聖人之為上,而賢人之為次矣。   朱子以堯、舜、孔子為生知,禹、稷、顏子為學知。千載而下,吾無以知此六聖賢者之所自知者何如。而夫子之自言曰「發憤忘食」,詩稱后稷之「克岐克嶷」,顏子之「有不善未嘗不知」,初不待師友之告戒,亦安見夫子之不學,而稷與顏子之非生也?夫子略于生、學分上、次,而後人苦於上、次分生、學。乃不知上、次云者,亦就夫知之難易遲速而言;困而不學,終於不知,斯為下爾。   且夫所云「生」者,猶言「性」之謂也。未死以前,均謂之生。人日受命於天,命訖則死。則日受性于命。日受性命,則日生其生。安在初之為生,而壯且老之非生耶?迨其壯且老焉,聰明發而志氣通,雖未嘗不從事於學,乃不拘拘然效之於此,而即覺之於此,是不可不謂之生知也。   荀卿五十始學,朱云四十始受易與論語。乃以其所知者,與世之黠慧小兒較,果誰為上而誰為次也?其將以王雱之答麐鹿者為聖,而衛武公之「睿聖」,反出於其下耶?必將推高堯、舜、孔子,以為無思無為而天明自現,童年靈異而不待壯學,斯亦釋氏夸誕之淫詞。學者不察,其不亂人于禽獸也鮮矣! 一二   朱子語錄極有參差處,甚難揀取。想來朱子未免拏定「隨病下藥」作教法,故彼此異致,乃至屈聖言以伸己說者有之,不能如聖言之川流各別而不相害悖也。   其答問者,有云「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,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」,乃他處又以「主一 」言思明思聰,此二說便早自乖張。夫君子之於惡色奸言,直不視不聽,還他一刀兩斷,若向此處思聰思明,則立腳不穩,早已被他搖動矣。只惡色奸言,亦何所容吾聰明哉?   如毛嬙、西施之色,不宜狎者也,不視之則不亂耳,此心之正而非目之明也。如使與不美者同至吾前,乃揀美麗者斥為女戎,而取醜陋者以為正色,無論人情之必不能,而亦不得謂之明矣。故曰「不知子都之姣,無目者也」。故君子之明,必不用之於此。以其明亦不可,不明亦不可也。   奸言之不聽,其道在遠佞人,亦一刀兩斷法。如業許其抵掌縱談,而又用吾思以曲為摘發,則衛嗣君之所以亡其國者,而何聰之有?   且天下盡有不貪惡色、不惑奸言而不聰不明者。且盡有未嘗見惡色、未嘗聞奸言而不聰不明者。其不聰不明者,唯不思故也,豈有壅蔽之者哉?「聽言則對,誦言如醉」,寧奸言欺之,善言固不足啟其蔽矣。   此二語是君子警昏策惰以盡耳目之才,乃復性語也,存理語也,而非遏欲語也。遏欲之功在辨,存理之功在思。遠惡色,拒奸言,辨之事也,非思也。   夫人之從事於學,各因其所近以為從入之功。有先遏欲以存理者,則不為惡色奸言所蔽,乃可進而思明與聰。其先存理以遏欲者,則唯思明而明,思聰而聰,而後惡色奸言不得而欺蔽之。內以盡其形色之性,則視聽必復其聰明;外以察夫事物之幾,則于聲色不得茍用其視聽。故大而法象之在天地,道教之在古今,小而一物之目前,一聲之入耳,有弗視,視則必思其無不見;有弗聽,聽則必思其無不聞。若惡色奸聲不使交吾耳目者,則所謂「非禮勿視,非禮勿聽」,而非既視聽之而又加以思也。   藉不恤非禮而視聽之矣,則雖視惡色亦有其明焉,雖聽奸聲亦有其聰焉。漢元帝之於洞簫,宋徽宗之於書畫,其為惑也固然,而要不可不謂之聰明。唯屏此不正之聲色于聰明之外,而乃專用其思于當聰當明之視聽,斯君子思誠之功也。故思明思聰,不在去蔽,而但在主一。去蔽者,遏欲者也,辨之明也。主一者,存理者也,思之慎也。慎謂詳謹而不忽略。   集註云「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,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」,泛言所蔽所壅,則于義自可。以人之昏惰茍簡、粗疏籠罩而未得謂得者,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聰明,故為授以除蔽去壅之道曰「思」。而語錄加以「惡色」「奸言」之目,則或因有溺於聲色者而與言此,是專以藥一人之病,而戾于聖言之大義矣。   乃即如彼言,亦當云「視不為惡色所蔽而後可以思明,聽不為奸聲所惑而後可以思聰 」,不得竟以無二者之蔽,遂當此九思之實學也。如學詩者,固當以惡詩為戒,然但不讀惡詩,不墮惡詩窠臼,而不匠心於興比情景之中,則亦窮年苦吟而不成矣。聖人踐形、儘性之學,豈但空空洞洞立於無過之地而已哉!   老子曰「五色令人目盲,五聲令人耳聾」,而不知天下之盲聾者,其害在於聲色者十之三,而害非因於聲色者十之六;其害正墮于無聲無色者十之一,則老氏是已。君子之學,則須就「有物有則」上察識擴充,教篤實光輝,盡全體以成大用,而後聖功可得而至。朱子曰「內外夾持,積累成熟,便無些子滲漏」,斯則盡之矣。 一三   朱子「若閑時不思量義理」一段,說得來別。求其大旨,則所謂學思並進而已,故終以「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」,則明其為學之事。中庸說「慎思」,乃就學而言思,以思其所學也,與此「思」字別。若非思所學,只驀地思去,其有所思也,孔子既云「以思無益 」;倘不持一道理,空著去想,是釋氏之以坐斷一切為真參實究矣。   乃朱子此語,殊費周折,不得暢快。其故在問者不審,乃令答者迂迴。問者曰:「無事而思,則莫是妄想?」如此而問,鹵莽殺人!夫唯忿與見得,則因事而有;疑之思問,且不因事而起。若視聽容貌,則未嘗有一刻離著在。聖學中,原無收視反聽,形若槁木的時候。倘其有此,即謂之怠荒,而夫子且比之為「朽木」「糞土」,賤之為「飽食終日」矣。   視之所該最廣,除睡時無有不視。容之為功最密,除盛德之至者,一刻忘下便不得「 溫」。以此九者詳求之日用之閑,豈復有無事之時哉?而何憂妄想之生!不得已而姑云有閑時,則君子固有讀書窮理之功,而用其思于學。學、思固分致之功,而方學即思所學。乃所云「視思明,聽思聰,疑思問」者,固已該乎方學之思為言。是君子終日於此九者,該動靜,統存發,而更不得有無事之時矣。   知此,則知南軒所云「養之於未發之前」者,亦屬支離。唯喜怒哀樂為有未發,視聽色貌無未發也。蓋視聽色貌者,即體之用;喜怒哀樂者,離體之用。離體之用者,體生用生,則有生有不生;而其生也,因乎物感,故有發有未發。即體之用者,即以體為用,不因物感而生,視雖因色,然天下無無色之時,無時不感,不得云感。且色自在天下,非如可喜可怒之事加於吾身,不可云感。不待發而亦無未發矣。   若其相與為用也,則喜怒哀樂,亦因視聽色貌言事而顯。當其發,則視聽色貌言事皆為喜怒哀樂用。乃喜怒哀樂一去一留於此六者之閑,而六者不隨喜怒哀樂為去留。當其為喜怒哀樂之時,則聰明溫恭忠敬,要以成發皆中節之和;而當夫喜怒哀樂之已去與其未來,則聰明溫恭忠敬之思之不忘者,即所謂于未發時存中也。   故此云「思明」、「思聰」、「思溫」、「思恭」者,兼乎動靜,動以中節,而靜以篤恭。就本文中原有未發存養之功,何更得頭上安頭,而別求未發哉?豈所云未發者,必一物不視,一聲不聞,柳生左肘色,雀乳頭上貌,以求養于洞洞墨墨之中乎?此毫釐之差,南軒且入于禪而不知已!   先儒言靜存之功,統以主敬。「思明」、「思聰」、「思溫」、「思恭」,正主敬之謂也。朱子亦云「主一」,「敬故一」。舍此四者,更用何物為靜中之敬?思則敬,不思則肆。敬肆之分,思不思而已矣。既要敬,又不著思,即全是禪。視聽色貌,即源即流,無久刻刻異。無暫。常不廢。倘以此為流且暫,已發乃暫然之流。而別求一可久之源,未發天下之大本,故無閑斷。非愚之所敢知也。佛氏之真知。   若言與事,則固屬乎動矣。然其屬乎動也,亦自其有不言無事之時以分動靜耳。乃以求諸喜怒哀樂,則雖見於言事,而猶有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者。此其理亦易知,特人不察耳。   中庸言「未發」,但就四情而言,不該一切。則以聖賢之學,靜含動機,而動含靜德,終日干干而不墮于虛,極深研幾而不逐于跡。其不立一藤枯樹倒、拆肉析骨之時地,以用其虛空觔斗之功者,正不許異端闌入處。儒者於此,壁立萬仞,乃為聖人之徒。故上蔡云「 此之謂『思誠』」。思而言誠,是即天之道而性之德已,復何有一未發者以為之本哉! 陽貨篇 一   程子創說個氣質之性,殊覺崚嶒。先儒於此,不盡力說與人知,或亦待人之自喻。乃緣此而初學不悟,遂疑人有兩性在,今不得已而為顯之。   所謂「氣質之性」者,猶言氣質中之性也。質是人之形質,範圍著者生理在內;形質之內,則氣充之。而盈天地閑,人身以內人身以外,無非氣者,故亦無非理者。理,行乎氣之中,而與氣為主持分劑者也。故質以函氣,而氣以函理。質以函氣,故一人有一人之生;氣以函理,一人有一人之性也。若當其未函時,則且是天地之理氣,蓋未有人者是也。未有人,非混沌之謂。只如趙甲以甲子生,當癸亥歲未有趙甲,則趙甲一分理氣,便屬之天。乃其既有質以居氣,而氣必有理,自人言之,則一人之生,一人之性;而其為天之流行者,初不以人故阻隔,而非復天之有。是氣質中之性,依然一本然之性也。   以物喻之:質如笛之有笛身、有笛孔相似,氣則所以成聲者,理則吹之而合於律者也。以氣吹笛,則其清濁高下,固自有律在。特笛身之非其材,而制之不中於度,又或吹之者不善,而使氣過於輕重,則乖戾而不中於譜。故必得良笛而吹之抑善,然後其音律不爽。   造化無心,而其生又廣,則凝合之際,質固不能以皆良。醫家所傳靈樞經中,言三陰三陽之人形體之別、情才之殊,雖未免泥數而不察于微,而要不為無理。抑彼經中但言質而不言氣,則義猶未備。如雖不得良笛,而吹之善,則抑可中律。氣之在天,合離呼吸、剛柔清濁之不同,亦乘於時與地而無定。故偶值乎其所不善,則雖以良質而不能有其善也。此理以笛譬之,自得其八九。   乃其有異於笛者,則笛全用其竅之虛,氣不能行於竹內。人之為靈,其虛者成象,而其實者成形,固效靈于軀殼之所竅牖,而軀殼亦無不效焉。凡諸生氣之可至,則理皆在中,不猶夫人造之死質,虛為用,而實則糟粕也。   氣麗於質,則性以之殊,故不得必於一致,而但可云「相近」。乃均之為笛,則固與簫、管殊類,人之性所以異於犬羊之性,而其情其才皆可以為善,則是概乎善不善之異致,而其固然者未嘗不相近也。   氣因於化,則性又以之差,亦不得必於一致,而但可云「相近」。乃均之為人之吹笛,則固非無吹之者,人之性所以異於草木之有生而無覺,而其情其才皆有所以為善者,則是概乎善不善之異致,而其能然者未嘗不相近也。   程子之意固如此。乃有質則氣必充,有氣則理必在,雖殊之以其氣質之相函相吹,而不能殊之以性。是故必雲氣質中之性,而後程子之意顯。   以愚言之,則性之本一,而究以成乎相近而不盡一者,大端在質而不在氣。蓋質,一成者也;氣,日生者也。一成,則難乎變;日生,則乍息而乍消矣。夫氣之在天,或有失其和者,當人之始生而與為建立,所以有質者,亦氣為之。於是而因氣之失,以成質之不正。乃既已為之質矣,則其不正者固在質也。在質,則不必追其所自建立,而歸咎夫氣矣。若已生以後,日受天氣以生,而氣必有理。即其氣理之失和以至於戾,然亦時消時息,而不居之以久其所也。   今且為體驗之:凡人思慮之所蔽、聰明之所窮、知之所不能至、行之所不能勉、昏惰嗜慾之相乘,與夫思之可通、知之可悉、行之可任、昏惰嗜慾之能克,若氣為之也,而實非氣為之也。氣餒者,質之量不足;氣濁者,質之牖不清也;故氣以失其條理而或亂,抑亦不相繼續而或撓也。   若夫氣之日入於人中者,在天之化,或和或乖,而人任其自至以受之,則固不為之變也。茍為不肖,則無時而清剛;茍為賢,則無時而濁弱也。茍一聽之氣,則氣之訊息無恒,和不和一因於化而莫之定,其以移人于清剛、濁弱者,且將如疾風暴雨、乍寒忽暑之能病於人。而又豈其然哉!即令如病,而亦唯體之羸弱者多受之,是亦質之召沴,而非氣之過也。   質能為氣之累,故氣雖得其理,而不能使之善。氣不能為質之害,故氣雖不得其理,而不能使之不善。又或不然,而謂氣亦受于生初,以有一定之清剛、濁弱,則是人有陳陳久積之氣藏於身內,而氣豈有形而不能聚散之一物哉!故知過在質而不在氣也。   乃其為質也,均為人之質,則既異乎草木之質、犬羊之質矣。是以其為氣也,亦異乎草木之氣、生氣。犬羊之氣也,故曰「近」也。孟子所以即形色而言天性也。   乃人之清濁剛柔不一者,其過專在質,而於以使愚明而柔強者,其功則專在氣。質,一成者也,故過不復為功。氣,日生者也,則不為質分過,而能[為]功于質。且質之所建立者,固氣矣。氣可建立之,則亦操其張弛經緯之權矣。氣日生,故性亦日生。生者氣中之理。性本氣之理而即存乎氣,故言性必言氣而始得其所藏。   乃氣可與質為功,而必有其與為功者,則言氣而早已與習相攝矣。是故質之良者,雖有失理之氣乘化以入,而不留之以為害。然日任其質,而質之力亦窮,則逮其久而氣之不能為害者且害之矣。蓋氣任生質,亦足以易質之型。型雖一成,而亦無時不有其訊息。始則訊息因仍其型,逮樂與失理之氣相取,而型亦遷矣。若夫繇不善以遷於善者,則亦善養其氣,至於久而質且為之改也。故曰「居移氣,養移體」,氣移則體亦移矣。   乃其所以移之者,不可於質見功。質,凝滯而不應乎心者也。故唯移氣,斯以移體。其能于體而致其移養之所移者,肌肉、榮魄而已矣,則又體之賤者也。體移,則氣得其理,而體之移也以氣。乃所以養其氣而使為功者何恃乎?此人之能也,則習是也。是故氣隨習易,而習且與性成也。   質者,性之府也;性者,氣之紀也;氣者,質之充而習之所能御者也。然則氣效于習,以生化乎質,而與性為體,故可言氣質中之性;而非本然之性以外,別有一氣質之性也。   性以紀氣,而與氣為體。可雲氣與性為體,即可云性與氣為體。質受生於氣,而氣以理生質。此句緊要。唯一任夫氣之自化、質之自成者以觀之,則得理與其失理,亦因乎時數之偶然,而善不善者以別。若推其胥為太極之所生以效用於兩閑,則就氣言之,其得理者理也,其失理者亦何莫非理也?就質言之,其得正者正也,其不正者亦何莫非正也?   氣之失理,非理之失也,失亦于其理之中:已剛而亦干之健,已柔而亦坤之順,已清而像亦成,已濁而形亦成。亦均夫祁寒之以成其寒之能,盛暑而以成其暑之能也。善養者,何往而不足與天地同流哉!質之不正,非犬羊、草木之不正也,亦大正之中,偏於此而全于彼,長於此而短於彼。乃有其全與長之可因,而其偏與短者之未嘗不可擴,是故好色、好貨之不害於王道,好貨、好色,質之偏也,過不在氣。而欲立、欲達之以立人、達人也。欲立、欲達,亦質所欲。能踐形者,亦此形而「萬物皆備於我矣」。   孟子惟並其相近而不一者,推其所自而見無不一,故曰「性善」。孔子則就其已分而不一者,于質見異而於理見同,同以大始而異以殊生,故曰「相近」。乃若性,則必自主持分劑夫氣者而言之,亦必自夫既屬之一人之身者而言之。孔子固不捨夫理以言氣質,孟子亦不能裂其氣質之畛域而以觀理于未生之先,則豈孔子所言者一性,而孟子所言者別一性哉?   雖然,孟子之言性,近於命矣。性之善者,命之善也,命無不善也。命善故性善,則因命之善以言性之善可也。若夫性,則隨質以分凝矣。一本萬殊,而萬殊不可復歸於一。易曰「繼之者善也」,言命也;命者,天人之相繼者也。「成之者性也」,言質也;既成乎質,而性斯凝也。質中之命謂之性,此句緊切。亦不容以言命者言性也。故惟「性相近也」之言,為大公而至正也。 二   新安云「性寓於氣質之中」,不得已而姑如此言之可也;及云「非氣質則性安所寓」 ,則舛甚矣。   在天謂之理,在天之授人物也謂之命,在人受之於氣質也謂之性。若非質,則直未有性,何論有寓無寓?若此理之日流行於兩閑,雖無人亦不憂其無所寓也。若氣,則雖不待人物之生,原自充塞,何處得個非氣來?即至於人之死也,而焄蒿悽愴、昭明於上者,亦氣也。且言「寓」,則性在氣質中,若人之寓於館舍。今可言氣質中之性,以別性于天,實不可言性在氣質中也。   蓋性即理也,即此氣質之理。主持此氣,以有其健順;分劑此氣,以品節斯而利其流行;主持此質,以有其魂魄;分劑此質,以疏浚斯而發其光輝。即此為用,即此為體。不成一個性,一個氣,一個質,脫然是三件物事,氣質已立而性始入,氣質常在而性時往來耶?說到性上,一字那移,不但不成文義,其害道必多矣。 三   新安又云有「天地之性」,一語乖謬。在天地直不可謂之性,故曰天道,曰天德。繇天地無未生與死,則亦無生。其化無形埒,無方體,如何得謂之性!「天命之謂性」,亦就人物上見得。天道雖不息,天德雖無閑,而無人物處則無命也,況得有性!   且新安之言天而並言地,尤為不審。以體言之,則天地既不得以性言矣。以化言之,則地有化跡,而化理一屬之天。故中庸但言「天之所以為天」,而不云「地之所以為地」。地之所以為地,亦天之為也。故曰「無成有終」。有終者,化之跡也;無成者,天成之也。若就人性而言之,則性,天德也;氣,天化也;質,天以地成之者也。以,猶用也。不得以天地並言,亦審矣。 四   五常百行,何一而不以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行之?五常百行,道也。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,行道、凝道之德也。于理言之,則善有萬;於心言之,則五者盡之矣。故知夫子之以此五者答子張,理已極,功已全,更無遺也。   看聖人言語,須看得合一處透,如「克己復禮」,「 主敬行恕」等,無不以此五者行之。則全體、大用,互相成而無礙。若執定藥病一死法,卻去尋他病外之藥,謂恭、寬、信、敏、惠外更有何道。總成迷妄。聖人之教,如天地之有元氣,以之生物,即以之已疾,非以藥治病。則梔、芩不必與烏、附合,而人蔘亦且反藜蘆。凡藥之於病,生於此者,誤用之彼,則為殺。將所以藥子張者,必且以賊他人。而此五者,自上智至下愚,有一而不當行者乎?故知聖人之言,必不為藥。 五   雙峰「剛體勇用」之說,殊不分曉。凡言體用,初非二致。有是體則必有是用,有是用必固有是體,是言體而用固在,言用而體固存矣。勇而無勇之體,則勇為浮氣而不成其勇。剛而無用,則中懷內毖,而亦何以知其為剛!故剛亦有剛之用,勇自有勇之體,亦與仁、知、信、直之各為體用者等。   蓋剛者,自守則厲體、不為物屈用之謂也。勇者,果決敢為體、遇事不怯用之謂也。故體雖不剛,要不害其為勇。如劉琨、祖逖一流人,自守不峻而勇於為義,是不剛而勇也。用雖不勇,要不害其為剛。如汲黯、包拯一流人,固無喜于任事之意,而終不為物下,是不勇而剛也。   好剛而不好學,所謂剛愎自用也。狂者,妄自尊大、輕世陵物之謂。好勇而不好學,如劉穆之、王融,只是勇於有為,便不復顧名節,故其蔽亂。此剛、勇之別,體用各異,不可紊也。 六   程子言「序」,朱子言「敬」,趙、饒二氏無所見而姑為之調停,云「二說相須,其義始備」。朱子若看得程子之言序也為允當,則何故易一敬字?若以序字之義為未備,更須添一敬字,亦當兼言敬以有序,不宜竟廢言序也。唯朱子看得程子之言序者於此處不切,故斷然以敬代之。若其仍存程說于圈外者,則取其「天下無一物無禮樂」一段而已。   釋此章之義,乃使人因禮樂而釋其所以然。禮之所以然者敬也,樂之所以然者和也。以序配和,乃就禮樂之已成而贊其德。禮行而序著,樂備而和昭。故曰「禮只是一個序,樂只是一個和」。行禮行樂時,大段道理如此。故凡天下之有序者,皆禮之屬也;凡天下之和者,皆樂之屬也。唯然,則序非禮之所以為禮,而配序之和亦非樂之所以為樂。朱子云「敬而將之」,「和而發之」。程子所云序與和,只說得將邊、發邊事。其所將、所發者,則固吾心之敬與和也。   程子推天理之本然,而云「盜賊亦有禮樂」,此為老、莊家說禮樂是聖人添上底,故與指天理之在人者以破其「前識之華」一種妄說。若夫子則緣流俗以容之有序、聲之能和者為禮樂,故曰「人而不仁,如禮樂何」。不仁者不能如之何,又豈盜賊之相總屬、相聽順者之得與哉!   夫不仁之人所以不得與于禮樂者,唯其無敬、和之心也。若天道之自然有此必相總屬之序、必相聽順之和,則固流行而不息,人雖不仁,而亦不能違之。而凡人之將玉帛、鳴鐘鼓者,正恃此以為禮樂也。程子此段,是門人雜記來底,想為有人疑禮樂非人心之固有,故為反其言而折之如此,乃非以正釋此章之義。其說規模甚大,卻空闊,令人無入手處,以視聖人之言深切警省、動人于微者遠矣。   且言序者,亦因敬而生其序也。若不敬,則亦無以為序。盜賊之相總屬,終叫作序不得。天下之序四:親疏也,尊卑也,長幼也,賢不肖也。乃盜賊之有總屬,於此四者,其何當也?凡其所奉為渠帥者,徒以拳勇狙詐相尚,而可謂天理自然之序乎?   若夫禮之有序者,如事父事兄之殺,此是胸中至敬在父,次乃敬兄,自然之敬而因生其序,序者敬之所生也。倘以敬父者敬兄,則是夷父于兄,而以敬兄者敬父矣。敬兄之殺于敬父而為之序者,乃所以專致其敬于父也。禮所謂以仁率親、以義率祖、等上順下,皆為至敬言也。然則禮之所以云禮者,以敬言而不以序言,審矣。   馮厚齋求其說而不得,乃以諸侯大夫之僭為無序之實。此既與程子盜賊之說顯相矛盾。僭竊者,充類至義之盡,而始與盜賊等。豈盜賊之賢于僭竊者哉?夫子言禮非玉帛之云,所以通警天下之失實。若但云僭竊者徒有玉帛而無序,則周之時王舉行其所得為之禮,雖以跛踦臨之,而已無憾于禮耶?且僭禮者亦僭樂矣,是樂之失實,亦惟不序之故,而何以只言和哉?   宋、元之際,諸儒鄙陋,隨處將僭竊插入。如「問禘說」、「入太廟」諸章,俱靠此作白賴秘訣,恰似夫子當年終日只尋著者幾個諸侯大夫廝罵,更不知此外有天德、王道在。虞伯生以此注杜甫詩,且一倍酸鄙,不知有杜,而況其望聖人之門墻也哉! 七   盜賊之有渠帥,有僂儸,一般底尊卑之序,也恰像個禮。禮云禮云,拜跪、先後云乎哉?即不仁之人行禮,也須有序。於此正好看他別處。禮中自然之序,從敬生來,便是天理。盜賊之序,因畏故爾,便是人慾。以此思之,則凡脩敬父、敬君之儀,而實以畏君父之威,及為法制清議所束縛,不敢不爾者,皆與盜賊等,而終不知禮之云者也。   程子此段言語,想被門人記來不真,而以己意添換,遂成差謬。其語酷似侯河東,繇他貪于規模之大,而切體無實,程子所云「只好隔壁聽」者是也。不然,則或有問者,程子以其有不知序之病,以此藥之,而藥即成病也。凡藥病者,藥無非病。 八   夫子驀地說個「予欲無言」,看來意義自是廣遠深至。先儒於此,只向子貢轉語中求意旨,卻不在夫子發言之本旨上理會,徒增枝葉,益入迷離矣。   子貢曰:「子如不言,則小子何述?」此是子貢從無言中抽出小子之待述一種來,致其疑問;而夫子所答,則又于成己成物一本原處,見得雖為小子述計,亦不在言也。若子貢未問以前,則夫子初不從教人起義。   向後再言「天何言哉」,非複詞也。前云「天何言哉」,言天之所以為天者不言也。后云「天何言哉」,言其生百物、行四時者,亦不在言也。集註云「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,而不得其所以言,故發此以警之」,只此殊失聖人氣象。   慶源於此作兩種解,要皆無實。一云:「學者體察之意常少,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。」使然,則是夫子故為此憤激之詞矣。茍夫子為此憤激之詞,而子貢且云「小子何述」 ,是何其一堂之上,先生悻悻而弟子煩瀆耶?此說之最陋者也。   一云:「天理流行之實,凡動靜語默皆是,初不待言而著。學者惟不察乎此,而但以言語觀聖人,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。」夫繇言而知其所以言,與不繇言而知其所以言,是孰難而孰易?學者且不能于言而知其所以言,乃欲使于動靜語默得之,不愈增其茫昧乎?   且夫言之不足以盡道者,唯其為形而下者也。起居動靜之威儀,或語或默之節度,則尤形而下之枝葉也。雖天理流行於其中,而於以察理也,愈有得筌蹄而失魚兔之憂。夫子以姊之喪,拱而尚右,而門人皆學之,是學者固未嘗不于動靜語默觀聖人。乃得其拱而不得其所以拱,其執象以遺理,更有甚於執言者。則子又將曰「予欲不動不靜不語不默」哉!   逃影于月而就燈,不知燈之為影且甚於月也!凡此戲論,既皆無實,則知所云「予欲無言」者,非為學者言也。   蓋自言曰「言」,語人曰「語」,言非語也。抑非必喋喋多出于口而後為言也,有所論辨而著之於簡編者皆是也。聖人見道之大,非可以言說為功;而抑見道之切,誠有其德,斯誠有其道,知而言之以著其道,不如默成者之厚其德以敦化也。故嘗曰「訥」,曰「恥」 ,曰「怍」,曰「讱」,抑至此而更云「無言」。則終日干干以體天之健而流行於品物、各正其性命者,不以言閑之而有所息,不以言顯之而替所藏也。此所云「品物流行」,「各正性命」,皆以成己之德言。   朱子感興詩深達此理,較集註自別。其云「萬物各生遂,言天。德容自溫清言仲尼。」,則固以德容之溫清,配天之生物,而非雲天以生遂為功於物,聖以溫清為不言之教也。又云「發憤永刊落,奇功收一原」。所謂「發憤刊落」者,即讱言之極致而無言也;「奇功收一原」者,以言大德敦化之功有以立天下之大本,而不在擬議之閑也。   繇此思之,聖人之慾無言者,亦當體實踐以自盡夫天德,而收奇功於一原矣。豈徒悻悻然憤門人之不喻,而為此相激之詞,如西江學究之於蒙童也哉?曰「天何言哉」,則體天德者不當以言矣。曰「四時行焉,百物生焉,天何言哉」,則雖如子貢之為小子慮者,亦即以成己者成之,而不在言矣。   嗚呼!論至此而微矣。非老氏「知者不言,言者不知」之說也,非釋氏「言語道斷,心行路絕」之說也,聖人所以「自強不息」,「顯諸仁,藏諸用」,「洗心而退藏於密」者也。聖人之德,耳順矣,從欲不逾矣,盈前而皆道,則終日而皆德,敦化者敦厚以化成也,川流者不捨晝夜也。夫何言哉!密與萬物為裁成輔相,而顯與達道達德為誠明也。以此成己,而致中和以位天地、育萬物;以此成物,而篤恭以天下平矣。小子而欲學焉,相與終日于博文、約禮之中,亦下學而上達矣。   是夫子非虛欲之也。欲無言,則終無言也。時而行也,則周流以行道於七十二君之國。時而藏也,則祖二帝,述三王,刪詩、書,定禮、樂,皆述而不作。因魯史成春秋,春秋文成數萬,聖人未嘗有所論斷。而百王之大法以昭。蓋未嘗取其心之所得者見之言也。故曰「我欲托之空言,不如見諸行事」,而天下萬世無不被其時行物生之功矣。此聖人所以成己而成物者,夫何言哉!嗚呼!亦微矣,非可以淺見一二測也。 九   「小子何述」,非小子何法之謂。述者,轉稱之以傳於人也。子貢之意,欲夫子著書立教,而使弟子述之以詔後世,亦非但自為學也。夫子雲天何言而時行物生,則在己固不待言,而小子亦無容述矣。   嗚呼!聖人之去今,幾二千歲,而天下雖在夷狄盜賊之世,且未盡人而禽也,豈徒以聖人之言哉?如以言,則誦聖人之言者,且不免於禽行;而其能與知與行夫聖人之道者,或未得耳聞口誦夫聖教。天命之性,聖人顯道而神德行,莫之為而為之,固非人之所易知也。嗚呼!愚之所言者,如此而已。過此以往,不可得而言矣。雖然,其與釋氏「自性眾生,一念普度」者,則薰蕕矣。熟讀張子正蒙而有得於心焉,或知其旨。此二段文字,愚雖不肖,不敢為欺人之語。抑不能顯指其所以然,則力有所不逮,而言者本不能盡意者也。 十   切須知,言與語異。子曰「予欲無言」,若有人問時,惡得不「叩兩端而竭焉」!今一部論語具在,且說夫子所言者是那一段道理?若老子五千言中,徹首徹尾,只是一句子作宗風。即孟子亦所未免。聖人且就一時一事說去,自止至善。即此可想其天行之健、於穆不已氣象。若問而亦以無言答,則天龍一指、臨濟三拳而已。 一一   小注中「邪僻」二字,所該甚廣。愚不肖者有愚不肖之邪僻,賢智者有賢智者之邪僻。 不正之謂邪,因而深陷於邪之謂僻。然則莊子之嗒然喪偶,釋氏之面壁九年、一念不起,皆邪僻也,皆「飽食終日,無所用心」者也。   雙峰言「靜坐時須主敬」,大有功于聖學。當知靜坐無敬字,不如博弈。抑謂無事不可兜攬事做,讀書窮理不可煎迫而失涵泳,故有靜坐時,則以主敬工夫當之。若謂主敬工夫,須靜坐方做得,但靜坐而他無所用心,以便主敬,則又僻矣。   程子論「復見天地之心」,是動中見得復下一陽動也。聖人於此,直教將此心有可用處盡著用,無有一法教人向靜坐中求。 微子篇 一   微子之去,若以存祀之故,則微子必殷之亡矣。知殷之亡則可,必殷之亡則不可。如父母之病,雖知其不起,不忍必也。且古之帝王失天下者,其祀必不廢,則雖無微子,殷祀豈遂斬乎?   抑云微子為殷王元子,義當存祀,則尤不審。當帝乙立紂為冢嗣之日,微子已不復以元子自居矣。若胸中更挾一「元子」二字,則微子亦建成矣。   且紂固有必亡之道,而亡不亡則尤繫乎天。夏之太康,唐之懿、僖二宗,其宜亡也,亦不下於紂。使紂早死,而國立賢君,商祚再延,則微子之去以存祀者,作何收煞?蓋微子之去,本以遠害而全親親之恩。尚書「舊云刻子」一段,分明說得有原委。愚于尚書引義中辨之詳矣。 二   柳下惠于魯為「父母之邦」,較孔子所云「父母之國」者又別。柳下惠,展氏之子。展之賜氏,自無駭之卒,而惠之生去無駭不遠,應只是無駭之子、夷伯之孫,于魯公室在五世袒免之中,故義不得去而云然。春秋之法,公子不得去國,自是當時通義。士師官亦不卑,但無駭為上卿,執國政,而其子為士師,則卑矣。胡泳引蚳蛙事為證,「士師在邑宰之下,官小可知」。戰國之時,天下分裂,一國乃無數邑,邑宰官固不小。如楚申公、沈尹皆為大臣,而平陸距心,爵亦大夫,與今日縣令不同,不得以邑宰之小證士師也。 三   集註于「佞人殆」與此「殆而」之「殆」,皆云「危也」,初無異釋。慶源云「既幸其或止,而又慮其殆」,則似謂孔子若從政,則有仕路風波之憂。如此下語,恐非接輿之意。接輿一流人,直是意致高遠,亦不甚把禍福做件事在心裡,特其憤世嫉邪,不耐與此曹為伍爾。   人若畏禍福,直是隱不得。飢寒風雨皆危機也。又況末世人情之所樂與為難者,偏在無勢位之人耶!「今之從政者殆而」,與夫子所言「斗筲之人」同意。殆,危也,危亦險也。亦其奸邪傾險,不足與同有為也。集註太略,以言佞人者參觀之自得。 四   伊川說荷蓧稍高。但就其待孔子、子路之禮際,見得如此,不知日暮留宿,自不得不爾,與道左相逢者勢異,非荷蓧之獨厚于聖賢也。若云荷蓧知長幼之節,則安見接輿、沮、溺之並此不知耶?   今此諸人,無從詳考。但以風味想之,則接輿似較勝。記者加以「楚狂」之名,亦且許之為狂矣。狂者,聖人之所欲得而與之者也。夫子于荷蓧,使子路反見而不自往;于沮、溺,則直不與語;于接輿則下而欲與之言。聖人待之,亦自有差等。且接輿直欲以其道感動聖人,三子則漠然自是而不顧,即此可想其胸次。接輿雖憤世嫉邪,而於心自樂。三子只氣很很地埋頭恁做去,且與鳥獸同群矣。楚狂自有虞仲、夷逸之風,三子則幾與於陵仲子等輩。   若謂丈人見其二子一事,與仲子避兄離母不同,則又不然。仲子之於妻,亦有冀缺、梁鴻之風,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。云峰以「楚狂」二字冠此三章,言沮、溺、丈人皆楚之狂士,直是不識得狂。三子者謂之為狷或可。狂不可得,乃思狷,是又其次也。 五   禮,王大食三侑,則雖天子初飯亦不用樂。魯有亞、三、四飯,明用王禮。齊氏言「 不言一飯,孔子正樂而去其一」。孔子正樂,但能論定樂之聲容,所云「雅、頌各得其所」 者是也,豈能取魯君之樂官而裁革之?藉令裁樂,則亦當裁四飯,而不裁其初。后儒茍欲推尊聖人之功化,如此類者,直是不通。 六   樂官之去,雙峰謂魯專尚淫哇故去,是也。潛室歸咎於三家強僭,則三家之僭已久,此諸子者,當其始便不應受職矣。   讀書者最忌先立一意,隨處插入作案,舉一廢百,而聖人高明廣大之義蘊隱矣。子曰 「斗筲之人,何足算也」,原不屑屑與此曹爭是非。及云「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」,則又未嘗不矜其愚以召禍也。楚狂云「今之從政者殆而」,早已不中聖人之意。鄭聲亂雅,自是世道人心一大關係。區區自起自滅之三家,值得甚緊要來! 子張篇 一